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及运行机制研究综述

第一节 产业链研究综述

产业链理论最初产生于18世纪中后期，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76）提出生产过程中分工论断的理论，这就是产业链思想的雏形；贝恩（Bain, 1958）提出了产业组织SCP理论，这是产业链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马歇尔（Marshall）将分工的论断拓展到其他利益主体间，且更加注重彼此间协作的重要作用；赫希曼（Hirschman, 1958）以产业关联理论为基础，详细阐述分工理论以及专业化对各利益主体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产业链理论的真正形成。但“产业链”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中国化的名词，1993年傅国华首次提出农业产业链，成为我国提出产业链的第一人。2001年，昆明理工大学的秦开大第一个将产业链作为硕士论文研究，由此拉开了中国人对产业链中微观层面的研究。现如今，我国的产业链研究涉及领域较广，许多高校教师、科研院所和农业工作者开始研究产业链与具体产业生产经营相结合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国外关于产业链的相关研究

亚当·斯密（1776）认为，产业链是获取外部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并通过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等行动将产品传递给零售商和用户的过程。在亚当·斯密的产业链思想基础之上，马歇尔（1920）分析了企业之间的分工，这是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根据己有的研究文献，对产业链运行机制的研究起步于农业产业链。近些年，国外关于农业产业链运行机制的研究多从产业角度入手，运用交易成本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供应链理论，对农业的纵向协作、产业组织进行研究，多集中于信息管理、产品质量控制和价值链这三方面的分析，试图探索增强产业链竞争力的关键点。霍夫曼（Wout J.Hofman, 2001）强调信息交流技术（ICT）对提升农业产业链相关企业竞争力、寻找提高市场份额的市场机会方面的重要作用。罗斯（J.E.Ross, 2005）提出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业链全面质量管理（TQM）；西贝尔（Schiebel W., 2007）通过价值链案例分析，为农业产业链相关企业提供了估计有效客户反应的方法。

随着产业链的发展，产业链管理应运而生。产业链管理运用集成的管理思想，通过对产业链链条的管理，降低总交易成本，提高用户服务水平，以及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最终目的是提高产业链链条的竞争力，使链条上的企业均能从中获益。1980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中提出了价值链理论及价值链（Value Chain），他认为企业进行生产等活动是获取效益及创造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价值链上互相联系的一系列增值活动组成，企业的价值链是这一系列增值活动的总和。20世纪90年代，提高用户服务水平在用户体验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并开始逐渐成为产业链管理的目标，需求链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链应运而生。由美国安盛咨询公司（现埃森哲管理咨询公司）提出的“战略产业链管理”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运用了需求链管理思想的一种产业链管理。

总体来看，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产业链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至40年代，发展于40至50年代，80至90年代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学者们的研究与企业家们的实践互相促进中，产业组织理论一步一步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概念和工具上，这些理论均提出了产业集中度、产业进入和退出壁垒、市场失灵状况、政府失灵状况等；从研究方法上，这些理论或者基于古典经济学或者基于新制度学派，具有较强的理论特色，大多数研究采用静态。西方学者产业链研究的各种理论也都只是提出了观点，针对产业链链条本身进行的相关研究较少。

二 国内关于产业链的相关研究

我国对产业链的研究始于农业产业链。国内专家学者对于产业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产业链含义的探讨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叙述，而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产业链的概念、形成要素、构成机制和优化整合方面。

在产业链的概念方面：曹芳和王凯（2005）、蔡宇（2006）认为产业链包含信息流、物流以及资金流，产业链既包括进行相关产品的生产或服务各主体，也包括进行技术等其他辅助性活动的其他主体，从而组成以企业或行业为单位的纵向关联集合体。郁义鸿（2005）研究表明，产业链是包含各个主体或环节的，由生产资料供给到产品的生产，最后到产品的销售过程构成的复杂有机系统。邹昭烯（2006）提出，产业链是对价值链的延展和深化，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组成的空间组织形式，将各利益主体尤其是企业纳入价值系统，而企业价值系统通常简称为产业链。李心芹与李仕明（2004）等提出，产业链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将具有关联的利益主体以技术、产品、资金、政策等各方面结合起来构成的具有增值潜力且复杂的战略联盟。姚平和梁静国（2007）等提出，产业链是在一定产业范围内具有潜质的各利益主体构成的战略联盟，其本质是以价值链理论为基础构建的战略产业集合体。杨公朴和夏大慰（2002）提出，产业链是具有密切关联的利益主体组成的网状结构，其本质就是具有紧密关系的产业构成的投入与产出关系。

在产业链的形成要素方面：刘富贵与赵英才（2006）研究表明，企业在产业链构建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于产业链中企业在信息搜集、资源整合以及筹集资金等方面具有其他主体不具有的优势，并详细分析企业如何强化对产业链各个节点的管理和控制。李丹和郑志安（2005）研究表明，产业链整体效益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产业链最终产品上，产品生产是各利益主体紧密合作的基础，通过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整体竞争力实现产业链价值的最大化；同时以河南省奶牛产业链为研究对象，筛选出市场、政策等21项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在产业链的构成机制方面：吴金明和邵昶（2006）提出，产业链是指供需、空间、产业以及价值增值四个维度有机组合构成的复杂链条。吴金明和黄进良（2007）等认为，产业链的构成机制具有自身的独特特征，通过不同产业的大力融合构成其链条，根据积极需求、汇聚创新以及双向传导等机制，最终形成各个链条分工合作的产业链。

在产业链的优化整合方面：孙理军和方齐云（2006）等研究表明，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推动产业链附加值的持续增加，才能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必须要经过各种不同视角下产品系列化、集成化、模块化和网络化四个主要阶段。程晓涛（2007）提出，只有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产业链构建的可能性，产业链各利益主体根据自身负责分工的不同彼此间加强合作和联系，按照一定结构组成的网链式结构。杨蕙馨和纪玉俊等（2007）研究表明，产业链中各主体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制度，制度的持续优化和产业链的高度稳定性有着紧密联系。

第二节 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研究综述

一 国外关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基于产业链管理理论和价值链的视角对于畜牧业产业链信息管理、影响因素及运行绩效和应用进行了研究。

（一）草原畜牧业产业链信息管理的研究

在草原畜牧业产业链信息管理方面：马恩（R.D.Man, 2001）认为，可以通过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信息交流推动产业链的整合。达姆（F.V.Dam, 2000）提出，畜牧业产业链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信息化的有效运行。霍夫曼（W.J.Hofman, 2000）等根据不同的视角，对农畜产业链的信息化和彼此间的合作交流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巴尔斯迈尔（Balsmeier, 1996）研究表明，信息化对产业链的有效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最终将不断提升整个产业链效率，实现各利益主体利益最大化。此后帕特马纳班（Padmanabhan, 1997）、沃尔什（Walsh, 1998）、孔波斯（KoMmpis, 1998）、雷特勒（Reutterer, 1999）和阿维夫（Aviv, 2001）分别对畜牧业产业链的信息管理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述。

（二）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影响因素和运行绩效的研究

在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影响因素和运行绩效方面：罗伯特（Robert B., 2002）等提出，畜牧业产业链各利益主体彼此间的合作性、互补性以及信任感对畜牧业产业链运行绩效的整体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内桑（Ganesan S., 2007）等认为，畜牧业产业链运行绩效评价有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之分，长期效率主要用于评价各利益主体的合作关系，短期效率主要用于评价各利益主体的行为状态。达斯（T.K.Das, 2000）等认为，各利益主体构成的产业联盟会对产业链主体彼此间的紧密合作关系造成影响，最终会影响运行绩效和整体效率的作用发挥。

（三）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应用研究

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应用方面：霍布斯（Hobbs J.E., 1988）、拉姆（R.Lamb, 1998）、肖尔（B.Shore, 2003）分别运用各种方法，从不同视角详细研究不同因素对美国牛肉产业链的影响。德乔（Decio Zylbersztajn, 1998）对牛肉产业链总体结构、流通销售、产业链成本控制以及如何确保产品质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及建议。尼夫斯（Neves M.F., 1998）对牛肉产业链的组织体系、成本及安全控制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完善组织体系、最大限度降低费用和成本以及加强安全控制等建议。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运行绩效、信息管理和应用等方面，但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宏观层面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微观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二，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运行绩效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组织模式、利益分配及利益联结方面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

二 国内关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相关研究

与国外相比，国内专家学者对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研究，主要是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内涵的探讨或地区草原畜牧业实践经验的总结，而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概念、构建优化整合、组织模式和应用方面。

（一）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定义

关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概念，国内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概念进行了论述，主要有四个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于产业链角度的定义。如孙东升（1988）等认为，畜牧业产业链包含生产、加工、流通、运输和销售等环节。第二种观点是基于复合系统角度的定义。如吕萍（2012）等认为，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是一个多链条组成的复合系统。第三种观点是基于供应链角度的定义。如邓蓉（2011）等认为，畜牧业产业链建立的基础是畜产品供应链，它是由畜牧业生产者、加工企业、经销商再到零售商以及相关物流企业等成员组成的网链状结构。第四种观点是基于产业关联的角度进行定义。如王桂霞（2006）等认为，产业链的最根本的实质就是产业的关联，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是以相关联系的产业为主体组成产业集群。

（二）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构建和优化

在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构建和优化方面：田春英和康静（1999）指出，畜牧龙头企业对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运行是十分重要，并提出发展壮大畜牧龙头企业的具体措施；高雪峰（2001）认为，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各有不同，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发展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而定，这样才有利于各利益主体的发展壮大，提升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整体效益和竞争力；在文章《安徽：延长畜牧业产业链》（1998）中提出，不断发展壮大畜牧龙头企业是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构建的关键，使得畜牧业产业链不断得到优化调整，不断促进畜牧业专业化和集约化发展。

（三）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组织模式

在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组织模式方面：王建民（2008）以产业链理论为依据，详细阐述山东六和集团的产业链组织模式；李晓红（2005）在产业链整体视角下，以中高档猪肉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主要组合模式的实施措施和建议；吕萍和王玉新（2012）以甘南州为研究对象，以产业链管理为理论基础，详细分析草原牧区三种主要的产业链组织模式，提出草原牧区之所以采取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牧民增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赵明亮和李红等（2009）以新疆羊肉产业链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羊肉产业链的三种主要模式，并对新疆不同地区羊肉产业链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对羊肉产业链运行绩效进行模型分析，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张立峰和张越杰（2011）从产业链整体视角，以吉林省生猪产业为研究对象，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完善其产业链的政策建议。

（四）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管理和应用研究

在产业链管理和应用方面，叶玉莹（2006）详细总结乳品业三种主要模式，对乳品业的产业链进行详细的分析阐述，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阿依努尔·多力坤（2012）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信息化来降低由于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给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带来的影响，并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同时对信息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王雅春等（2009）通过对我国肉牛的产业链现状详细分析，并结合甘南州实地调研情况，总结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意见。秦春华等（2010）以宁夏的牛肉产业链为研究对象，详细阐述牛肉产业链各环节的主要特点与优势，为宁夏牛肉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吕萍（2014）以甘南州畜牧业产业链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的视角对产业链中养殖户和龙头企业进行详细论述，并结合实地调研对甘南州畜牧业产业链进行了实证分析。王传美（2014）深入分析内蒙古肉牛产业链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内蒙古肉牛产业链的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如何保持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专家和学者主要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构建、优化整合、组织模式和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为后续的研究创造了条件，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一，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构建、整合优化主体是畜牧龙头企业，对以牧民增收为目的进行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相关方面研究较少；二，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组织模式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各种模式绩效、对比研究以及利益方面的研究较少；三，针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政策、金融扶持以及信息化研究较多，而对如何构建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制度约束机制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四，对于草原畜牧业中单一种类的产业链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各环节合作关系和合作机制研究较少。

第三节 草原畜牧业产业链运行效率研究综述

一 国外对产业链运行效率的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产业链运行效率的研究较少，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供应链来研究效率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休伊特（Hewitt）和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马科恩（M.A.Cohen），董力（Li D.），斯里尼瓦斯（Srinivas）和塔鲁里（Talluri）。休伊特和克里斯托弗认为，提高供应链过程的集成度，加快反应速度是提高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马科恩认为，应该从控制成本的角度来力求供应链利益最大化，且最主要的控制点在于库存成本的降低。董力则建立了供应链库存成本和时间模型，并提出影响供应链运行效率的四个指标。斯里尼瓦斯和塔鲁里从合作的角度入手，提出选择合理的合作伙伴、稳定整个供应链的合作关系对供应链的运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纵向一体化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瓦伦丁（P.L.Valentine），克弗列特（Kerkviliet），林德格林（Lindgreen），苏库塔（Sykuta）。1982年瓦伦丁将美国1972—1977年发电企业与煤电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实行纵向一体化后煤炭产业的生产效率逐渐提高。1991年克弗列特通过煤炭企业自身所设发电厂的案例，提出了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提高产业效率的理论。在食品产业链中，林德格林认为与单纯的市场关系相比，食品供应商、生产商和加工商之间的协调关系更能提高食品行业产业链的整体运转效率。农产品方面苏库塔认为信息技术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使得农产品产业体系垂直协作更加紧密，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成本更低，循环时间更短，效率更高。

二 国内对产业链运行效率的相关研究

在合作效率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符少玲、王升、杨为民、谭涛、肖艳丽、李继宏和夏兆敏。大多数学者都是基于供应链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符少玲、王升（2008）提出，供应链相关环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意向、合作能力、合作风险和合作条件是关键影响因素；杨为民（2007）认为，蔬菜供应链的运行效率不仅与各环节本身有关，还与环节之间联结的紧密程度有关。谭涛（2004）在对农产品供应链合作效率的研究中利用相关数据建立实证模型，计算出合作能力是影响供应链整体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肖艳丽（2012）通过对利益主体的合作倾向与现有的合作关系进行评价得出，各利益主体只有相互合作才能提高产业链整体的运行效率。李继宏（2013）以生态产业链的运转为例总结出网络节点之间的利益协同才是提高运行效率的关键。夏兆敏（2014）在对生猪产业链的研究中总结出，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是我国政府和企业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经济效率方面，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郁义鸿、王志宏、吕涛。郁义鸿（2005）在对产业链类型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评价产业链效率的基准，所谓的产业链效率即是将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衡量的效率。王志宏（2012）认为产业链的效率即是经济效率，即产业链整体的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吕涛（2009）在对煤电产业链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就是经济效率，即投入产出比率。

第四节 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研究综述

一 国外关于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综述

国外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各主体利益联结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交易费用理论、产业链管理理论以及资产专用性理论等为基础，阐述其一体化的先决因素、产业链风险及利益分配和剩余控制权等各方面问题。克莱姆森（Clemson, 1981）认为，市场力量能起到保证契约履行的作用。克雷普斯（Kreps DM, 1982）等以声誉模型理论为基础，认为如果代理行为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则具有隐含性质的激励措施（如声誉、升职和竞争）对代理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特尔泽（Telser, 1985）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理论，提出要发展“自我实施的契约”。马丁内斯（Martinez, 2002）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对不同农畜产品纵向的协调性进行深入阐述和对比分析，认为交易成本是不同畜产品利益联结机制的决定性因素。贝克（Baker, 2008）对公司制、合作社和合同制等履约情况进行比较，认为公司制相对而言更具有稳定性。

国外专家学者对于草原畜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多集中于宏观抽象理论方面，对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研究还存在较大的不足之处：第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研究和产业发展实际脱节，不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作用；第二，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的形成、构建、模式以及优化整合方面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第三，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应用方面的研究，只针对生产过程中的费用和人的作用研究，且较为肤浅。

二 国内关于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综述

国内专家和学者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利益联结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益机制形成动因、利益联结模式和实践应用方面。

（一）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动因方面的研究

在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动因方面：曹利群与周立群（2001）以博弈论理论为基础，深入阐述各利益主体的行为表现。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性现象的存在，畜牧龙头企业必须积极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加强和牧民合作社的关系，以弥补自身在信息不对称方面遇到的问题。吴群（2003）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体包括农牧户的经济活动都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畜牧业产业链各主体联合也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如此，产业链主体的利益联结才有可能更紧密。唐润芝（2011）以交易费用为依据，深入分析利益联结机制产生的原因，认为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实现产业链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各利益主体紧密联结，以及构建各主体间稳定高效的利益联结机制。

（二）利益联结模式方面的研究

在利益联结模式方面：庄丽娟（2000）通过对农畜产业化经营过程中利益分配机制的深入分析，认为降低交易费用是畜牧业产业化经营的动机和最终目标，因此利益分配就必然要经历深刻的制度优化和变迁。王丁宏（2000）以肃南为研究对象，认为草原畜牧业产业化的问题和矛盾焦点就是利益机制方面，主要体现在龙头企业和基地农牧户未形成利益共同体，由此提出发展农牧户与龙头企业的非市场制度安排，利用合同契约稳定双方的债权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强化畜牧业发展和牧民增收的目的。根据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由于企业、牧户、服务组织等多方利益主体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存在，农牧业产业化形成和发展成为可能，并深入分析“企业＋牧户”和“企业＋基地”两种主要的利益联结机制的形式和特点，并提出利益机制的实质是多方参与主体资源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并提出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的政策建议；吴群（2003）、虞紫燕和孙琛（2007）、刘翔云（2010）、曾艳（2011）等学者认为，利益联结机制有五种形式，这五种形式经历了由初级到最高级不断演变的发展历程，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牧户、龙头企业和合作社逐渐形成风险利益共担的命运共同体；董荣奎和董妍等（2015）提出了九种龙头企业和农牧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模式，通过对主要模式的对比分析，从产业、市场、龙头企业、农牧户以及合作社等方面指出其利益联结模式存在的问题，指出利益联结机制的缺陷和障碍，并从政府、企业、合作社和农牧户方面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三）利益联结机制应用方面的研究

在利益联结机制应用方面：刘红斌和朱洁梅等（2003）以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草原畜牧业各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认为“温氏模式”有利于实现产业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广东畜牧业产业化政策制定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运用格罗斯曼模型（Grossman Model）深入论证和分析草原畜牧业在产业化过程中各主体的行为，认为产业链利益联结主体畜牧业龙头企业和牧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李兴莲（2006）通过对巴州畜牧业龙头企业现状的分析，对巴州牧企利益联结的基本方式和特点进行深入探讨，进而指出巴州畜牧业牧企利益联结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完善牧企利益联结机制的建议。洪冬星（2006）以内蒙古草原牧区为研究对象，深入阐述构建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的目的和基本原则，提出了草原畜牧业利益联结机制的主要形式（包括收购、合同、合作、服务和返利形式），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草原畜牧业利益联结的主要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刘丹（2007）认为畜牧业产业化有两个本质特征：产业链条和利益联结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和完善草原畜牧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各主体利益关系，对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共同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2009）对草原畜牧业的利益联结机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深入分析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的研究总体上是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理论研究较少且不完善，尤其是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各利益主体特殊性和针对性进行的分析缺乏，这制约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的构建；系统性的分析较少。显然，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角度对草原畜牧业利益主体利益联结机制进行研究，无论是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建设还是对于牧民增收和促进牧区经济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五节 牧民收入研究综述

一 国外关于牧民收入的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牧民收入情况的研究，主要在牧民收入的影响因素问题上，也有少数学者将牧民收入与农牧业产业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克里斯托弗·法库泽、查尔斯·马切斯（Christopher D.Fakudze, Charles L.Machethe, 2015）研究了南非通过价值链融资提高畜牧小农户收入的情况，分析了一个畜牧业可以提高小农户现金收入的价值链金融产品的信贷方案。西肯塔·潘达（Sitakanta Panda, 2015）以印度农村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民教育对于农村家庭农业收入差异的影响。作者发现，农民的教育程度显著增加了耕地带来的家庭净收入，指出了农民教育对农民收入增长有影响。阿肖克·米斯拉、希沙姆·奥尔斯塔（Mishira A.K., El-Osta H.S., 2008）通过实证分析法，重点研究了政府在农民增收中的积极作用，包括政府对农民的生产经营给予的支持、保护及补贴，并提出政府应该重视农业补贴政策的制定，促进农民增收。西蒂·峇达丽雅、赛夫·内森、莫哈德·罗斯利（Siti Badariah, Saiful Nathan, M.Mohd Rosli, 2016）以马来西亚一个水稻种植业较发达的农村为例，研究了其家庭收入的结构，并且测算了家庭非农业收入对于农户收入的贡献度。研究表明，将近71%的农户家庭都有多种非农业收入来源，非农业收入平均占家庭总收入的33%，其中非农就业是最主要的非农收入来源。凯瑟琳·保罗、理查德·尼亨林和戴维·贝克（Catherine Paul, Richard Nehring, David Banker, 2004）从农民输入输出的角度，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论证了农业产业化要比小规模家庭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对农民增收更有效。

二 国内关于牧民收入的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牧民收入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且较深入。研究对象多为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西藏五大牧区的典型牧户，或偏远牧区的贫困牧户。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牧民收入结构以及牧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两个方面。

牧民收入结构方面的文献非常多，大多是对于收入结构内在原因的分析，也有学者进行牧民收入结构与农民收入结构，或地域间牧民收入结构的对比研究。何晓蓉、李辉霞（2003）对西藏人均收入较高的日土县农牧民的收入结构及牧民增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讨论，并提出高原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齐艳梅（2009）采用灰色关联法对内蒙古农牧民收入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农业收入是主要来源，为进一步提高农牧民的收入，须进行畜牧产业结构的调整。陈爱荣（2010）对内蒙古农牧民收入的水平、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探索了牧民增收的有效途径。冉璐（2012）以阿坝州壤塘县南木达乡为例，着重分析了藏族牧民的收入结构，从而找到该地区牧民贫困的深层原因。高晓霞、侯智惠、薛玉梅等（2014）通过观察内蒙古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以及对其收入来源变化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内蒙古农牧民与发达省区的主要差距。李祥妹、刘键、钟祥浩（2004）分析了农区、牧区以及半农半牧区等不同地区及不同时段的农牧民收入结构的差异，为不同地区的牧民增收提供借鉴。王忠平、史常亮、杨月（2011）将阿拉善盟林改地区与非林改地区的牧民收入结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国家限牧禁牧政策是两个地区牧民家庭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田聪颖、肖海峰（2014）在分析牧民收入整体水平及收入来源结构的基础上，对农民、牧民收入差距及我国五大牧区省份间的收入差距进行收入来源分析，认为农民、牧民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工资性收入差距，而五大牧区省份间牧民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差距。庄天慧（2016）分析了四川藏区不同地域及贫苦户、低保户的收入结构，提出应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农牧民施行不同政策，以缩小四川藏区农牧民内部收入差距。文献将收入与支出一并研究的较少。包咏梅（2013）通过实地调研，在了解内蒙古农牧民收支现状的基础上，对牧民增收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当地牧民收支结构的方法。黄伟（2015）构建了ELES模型来研究青海省农牧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至关重要。

关于牧民收入影响因素问题，主要归结为牧民本身素质差、收入来源单一、惠牧政策力度小、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邓小飞、马增林（2011）认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问题是纯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速慢、城乡差距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影响因素很多，包括农民本身文化素质低下、农业投入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成为难题。韩永梅（2014）选取白音杭盖嘎查为研究对象，对该区域全面禁牧以来的牧民收入变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全面禁牧政策实施以来没有解决牧民增收难、增收慢的问题，甚至出现牧民收入下降的趋势，从政策及牧民两方面的因素分析制约牧民增收的原因，并着重从调整和完善政策制度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宝兴安等（2011）以2009年锡林浩特市牧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统计学原理，利用经济分析软件，明确了当地牧业生产要素与牧民收入之间的影响关系。徐雪高等（2011）通过对牧民收入变化的分析发现，牧民收入总体增速较快，但仍不及农民和城镇居民，主要的制约因素包括畜牧生产方式落后、牧民转产转业困难、牧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应该在提高城镇化水平、转变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牧区非牧产业、完善补贴政策和发展牧区公共事业等加大力度。高娃（2012）以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和镶黄旗牧户为研究对象，选择草场面积、户主学历、劳动力人数、机械价值、养畜经验年数、生产性支出、牲畜头数作为自变量，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牧民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对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最后提出了牧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目前已有学者将农业产业链与农民收入情况结合来分析，曲秉春（2010）分析了农户收入增长历程和收入结构变化，发现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持续降低，从外生性和内生性两个维度进一步分析了农户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指出当前农业产业化模式不合理，并提出了有利于农户增收的农业产业链商业模式。王祥瑞（2002）认为，拓宽、延长农业产业链才能促进农民的增收。也有学者从产业链的视角考虑牧民增收问题。吕萍、葛鹏飞（2014）认为，实现牧民增收的途径包括创新畜牧业生产经营体制，构建完整的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加强产业链各节点的组织建设与协调等。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系统地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建设这一角度提高牧民收入的研究很少，一般都是从其他角度出发研究牧民增收问题时，在增加牧民收入的对策中提出将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建设好会增加牧民收入这一观点，但对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如何建设会增加牧民收入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很少。本书通过对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学习与研究，试图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建设这一角度入手，围绕牧民增收这一主题，以内蒙古、新疆、青海和甘肃的典型草原牧区为例，通过对牧民收入和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分析，从草原畜牧业产业链构成要素及组织管理两个方面来提升草原畜牧业产业链的建设，从而达到牧民增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