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收藏的历史和现状
暨南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高等学府，是目前全国高校中境外生最多的国家“211工程”重点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意即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远播到五洲四海。
暨南大学的前身是1906年清政府创立于南京的暨南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覆灭，学堂因而停办。1918年春在原址复校，改称国立暨南学校。1923年迁至上海，1927年改组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迁址福建建阳，1946年迁回上海。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1970年春被撤销，部分系分别合并到华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校。197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至今。
暨南大学图书馆虽随学校几遭劫难，文献散佚，但所存仍为可观。现藏古籍主要由暨南大学原有旧藏、原广东师院旧藏和章太炎、朱杰勤、黄荫普等名家藏书组成。馆藏珍品包括：章太炎藏书凡4000余册，书中太炎手批为国内罕见；明清善本近9000册，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161部；入选国家级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共163部。《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收录7101部，约66970册。
一 南京初创时期（1906—1923年）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创设暨南学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覆灭，学堂因而停办了六年之久。暨南学堂创办之初的四年中，校舍利用的是南京妙相庵的房屋，目前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显示当初设有图书馆。其间相关的负责官员奏拨经费，主要用于建筑校舍，添置住宿、器具、图书等学习生活基础设备。宣统元年（1909）六月初九，端方奏《暨南学堂医药书籍等费请仍由闽海等关分拨片》称：“本年全班学生一百七十余人，购办英文书籍，添置理化器具共需银二千两。”[1]按常理，既然购买了书籍，就得有存放之所，在暨南学堂创办之初的四年中设置图书室是可能的。
辛亥革命后，暨南学堂在旧址恢复办学，改名国立暨南学校，此时始考虑修建独立的图书馆馆舍。1917年11月1日，教育部派黄炎培筹办暨南学校。黄炎培等向教育部呈报《暨南学校五年间进行计划表并造送七年度预算册》。[2]所谓“五年间进行计划”包括预备期（民国六年十一月至民国七年七月，共九个月）、民国七年至民国十一年（共五年）需要筹备和实施的事项。其中预备期筹备设施第一项是图书馆，民国七年开办的设施第一项也是图书馆，足见学校对图书馆的重视。
鉴于图书存放及学生阅读的需要，在图书馆未成立之前，1918年3月11日暨南学校先行在“校内设学生阅书报室”[3]。同年4月18日，学校颁布《阅书报室规则》，[4]共九条，对开放时间、管理人员、阅览规定、借阅手续以及荐购、保护书刊等事项进行了规定。
暨南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基本按“五年间进行计划”推进。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和建设，1918年秋图书馆竣工。10月6日，图书馆行开幕式，计有图书1213册。[5]
二 真如发展时期（1923年9月至1937年8月）
1923年，暨南学校陆续迁到上海真茹镇（真茹后改作真如，即今上海普陀区真如镇）。是年秋，暨南学校真如新校舍落成，校图书馆同期竣工。[6]图书馆竣工仅1年，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真如镇当兵火之冲，本校为营垒者两月，图书仪器荡然无存。
暨南学校图书馆经过三年的发展，藏书益增，但1924年图书馆遭到江浙战争破坏，原有馆舍已不敷应用。1926年3月31日，校长姜琦在校董会议上提议募捐建筑图书馆，议决通过。“建筑费以一万五千元为度。图书馆的雏形为凸字形，占地六分零九毫四丝；分上下两层，上层全作阅览室及书库，可容纳一百二十人；下层分作教室及馆员办事室。”[7]5月27日，新图书馆奠基。6月，举行图书馆募捐。校董郑洪年首先认捐5000元，并允将承担募足不敷之款。遂由校长提议，校务会议议决，定名“洪年图书馆”以为纪念。12月，图书馆动工兴建，原定以半年竣工。
1927年2月，沪宁路线发生战事，全校师生迁徙沪上，图书馆建筑因此停工。5月27日，借本校20周年纪念之便，先行洪年图书馆开幕典礼，继续开工。6月14日，国立暨南学校改组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9月，兵复来校，馆舍为军人盘踞月余，工程受阻，延期复延期，直到是年秋天，图书馆始全部落成。遂安装书柜桌椅，布置馆舍。11月21日，图书馆正式开馆。符大昺撰《洪年图书馆记》记之。
洪年图书馆建立之前，图书馆长期隶属于学校教务处图书课，由校长聘任许克诚主其事。郑洪年掌校后，对于图书馆的扩充不遗余力。1928年1月25日，图书馆从教务处分离出来，改为独立机关，设馆长一人，由校长聘叶崇智（公超）为馆长，从此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得到提升。当时馆藏中文书籍15万卷，精订1.6万余册；西文书8000余册；日文书500册。每日平均到馆阅览在500人以上。新馆既成，时虽“为沪上各校图书馆之最大者”，[8]但不久因学校教室不敷，馆中楼下房屋，强半被辟为教室，原规划馆内附设“南洋馆”等计划无法实现。扩充图书馆工程被纳入学校第二期建筑规划中，开工时间定在当年暑假期间。1929年夏，馆长叶崇智就职北平，聘张天方（凤）博士继任馆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真如镇处于战区，学校再次遭受重大损毁。为安全起见，学校决定在学生较为集中的上海租界、苏州、广州三地分别办学。上海租界校区分为两院，第一院在赫德路，第二院在新闸路。奉校长之命，图书馆于2月21日开始陆续将藏书搬出，部分暂存华龙路中华职业教育社，部分存放于莫利爱路本校临时办公处。至25日，除报纸及尚未装订的杂志外，所有图书已全部搬出。后因临时办事处房屋不敷，再租新闸路1758号（位于第二院西侧）为图书馆，遂于3月27日迁入新址。原藏于莫利爱路临时办公处的所有图书也迁到新闸路图书馆。经过两周的整理，新闸路图书馆的全部图书整理就绪，并于4月25日起正式开馆。
嗣停战协议签字，1932年5月23日，暨南大学战后整理委员会校舍组开始接收和清理真如校舍，并从各处搜回书架30余件，往真如维持会搬回各类残缺书籍、杂志、印刷品等十数麻袋。7月，新闸路图书馆用房租赁期满，而真如馆舍的清理也大致就绪，遂于是月13日开始回迁，16日全部搬运完毕。回迁图书凡1991组（捆），分装木箱225个，麻袋117包。23日，搬回真如洪年图书馆的图书全部整理完。[9]
战后，本校各地面及各校舍，被日军抛弃之书籍，狼藉不堪。损失校产中“中外书籍杂志报章类5000元”，教职员“书籍类20000元”，学生“书籍类160000元”。相比师生个人的书籍损失，属于校产的图书馆藏书损失较小。图书馆藏书有幸得以留存，有赖于图书馆同人的及时抢运和妥善保存。战争期间，图书馆曾为日军占据，虽然图书转运及时，损失无多，但图书亦多残缺，而中文善本及西文图书散佚尤多，尚存3.4万余册，约占战前之半。书架、阅览桌椅等器具和杂物则遭到严重毁坏。
1933年6月，馆长张凤因专任教务，聘胡肇椿兼图书馆主任。12月，学校发生驱逐校长郑洪年风潮。翌年1月，学校“驱郑会”以郑氏欺世盗名之由，将“洪年图书馆”易名为“暨南图书馆”。[10]2月，胡肇椿辞职。从第二学期开始，改约杜钢百为图书馆主任。馆务会议请求确定图书馆经费并增加预算，重新编订图书目录，补全残缺图书，充分添购报纸杂志等。9月，主任杜钢百因故辞职，由查修继任。28日召开馆务会议，讨论编制新图书馆目录，增购新书及杂志，清查未还图书，增加阅报室等事项。
1936年，暨南大学搬回真如校区已四年，洪年图书馆已建十年，此时藏书已达5.6万多册。藏书日增，馆舍陈旧，不敷应用，校方复力事图书馆扩充事宜，多次提出图书馆重建或扩充建议。9月，主任查修因到交通大学任事，另请林仲达担任。馆务会议讨论现有馆舍不敷应用问题，议决要求学校扩充馆舍，为研究室及阅报室之用。因书库爆满，遂将常用各科教本及参考图书分别陈放各院系研究室。
1937年1月4日，校长何炳松在总理纪念周报告中再提图书馆的重造。2月，图书馆主任林仲达因前往广东省立勷勤大学任教辞职，所遗职位由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兼任。新馆长甫上任，即提出图书馆应“更注意南洋文献之特殊使命”的愿望。[11]至3月，藏书达6万余册。8月，“八一三”战事爆发，重建图书馆的努力化为泡影。战火再度殃及真如校区，校舍几被夷为平地。不仅是暨大，上海市区公私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也普遍遭到破坏。损失最大者如市中心图书馆、南市文庙图书馆以及同济、暨南、复旦、交通等学校图书馆，总计损失图书达40余万册。至于暨大图书馆藏书的损失，据战后编印的《暨南大学图书馆劫余书目》前言称：“经八一三战役，中日文之杂志、日报二万余册，全部毁失。中日文之图书亦丧失大半。惟西文之图书杂志及比较重要之中日文图书幸获保存。”[12]9月，学校奉令迁入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办学，时间长达四年之久。
三 上海“孤岛”时期（1937年8月至1941年12月）
“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初，学校将“仪器图书装了两百多箱运往九江，以准备迁校江西”。[13]部分重要图书仪器转移到法租界内的中华学艺社安置。大学部匆匆觅得美租界小沙渡路826号侨光中学的房屋，分租了一半为临时校舍，其中安置图书储藏室、阅览室各一所。学校迅速于1937年9月20日开学。由于时局动荡，1938年，学校先后搬迁到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四合里38号、威海卫路新寰中学、公共租界康脑脱路528号教堂等处上课。至1939年，学校稍为安定，渐次扩充了图书仪器，从江西运回来的书籍也启箱取出陈列，并且买了不少的新书。
四 迁址建阳时期（1941年夏至1946年夏）
1941年夏，日本南侵之心日益明显，且与美英等国家矛盾日甚，太平洋战争势不可免，战争若爆发，上海租界必将不保。有鉴于此，教育部强令暨南大学即刻办理内迁，遂由周宪文、吴修赴闽筹设暨南大学建阳分校，11月正式开学。1942年夏，总校迁闽完毕，暨南大学建阳分校的名称遂被取消。考虑到迁运困难，学校在南迁前，将图书设备、档案等装箱，分别秘密寄存上海某处，没有运往建阳。
在建阳，校址主要以童游文庙为中心，并借用明伦堂等处，且进行修葺改造作为教室、办公室以及宿舍等，将崇圣祠改建成图书馆。在建阳初期，图书资料非常缺乏。后来逐步向江山、南平、福州等处商务印书馆搜集购买到少量书籍，还特派郭虚中驻福州专职搜集采购图书，经多方努力，才先后购得中文图书数千册，其中还有不少善本。另蒙在福州的外国朋友惠赠外文书数百册。[14]经数年经营，图书馆略具规模。
五 复员回沪时期（1946年3月至1951年6月）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准备迁回上海。1946年2月，学校拟订《国立暨南大学复员计划建筑房屋之种类及造价估计（甲项）》。[15]依这个计划，图书馆为独立的二层宫殿式中西合璧建筑，楼下书库，楼上阅览室，容纳600人，造价估计8万美元。3月，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及随身用品，分乘多辆卡车，从建阳经龙游到兰溪，再换船到杭州，之后转往上海。6月，暨南大学返沪之后，原真如校舍遭战火严重损毁，洪年图书馆也成一片瓦砾。因受内战影响，经费有限，原拟在南京建永久校舍的计划经年无着。在两难的情况下，经校长何炳松多方奔走，遂由行政院拨得上海东体育会路330号前日本第二女子高等学校及宝山路前日本第八国民小学旧址作为暨南大学返沪之临时校舍。
因系临时校舍，学校并未为图书馆安排独立的馆舍，图书馆与办公室、教室、实验室、礼堂等同在一幢办公楼。当时暨南大学分为第一院、第二院。第一院在东体育会路330号，原有楼房一大幢，为学校总办公处、理商两学院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及礼堂。第二院在宝山路，原有楼房一大幢，学校使用三分之二，为文法两学院办公处、教室、图书馆及礼堂。两院分别设立图书馆：理学院图书馆，除专置理商学图书外，又获教育部配给敌伪图书3万册。文学院图书馆，专置文法图书，除原有图书3万余册外，又应备《东方杂志》全份，各省通志，各大学学报，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刊物，美国图书馆协会捐送1940年至1946年关于文法类图书杂志多种，及交换到台湾省图书馆赠送南洋图书20余种。[16]
截至1947年，暨南大学图书馆藏书达8万余册，其中包括在建阳时购置的中西文图书6000余册、在沪先后接收日本女子高等学校书籍7000余册、教部分配陈群藏书3万余册、美国赠送教科书杂志400余册、日本岩波书店赠书200余册、教育部驻沪文物分配委员会分配书籍300册，合计接收书籍达4万余册。当时又添购中西文新书5000余册，杂志100余种。总计旧存、接收与新购之书达8万余册，杂志达300余种。[17]因一、二两院校舍局促，书库及阅览室均显狭小，亟待筹建图书馆，以利扩充。这一时期图书馆主任为孙心盘。
暨南大学复员返沪后，国民政府虽有在南京建永久校址之规划，但因局势动荡，经费困难，迁校遥遥无期。故自1947年始，学校迭次呈请教育部，拟先就真如校址规划建造校舍，徐图恢复，以改变目前局促狭隘的困局。可是，直至1949年暨南大学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校，在真如旧址建造校舍，筹建“宫殿式中西合璧图书馆”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图书馆一直处于分置两院并与其他部门同楼办公的状态。
1949年8月，暨南大学合并于复旦、交通等大学。1951年，图书馆藏书除2.8万余册运往北京燕京大学外，其余9万余册移交华东教育部保存，后为上海各校领取分藏。据《华东师范大学具领前国立暨南大学线装古籍书清册》，1951年7月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于11月领取了原国立暨南大学藏中文善本2089册，中文线装书36118册，共计38207册。1952年冬，“上海停办高校办事处”将曾藏暨大之“泽存文库”遗书一批，拨交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交通等校从原国立暨南大学领取的古籍数量不清楚，估计不在华东师范大学之下。据此保守估计，上海时期暨南大学图书馆收藏古籍在10万册以上。
六 广州重建时期（1957—1970年）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图书馆藏书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部分由中山大学赠送，一部分由中山大学所属的工农速成中学移交，一部分由教育部在有关大专院校中调拨支持。三部分共计图书43425册，其中包括部分古籍。
1962年编印的《暨南大学图书馆藏丛书目录》，著录丛书凡267部27329册。“前言”曰：“我馆入藏的古籍共七万五千余册。”1963年编印的《暨南大学古籍目录》，著录线装书共6230部，75662册。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一次馆藏古籍统计。
1964年7—9月，广东师范学院停办。原有44.3万余册图书，分别调拨给暨南大学、广州医学院（代表广州市）、教育心理学研究所等单位。其中线装书约56993册，一半（约2.8万册）调拨到暨南大学。
1970年春，暨南大学被撤销，部分系合并到广东师范学院（由华南师范学院改名），部分系合并到中山大学，部分系合并到广州外语学院，学校机关和直属单位合并到广东化工学院。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也被瓜分。
七 广州复办时期（1978年至今）
197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原址复办。“文化大革命”时分散到各院校的图书，复办时仅调回56万册。
1979年11月，根据《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组的要求，暨南大学图书馆编印了《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油印本）。据统计，著录善本凡经部39部、史部82部、子部78部、集部156部、丛书4部，合计359部。1985年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暨南大学图书馆藏明清善本共161种，其中有珍稀版本21种112册。
1980年3月，暨南大学复办后第一届董事黄荫普（1900—1986）捐赠古籍750册。
1984年，暨南大学有幸收藏章太炎（1869—1936）藏书一批。编印有《暨南大学图书馆章太炎先生藏书目录》一册，著录线装书凡290部3930册。按四部计，则经部49部832册；史部54部1173册；子部110部611册；集部62部408册；丛书15部906册。章太炎藏书内容丰富，四部悉备，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图书资料体系。其中有《百川学海》等11部明刻本，加之清乾隆以前的刻本，属善本范围者凡28部。而散落于藏书中尚未公开发表的太炎题跋、批注等遗文尤为珍贵，具有重要的文物和学术价值。2005年，“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整理与研究课题”成功申请到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2012年10月，整理成果《章太炎藏书题跋批注校录》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13年8月，荣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
1989年，图书馆对古籍室的图书进行清查，经统计，凡10325种，约117660册。其中线装书（含古籍、影印古籍和线装民国图书）凡8198种，约112970册，普通图书凡2127种，约4690册。这是有案可查的第二次馆藏古籍统计。
1990年，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杰勤（1913—1990）病逝，其生前藏书归公于学校图书馆，总数约3000册，其中有古籍280部1728册。朱杰勤教授从事中外关系史和华侨史的研究50多年，著作等身，收藏专业图书颇有特色。
2007年，暨南大学图书馆新馆落成，库房和设备的升级为古籍保护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设备方面，设独立的线装古籍书库，配备海湾火灾报警、自动灭火系统和HF—80风冷恒温恒湿空调机组，实现全年每天24小时自动调控。古籍书柜全部采用榆木和樟木材料，每个书柜放置“芸香草”，定期在书库投放鼠药。设独立的古籍修复室，购置材料设备，培训修复人员，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2008年9月，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工作正式启动。2009年6月，通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考察和评估，被评定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9部善本先后入选第二批至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国务院授权，文化部颁发证书。2011年10月又被评为“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163部善本入选第一批和第二批《广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由广东省文化厅授权，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颁发证书。2017年1月，本馆承担的“广东省古籍普查登记科研课题”顺利结项，至此，《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之《暨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编纂任务全部完成，6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共收录1912年之前所写、刻、钞、印各类版本之古籍凡7101部，约66970册。
（原题《暨南大学图书馆创立及沿革考》，原载《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标题及正文略有删改）
[1] 端方：《暨南学堂医药书籍等费请仍由闽海等关分拨片》，《学部官报》1909年第94号。
[2] 《指令暨南学校该校进行计画及七年度预算均准照办文（第四百二十七号，七年四月十六日）附暨南学校五年间进行计划表》，《教育公报》1918年第5卷第8期。
[3] 《暨南学校一年间大事记（1917.11.1—1918.12.31）》，《中国与南洋》1919年第5期。
[4] 《暨南学校各项规程》，《中国与南洋》1918年第3期。
[5] 《暨南学校一年间大事记（1917.11.1—1918.12.31）》，《中国与南洋》1919年第5期。
[6] 张一雷：《普陀区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6页。
[7] 叶崇智：《国立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之经过及概况》，《暨南周刊》1928年第10期。
[8] 《暨大洪年图书馆增订开放时间》，《申报》1929年6月7日第27版。
[9] 《图书馆工作报告》，《暨南校刊》1932年第27期。
[10] 《暨南大学晋京请愿代表返校》，《申报》1934年1月6日第14版。
[11] 张契灵：《本学期图书馆第一次馆务会议纪录（1937年2月19日）》，《暨南校刊》1937年第199期。
[12] 《暨南大学图书馆劫余书目》，暨南大学图书馆1938年版，第1页。
[13] 谢章浙：《潜伏的三年半——母校迁入上海租界内的经历》，《暨南通讯》1941年第1期。
[14] 白文：《暨南大学在建阳情景》，《建阳文史资料》1987年第7期。
[15] 张晓辉：《百年暨南史1906—2006》，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16] 《暨大图书馆 馆舍分两处》，《申报》1947年7月19日第5版。
[17] 《本校概况（七、图书/本校图书统计表）》，《国立暨南大学校刊》1947年复刊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