第8章 论统一性和多样性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为求得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程中，已经走过了七十个年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也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对这些经验的高度概括，即哲学理论思维中。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就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同我们党长期奋斗的历史相联系，同多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实践相联系，显得特别重要，因而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如何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年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这样。

迄今为止，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突破的，由于这一革命本身就是对旧世界的冲击和震荡，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不能不借助于自身组织的力量，就必须有统一的目标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无产阶级所肩负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同它的政党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的高度的统一性是相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独一无二的领导权、统一而严密的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自身品格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这讲的是统一性。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不同，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形势的不同，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历史文化特点、民族传统等的不同，所以统一性要求的实现，又必须以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来保证。因此列宁曾说：“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气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标”。“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1]列宁虽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生活的时间不长，对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接触和详细的论述。但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在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以及在组织建设新生活的过程中，都非常强调要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必须把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贯彻于当时列宁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曾经援引巴黎公社的例子来阐明过这个道理。指出：巴黎公社是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和自觉实行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做伟大榜样，而这种集中制正是与任何死板公式不相容的。照列宁说，苏维埃走的也正是巴黎公社的道路，即把来自下面的主动性、灵活性和集中制结合起来的道路。列宁就当时的情况说，苏维埃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些“胆怯”，还不够大胆，所以他号召苏维埃应当“更大胆、更主动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以期在把集中制和灵活性、主动性等结合起来这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2]。这里所说的集中制，体现了统一性的要求，这里所说的灵活性，主动性等等，又蕴含着多样性的意义。又由于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情况不仅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又是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变革的进程中情况会发生频繁而剧烈的变化，所以就更要讲究变革形式的多样性和可变动性。列宁明确指出：“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3]我们从列宁所领导的实践中，都可以看到他的上述思想的贯彻。他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从战时共产主义断然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关于广大干部既要在实践中学习和创造，又要善于向资本主义学习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以及在建设新生活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各种形式、手段和方法的主张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他在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都是他把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的光辉范例。列宁所坚持的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虽然在列宁之后历史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曲折，但列宁的思想并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遮蔽，反而历久弥坚，光照人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续论证了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领导苏联人民在保卫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胜利，他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规律的客观性等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他在理论上的失误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他在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严重的失误，其主要特点是只讲统一性，不讲多样性，离开多样性而言统一性，把统一性看成是排斥多样性的东西。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则形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实行经济管理，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实际上变成了由上面规定一切的框子。并且误以为这种脱离实际的一套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这种模式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

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如何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上，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误。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尚缺乏统一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的特殊国情或矛盾的特殊性尚缺乏应有的认识，所以往往把普遍的东西绝对化，只知照搬现成的模式，把统一的革命要求抽象化，而不懂得要实现这种统一性则必须把它中国化，使之在适合于中国具体情况的多样化的形式中方能实现。右倾机会主义者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往往以削弱或丧失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去同敌对势力搞妥协，结果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的要求。“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不懂得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条件，不同的运动形式和发展过程等，都是相互区别，因而在质上都显现为是具有多样性的，所以只能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矛盾的道理，结果是几乎断送了革命。既剥夺了统一性的真实内容，使之成为根本不能实现的空洞的抽象，又把一切多样性视为异端，一概加以拒绝。从统一性和多样性这两个方面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地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终于探寻并找到了把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结合起来，把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起来的具体形式和道路。这首先是关于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与马、恩当年设想的革命道路不同，也与列宁开创的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相区别。可以说，在革命的具体道路和形式上不仅是经典的，而且是具有独创性、开拓性的特点，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多样性。但是由于它是符合于中国实际的，是把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有机结合的产物，所以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指出：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4]很显然，所谓中国的“特性”，也就是同其他国家相区别的地方，即同中之“异”。这就是说，无论是何时何地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求同”，是统一性，但无论何时何地要想把统一的东西化为具体的东西，就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同中之“异”，亦即多样性的表现。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时还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进一步地从中国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5]我们从毛泽东同志关于武装斗争、关于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论述，关于统一战线、关于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基础和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及关于有利、有理、有节等一整套的斗争策略的论述，关于党的建设、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等方面的论述，都凝聚着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丰富经验，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加以有机结合的光辉思想。在这些论述中，的确反映了“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其间包含着对中国阶级关系、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阵线的特殊组合等多样性的深刻分析。这样，一方面保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可分割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使政权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实现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伟大的成功。成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创造了把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的一系列具体形式。在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改造中，从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都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统一性要求的实现。对个体农业，我们也是遵循自顾互利、典型示范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等过渡形式，从而把广大农民引上了社会主义道德，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震荡。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一些缺点和偏差，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化——等等，则从另一方面证明：统一性必须和多样性结合起来。一旦离开多样性而言统一性，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工作上的失误。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由于忽视多样性，即由要求过粗过急、形式过于简单化——而造成的失误，带来了长时间遗留的一些问题，以至于在后来的实践中我们不得不在补救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方面作出努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证明：统一性不能以否定多样性为条件，多样性反而是实现统一性的保证和条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这种内在联系和相互规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是同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僵化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6]这种僵化的体制模式的形成和它所带来的弊端，有种种原因。但从思想理论基础上来说，则是与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密切相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十年改革，成绩显著，国人欢欣，世界瞩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它的生机和活力，它的威望和吸引力，正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通过我国人民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显现出来。在这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事业中，在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功和开拓性的进展。作出了一系列合乎中国需要和客观实际的理论性创造。诸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国两制，经济特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之在四化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无论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景象。比如，在所有制结构上，过去那种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正在逐步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结构转变。在企业管理方面，过去那种政企职责不分，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体制，正在向政企职责分开、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体制转变。在政治生活中，政通人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终于开始形成。在思想文化领域，双百方针正在得到贯彻，出现了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科学文艺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一切都是统一性所要求的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推行其和平演变战略，他们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之机，图谋改变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内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也乘机煽风点火，制造事端。他们用所谓政治上的多党制，企图来根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经济上的私有化，来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用所谓真理“多元论”，来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这些人所制造的种种舆论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贯穿于其中。这就是借以多样性而根本否定统一性，以自由化来冒充多样性，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三

弄清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所以我们是物质一元论者。同时，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一元论，即认为统一的物质世界又是多样的。这是因为，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无生命物质到有生命物质，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等，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和多样性的表现。人类社会本身，也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发展的高级阶段。一些唯心主义者也讲世界的统一性，但他们把精神、上帝等作为统一的基础，黑格尔不仅讲世界的统一性，也讲世界的多样性，但他所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不过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及其发展的不同环节，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讲统一性或多样性的。机械唯物主义者讲世界统一于物质，但又把不同性质的事物归结为量的差别，否认事物质的差别性和多样性，把自然界理解为服从于力学定律的统一整体，并且在历史领域陷入唯心主义，根本不能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解释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及其辩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统一性问题作了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科学回答。它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物质又以多种形式存在和运动着，所以它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观点。恩格斯曾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7]既然，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已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证明，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个问题早已作出了哲学上的论证，那么为什么恩格斯还说这个问题仍要由科学的长期、持续的发展来证明呢？这是因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扩展和深入了。关于天体运动的天体力学、天体化学、天体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不仅证明了太阳系中的太阳、行星和地球有同样的物质基础，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天体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在微观领域，当人们的认识已经深入到夸克这种层次时，不仅证明了物质结构上的任何极限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在每一更深的层次上都显现出它的多样性。事实反复证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长期、持续的发展，是个无限的过程，统一的世界在运动形式、关系、结构、层次等方面的多样性的显现，也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随着过程的推移和人们变革现实的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和认识也将越来越丰富、深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且从新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统一性的原理，它们所揭示的关于世界的系统性、整体性、层次性、有序性、动态性以及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无疑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对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向前跨进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基本观点虽然是颠扑不破的，但同时又认为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科学证明亦不是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相反，辩证哲学的基本观点正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因此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科学证明和哲学论证，也必然是“长期的和持续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是我们在谈论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时所理应具有的一个基本观点。

其次，作为辩证法范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无疑是以确认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为前提的，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是属人的世界，是只有用人的方式才能加以把握的世界。那么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又是与人的实践，人的全部活动不可分割地相联系的。因此，所谓统一性，系指事物自身所固有并通过实践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常住的具有主导、统摄、包含一切的性质的哲学范畴，是各种形态的现象存在的基础，是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得以展开和显现的基础。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一般生物到人类社会，从物质现象到精神现象，它们之间都存在着统一性。科学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各种天体之间并没有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它们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天体物理学揭示了其他天体和地球的物理运动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现代科学通过对光谱的分析，对月球岩样以及对陨石的化学成分的分析，都说明了这一点。今天，人们对生命现象的认识是大大前进了。而现代科学也证明，生命的能力即是蛋白质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进行自我更新的一种物质特性。在生物和非生物之间以及在构成生物有机体的不同分子之间，都存在着统一性。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但两者之间也有着同一性，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特性和规律，但它们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同一性。由此看来，以物质为本原，以实践为现实基础的统一性，本身就内含着发展的多样性，而这种统一性则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得以显现的基础。

与统一性相联系的多样性，则是表征事物在形式、结构、层次、发展过程、阶段等方面的差别性的范畴，是指区别物自身以及区别物之间的关系。现代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边缘科学所提供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统一的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的认识。今天，科学技术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统一的物质世界在存在和运动方式、结构和功能、系统和层次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现出来了。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已经证明，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简单性原则正在失去效用，而关于事物的复杂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的见解，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确认。历史是发展的，发展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事物，未来并不完全包含在过去之中。不可逆性不仅在物理学中，而且在生物机体中，在社会历史运动中也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剖析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历史规律。但是这种揭示并不是从过去推导出未来的一切，也不是把未来完全包含在过去之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曾经预言，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历史环境”。[8]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拒绝对未来社会的详情细节的描述，这两者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所谓规律，“只是那些逐渐为本身开辟道路而且互相交错的趋势的表现”。[9]马克思在讲到“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时说，在社会领域有一种规律出现，就“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10]规律的这种具有“趋势”的特性，是由参与历史活动的各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只有趋势性质”的历史规律本身也就内含着未来并没有完全包括在过去之中。因此，揭示事物发展的新的方面，注意地平线上所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必将使我们对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不断深化。

再次，统一性和多样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互相规定、互为条件的。按辩证法的观点，没有离开统一性的多样性，也没有离开多样性的统一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只有在它们的相互关联中才能获得各自的规定性。因此，两者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这种关系的内在性，表现为它们中的每一方都不能单独存在，而是在其对立统一中各在对方中映现自身，各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统一性内含着多样性，多样性也是以统一性为前提的。列宁在讲到这个问题时曾说：统一性“不是要求清除多样性”，而是以多样性为条件，“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11]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都阐明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他指出：“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12]这里，是把独立性与统一性相对而言的，而独立性的内容则是指“读书”、“散步”、“吃饭”等，亦即多样性。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是指要有独立性或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说，“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或多样性。两个方面都是强调两者的相互关联性。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这种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性质，要求人们把它们应用于实际生活时必须坚持辩证的观点。这是因为，统一性，使不同的事物联结起来，呈现出根源于统一的有规律的运动。多样性，使相互联结的事物区别开来，世界呈现为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面貌。只有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观点。

只讲多样性，不讲统一性，或者离开统一性而言多样性，事物就会出现混乱，现象之间就会发生不正常的相互干扰，就会影响到各个事物（或要素）——乃至全局的正常发展。只讲统一性，不讲多样性，或者离开多样性而言统一性，事物就会僵化、死板、单调，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就没有生动活泼的面貌，就会因缺乏内在的差别和搏动而死气沉沉。

在思维方式上，只讲统一性或只讲多样性，乃至把统一性和多样性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就会陷入绝对化、简单化或思想僵化，就不能进行辩证地思考，就谈不上使思维方式科学化。在实际工作中，只要统一性，否定多样性，就会搞“一刀切”，公式化，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抹杀事物的个性和每个要素在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到头来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导致工作的失败。只讲多样性，否定统一性，就会闹独立性、分散主义、不顾大局，乃至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会引起系统中某些功能的紊乱，到头来也不利于整个系统的正常发展，同样会导致失败。

最后，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当时实践任务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对统一性或多样性的某一侧面有所强调，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强调绝不意味着可以离开统一性而言多样性，或者相反。比如，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等情况，都是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改变的，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客观存在。所以，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把统一性理解得很死，试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脱离实际。但这不是说可以根本不要计划，而是说在计划中不能把一切都包下来，不能把一切都说得死死的，不能离开多样性而言统一性。依据实际情况，从总体上或宏观上制订一个具有一定的能力或弹性的计划，非但不排斥不同地区多样性的需要，反而有利于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发挥，从而为实现统一性提供最好的条件。又如，在一定条件下，当着一种倾向成为正常发展的主要障碍时（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本位主义严重而有损于全局利益等），强调统一性而反对那种离开统一性的“多样性”，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如此，统一性就会落空，宏观的调控计划就无法实现。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需要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内在联系上来正确理解和把握两者的关系，认清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内在地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多样性。特别是，从认识上说，当一种倾向居于主导地位时，往往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而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则比较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原理而解决实际问题时，则需要审时度势，把握必要的限度，特别需要辩证地思考。

（原载《浙江学刊》1991年增刊）

注释

[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0页。

[2]同上书，第399页。

[3]《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8页。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2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2页。

[6]《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8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8页。

[11]《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