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卷烟于清朝末年始传入中国，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在上海兴起。作为一种嗜好品，一百多年来，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科学技术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国内有关卷烟的资料，从它传入中国起就已经出现了，其中以一些官员和学者的著述最为典型。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英美烟草公司创刊的《北清日报》，在刊登当时国内外时政大事的同时，最早在中国大量刊登关于卷烟产品的广告，为开拓英美卷烟在华销售市场服务。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实行烟酒公卖，财政部官员李恩藻写了一部《烟酒税法提纲》，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清末民初的烟酒税收情况，成为政府实施这一制度和法规的培训教材。该书共五篇十章，对当时的税法情况以及公卖制度实施后征收公卖费用的必要性及相关政策都作了详细的论述，涉及全国各个省区，资料非常详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财政部内设立烟酒税处，负责整理全国烟酒税事宜，同时着手对北洋政府遗留的烟酒税进行整顿。1929年11月，烟酒税处处长程叔度组织编写了《烟酒税史》上下两册，分《沿革》《区域》《税制》《公卖费》《烟酒税》《牌照税》《卷烟税》《洋酒类税》《收支概况》《整理概况》十章，记述了烟酒税的起源、管理机构的演变、各地烟酒税的制度、烟酒税的收支及整顿情况等。鉴于卷烟税收的重要地位，不久，卷烟统税处即整理出版了《卷烟统税史》，分《概论》《卷烟税之起源及其沿革》《改办统税》《施行规划》《实行加税》《扩充统税区域》《税收状况》《杂录》《结论》九章，对中央和各地方有关烟税的政治法规和征收情况作了详细的叙述，资料性强，是当时最完备的有关卷烟税收管理的专著。这两部著作具有开拓性，对民国以来的烟酒税和卷烟统税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1934年1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调查编写了《烟与烟业》一书，从上海卷烟的工业和原料出发，汇集了全国各地区烟业相关情况，资料翔实可靠，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内的烟业发展概貌。1939年，学者陈翰笙通过对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历时两年的乡村调查，写成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它以英美烟公司为中心，对当时国内烟草种植业及卷烟工业状况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美种烤烟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烟农的命运。
卷烟税是战后国民政府货物统税当中的第一大税。1947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货物税署署长的姜书阁通过组织调查，编写了《两年来之货物税》一书，总结了战后两年来货物税的地位、制度、人事、缉私及征收情况，其中对1945年、1946年全国各地区的卷烟税分类及数目作了详细的统计和分析。1947年3月，经济学家张一凡主编的《烟叶及卷烟业须知》由中华书局出版，它属于《现代经济研究所商品丛书》的一种，对国内烟叶的种类、产地、培植、市场及当时上海卷烟厂商和工业情况分别进行了论述，该书具有商品学指南的性质，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国内烟草业及上海卷烟工业概况。1948年，农林部烟产改进处编写了《烟草产销》，全书以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叙述了全国各产烟区的自然环境、产销分布、总产量以及贸易情况，并附有当时进口烟叶和纸烟的基本情况。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作为政府与上海卷烟企业的中间团体，根据会员烟厂发展情况，组织编写了1946年、1947年、1948年的工作报告，对各卷烟企业的生产量、纳税额等作了详细的统计，为我们了解战后上海卷烟工业发展状况提供了依据。
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关于卷烟的专门性报纸和杂志。1928年10月创刊的《卷烟月刊》，以提倡国货为宗旨。作为卷烟同业界的喉舌，它提供卷烟产销信息，刊登烟业管理和生产技术方面的文章，反映当时业内人士的呼声。1947年3月，由张逸宾等烟草专家在武汉发起创刊的《烟草月刊》，主要反映当时卷烟工业面临的困难，以及政府卷烟税收制度的弊端，报道国内外烟业发展概况，为国内卷烟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等信息。这一时期，还有专门报道烟业界新闻的《烟业日报》，该报于1947年7月1日创刊，由当时的上海卷烟商业同业公会编印，内容主要以卷烟销售商情为主。此外，从民国时期上海一些著名的报刊上还可以找到卷烟业的报道和专论，如《申报》《大公报》《商业月报》等报纸杂志，都曾经登载过当时卷烟企业经营的最新报道。同一时代专家学者相关著述，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卷烟行业发展提供了依据。如冯肇樑在《钱业月报》1928年第8卷第2期上发表的《华洋卷烟税则平议》，杨华在1934年第14卷第11期发表的《我国之卷烟及世界烟草之度量》，生活书店1935年出版的《中国经济论文集》第1集上希超发表的《英美烟公司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侵蚀》，麦辛在《上海工商》1946年第4期发表的《抢救我国卷烟工业之途径》等，这些著述都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各个阶段中国卷烟工业发展的内外环境和一般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卷烟工业给予高度重视，烟草资料的整理工作随之展开。国营中华烟草公司于1950年2月编印了《上海卷烟工业概况》一书，对上海中华烟草公司的源流演变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卷烟工业发展的前景及当下的困难等。关于原始资料，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这两部书详尽地收集了近代中国卷烟行业两大巨头经营斗争有关历程的大量丰富原始资料；由陈真等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收录了诸多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及手工业发展特点、资本、结构情况的史料，其中关于卷烟业的资料亦较丰富。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重要指示下，由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担纲完成的一部填补空白的巨著，它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分析了旧中国工业发展状况，揭示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真实历程，该书虽涉及卷烟方面的史料，但有关战后部分提及很少。另外，还有著作对新中国轻工业发展中卷烟生产技术和工艺进行了总结和传承，如1956年出版的由烟草专家王承翰等总结编写的《卷烟工艺学》，1977年由上海卷烟厂调查编写的《卷烟生产基本知识》，等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卷烟业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焦点是揭示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代表——大型跨国企业英美烟公司的对华经济侵略。[5]这些论著从另一个侧面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外国卷烟企业在中国兴起、发展、衰落的具体历史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英美烟公司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研究更加客观和深入。张仲礼的《旧中国外资企业发展的特点——关于英美烟公司资本的积累和超额利润》分析了英美烟公司在旧中国发展过程的六个阶段，考察了外资企业对旧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6]陈曾年的《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销售网》分析了英美烟公司在销售组织方面的发展过程，对其业务成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指出行之有效的销售管理体系、仓库体系及大经理经销体系均发挥了重要作用；[7]张洁的《市场内部化的历史启示——从英美公司在近代中国的经销方式看现代企业制度》，以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对具有典型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英美烟公司机构、资本构成、运营模式进行深入的考察，阐明了制度这一因素对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8]王强通过研究认为英美烟公司尊重并吸收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商业习惯的一些元素，与自身的企业制度和经营理念相结合，降低了企业经营的社会成本，以文化适应为主要特征的本土化经营策略是其获得商业成功的必经之路。[9]作为民族卷烟企业的典型代表，学界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研究与英美烟公司难分伯仲。方宪堂先生从爱国热情、原料来源、管理经验、设备更新、销售方法等多个层面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营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10]李会龙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产品销售作了细致考察，认为健全销售机构扩大销售范围，采用各种销售方法降低销售费用，是其销售额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11]李玉、熊秋良则从公司法角度切入，考察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设立程序、公司章程、组织特征、运作过程、改组清算程序等，揭示出民初公司法对该公司的指导、保障和约束作用。[12]
由于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卷烟工业的发源地和工厂企业的聚集地，所以这一领域工人运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上海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共上海卷烟一厂委员会宣传部编写的《战斗的五十年：上海卷烟一厂工人斗争史话》和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上海卷烟厂工人运动史》两部著作。这两本书详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卷烟厂工人与英美、日本资本家展开斗争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和迎接解放等斗争史实，书中对当时卷烟厂工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均有记述，反映了当时卷烟工人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所受的剥削。此外，沈以行等主编的《上海工人运动史》、上海市总工会编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史》、张祺等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革命同志编写的《上海工运纪事》等著作中均有关于卷烟行业工人运动情况的介绍。
对于卷烟工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学术意义的是1989年上海社科院方宪堂研究员主编的《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该书是在对卷烟工业史料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烟草公司为中心写成的，是中国近代卷烟工业史上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专著，同以前出版的《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以上海为主的中国近代卷烟工业发展概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1998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上海烟草志》，以较为丰富的资料记述了上海卷烟工业的形成、演变及其发展过程，是中国卷烟工业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由工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烟草发展报告》，该书总结了50年来中国烟草行业奋斗与发展的历程，对这一行业50年来取得的成就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跨世纪的发展战略进行了探讨，弥足珍贵。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卷烟及烟草领域的研究日趋广泛，首先是介绍国内烟草及卷烟业大型工具书及志书的出版。比较典型的有杨国安编著的《中国烟业史汇典》，该书不仅介绍了中国烟草发展史的沿革，而且对近代中国各地烟草企业的发展、原料采购、技术革新、销售战略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同时对近代不同时期的政府烟草专卖资料也作了系统的整理，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卷烟业的过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烟草通志》，一共五册，记事时间上起烟草传入中国，下至2000年底，内容涉及烟叶、烟丝、手工卷烟、鼻烟、卷烟工业、卷烟市场与营销、烟草机械、烟草专卖、烟草税收等十五篇，是一部关于中国烟草和卷烟业发展史的大型百科全书；2010年出版的《上海烟草志1993—2003》是20世纪90年代完成的《上海烟草志》后的续志，全面、准确地记述了上海烟草行业改革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除大型专业志书外，关于卷烟及烟草业发展史的专题研究方兴未艾。金源云在追溯中国卷烟统税源流的基础上，对南京国民政府卷烟统税的创办过程、推行情况、管理制度、实施影响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13]王海虹从策略创意、商标、阵地、赠品等方面分析了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的广告竞争，指出它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必然产物，推动了卷烟业和近代广告业的发展。[14]李国俊对抗战前的上海卷烟市场作了细致的考察，指出尽管存在外商卷烟垄断，但民族卷烟企业依然从外商手中争得一席之地，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其对中国卷烟市场的垄断和控制。[15]皇甫秋实以1927—1937年的中国卷烟市场为考察对象，从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探究了多重阻力下中国卷烟产销量居高不下的原因，其特点是将卷烟消费纳入整个卷烟市场体系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中国厂商和消费者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应对策略，并凸显出卷烟消费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涵。[16]刘文楠对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解读了近代中国国家与民众关系的塑造和转变，其中对烟草业经济发展、政府税收管理等方面均有涉及。烟草史专家曲振明的一系列论著具有代表性，为我们展示了自烟草传入中国到当代卷烟业发展的曲折历程。[17]当代卷烟工业研究方面，郑伟在定量分析和研究卷烟工业市场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中国卷烟工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18]冯华运用计量和统计方法，对当前中国卷烟市场的集中度、卷烟工业企业规模和绩效间的关系、企业规模经济性以及重点卷烟企业的综合实力进行了实证研究。[19]汪银生《中国烟草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书主要探讨了烟草传入中国之后吸烟行为迅速普及的成因及背景，反烟运动及对烟草科技进步所产生的影响，烟草品牌及烟草科技发展战略等问题。[20]20世纪80年代中国烟草专卖制度确立和实施以来，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烟草专卖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成为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陶明的《专卖体制下的中国烟草业：理论、问题与制度变革》一书在对烟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烟草产业的政府管制和专卖制度的变革问题。万斌的《新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成本收益研究》追溯了新中国实施烟草专卖制度的历程，论述了该制度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对新环境下这一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
关于区域烟草及卷烟工业发展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各地有关烟草的专门志书层出不穷，[21]国内各高等院校的学位论文亦多有体现。河南是近代中国烟叶种植的主要区域，也是民国烟业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朱兰兰对20世纪初至30年代英美烟公司与河南烟草业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英美烟公司促进了河南的烟草品种改良，对该地卷烟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近代化，但同时也使当地民族卷烟工业在夹缝中求生存，付出了惨痛代价。[22]张红峰从烟草传入河南开始谈起，从种植、收购、运销等层面考察了1912年至1937年河南烟草种植业的发展状况，对这一时段当地烟草业发展的原因、影响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23]陈洪友以河南为中心，着重考察了该地手工卷烟业的产生条件、发展过程、生产建构、市场构成及政府和公会对手工卷烟业的管理，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分析论述了当时以手工卷烟为代表的中国手工业发展及其困境，并阐述了当时手工卷烟业中的资本主义和近代化因素。[24]陈曦则从农业、工业、商业三个领域论述了烟草种植业的发展对许昌地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25]山东是中国烤烟种植最早的省份之一，该地区烤烟业在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爱东在回顾山东烟草历史的基础上，对英美烟公司在这一地区经营活动的状况、特点及其对山东社会经济尤其是烟草业的影响进行综合研究，复原了民初三十年山东烟草业发展的原貌，分析了该地烤烟种植区的成因，指出民族企业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6]王海梅则对近代以来山东烟草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并对这一地区烟草业发展的原因、经济社会影响以及制约因素等作了分析。[27]刘冬青从民国时期四川农村经济的整体出发，考察了民国前中期该地区烟草种植业与加工业的发展历程，并从政策、技术、经济三个层面阐述了抗战时期四川烟草生产兴盛的原因。[28]杨新刚另辟蹊径，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清代民国时期四川的烟草产业地理进行了研究。[29]杨永芳以清末民初为时间界限，对黑龙江地区烟草业的发展进行了考察，并对中外烟草业在这一地区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了分析。[30]任光辉追溯了陕西卷烟产业形成与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分四个阶段对民国后期（1937—1948年）当地卷烟政策、经销、利税及卷烟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涉及陕甘宁边区及各地卷烟手工作坊的研究。[31]周曦运用大量有关烟税征收的原始材料，以时间为序，对清末、北洋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庆地区烟草业税收制度的历史发展特点、实施状况及其利弊得失进行了历史的客观的评价与分析，以这一地区为例向我们展示了近代中国的烟税制度发展变迁的历史图景。[32]
中国台湾及香港地区学者对卷烟及烟草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以高等院校学位论文最具代表性。台湾学者何思瞇专注于近代中国卷烟工业发展及专卖制度的研究，其专文《近代中国卷烟工业之发展（1912—1937）》以清末至抗战以前为时间断限，探讨了中国卷烟工业之兴起与发展、经营形态与产销结构，揭示了新式卷烟工业在中国的兴起、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33]他的另一部著作《抗战时期的专卖事业（1941—1945）》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国专卖制度实施的背景及效果，按照行业分类对各项专卖事业作了详尽的介绍，其中对卷烟专卖及收益研究较为透彻。[34]陈佳文的《我国烟酒专卖政策及专卖制度之研究》在考察历史时期政府烟酒专卖制度的基础上，对新时期台湾地区烟酒专卖政策的实施及利弊得失进行了综合研究。[35]王文裕从明清之际烟草传入中国开始谈起，以时间为序分明清之际、清朝入主中国至清中叶及晚清三个阶段考察了烟草的引进与传播、烟草与健康、烟草生产与消费、烟草与国家政策等一系列课题。[36]胡力人的《日治时期台湾烟草专卖制度下叶烟草产业设施发展历程之研究》为台湾近代烟草产业史结合建筑史导向性研究的典型。叶烟草泛指制烟前的原料，胡文着重分析了台湾叶烟草产业规划原因、产业设施构筑技术与产业功能等面向，揭示了日本侵占台湾时期叶烟草产业设施所代表的时代意涵以及在当下之文化价值。[37]香港关于卷烟及烟草史研究，据笔者所能见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篇相关的学位论文。吴玉英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史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对我国民族卷烟企业的典型代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组建、发展过程以及后期兴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38]杨学元的《中国烟业史研究（1573—1937）》从烟草传入中国开始谈起，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按时间顺序介绍了中国烟草行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对政府的烟业政策、卷烟工业的缘起与发展等都作了详尽的探讨。[39]
国外关于中国卷烟及烟草工业史的研究比较深入，以美国为典型，对卷烟企业的考察较为深入细致。1980年，美国学者高家龙（Sherman Cochran）《中国的大企业：烟草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Big Business in China：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1890—1930）一书出版，这本书从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间的竞争与合并展开论述，其间涉及英美烟公司自身经营策略较多。[40]2000年，高家龙又写成《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Western，Japanese，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1880—1937），该书建立在对企业发展史料剖析基础上，对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公司以及日资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等大公司的关系网络展开论述，对当时企业的战略结构变化、文化冲突的表象及决策成败的原因进行了研究。[41]关于卷烟工人运动方面，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ar）对工人政治加以比较，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政党等问题，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工人运动涉及各个领域，其中对卷烟行业颇费笔墨。[42]此外，记者、编辑出身的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用六年半时间写成了《烟草的命运：美国烟草业百年争斗史》（Ashes to Ashes：America's Hunered-Year Cigraette War），该书追溯了美国烟草业的发迹史，对“皇室家族”——杜克家族和雷诺兹家族以及他们继承人的营销策略进行了考察，对烟草界不惜任何代价地推销香烟而美国公众不顾一切忠告去购买香烟的复杂现象进行了反思。[43]学者葛凯（Karl Gerth）的《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China Made：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以中文、日文和英文的档案、杂志、报纸及书籍为文献基础，考察了国货运动和反帝抵货运动、商品展览会、爱国企业家形象的塑造等消费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变迁，探讨了民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关系，其中对卷烟市场和卷烟消费文化的剖析较为深刻。[44]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金丝烟：中国烟草史（1550—2010）》为近年来中国烟业史研究的最新力著，全书以全球史的眼光考察了晚明以来烟草传入中国的历史，对500年来烟草消费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着力尤多，对近代烟业技术发展亦有涉及。[45]
美国之外，世界各地专家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烟业发展史进行了研究。1996年，以色列学者谢艾伦（ShaiAron）《被监押的帝国主义：英法在华企业的命运（1949—1954）》（The Fate of British and French Firms in China，1949—1954）的中译本出版。该书以1949年至1954年为跨度，以中英、中法关系中的经济与商务因素为着眼点，论述新中国成立后英法企业的在华经历，其中提到英美烟公司退出中国的情形。[46]2000年，英国学者考克斯（Howard Cox）写了《世界烟草：英美烟草的起源与演变（1880—1945）》（The Global Cigarette：Origin，and Evolution of British American Tobacco，1880—1945），该书把英美烟公司在全世界的经营状况展现给读者，其中也论述该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情况，但较为简略；[47]由桑德尔·吉尔曼（Sander L. Gilman）等创作的《吸烟史：对吸烟的文化解读》（Smoke：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一书描述了吸烟的起源、传播及其与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种族、性别等因素的互动过程，并就吸烟生理学等焦点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对人类吸烟的历史作了深刻的文化解读。[48]此外，法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玛丽·格莱尔·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教授专注于中国资产阶级与上海史的研究，她的两部作品《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Marie-claire bergère lâ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1911—1937）和《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Histoire De Shanghai）以上海为中心，考察中国民族企业家群体的发展历程，其中论及上海的民族卷烟企业时，她还运用市民社会方法论对上海的社会团体展开论述。日本学者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一书对民国时期的民间社团与政府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剖析，考察政府与上海社会组织对公共领域的争夺，其中工商同业公会组织研究涉及卷烟行业，有助于理解该领域同业公会的历史作用。[49]
目前学界对于政企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管理学与经济学领域展开，在历史学研究领域，政企关系的论述散见于企业史研究成果中。企业史的专项研究比较典型的有李玉的《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结构史论》，在梳理企业制度建设的社会与法制外部环境与内在结构基础上对各种企业的制度结构与制约因素等进行了专论。[50]朱荫贵的《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从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类型、资金运行特点、“官商”和“政企”关系等六个方面系统地探究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发展。[51]张忠民的《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在梳理大量史料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作了历史大跨度的宏观描述，并探讨公司制度变迁的社会环境。[52]卷烟业作为上海近代工业的主要门类，方宪堂主编的《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收集和整理基础上，详细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卷烟工业产生和发展的全过程，但关于政企关系论述很少。涉及上海企业与政府互动的专项历史著作有白华山的《上海政商互动研究（1927—1937）》借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从上海近代社会变迁的角度，对1927—1937年工商界、上海市政府、中国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三者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一时期政企关系特征。[53]
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政企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山东大学的赵兴胜教授，其着力点为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民营化。《战后国民政府国营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一文对国民政府民营化问题的提出、有关民营化问题的争论及民营化方案的实施情况作了翔实的考察。[54]《1947—1949年间国民党政府国营生产事业的民营化》则分酝酿、准备、实施、尾声四个阶段对1947—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民营化政策展开论述，认为政府在国营事业的资产出售范围、价格评估标准、出售方式等问题上长期争执不决，导致民营化工作无法全面展开。[55]在此基础上，赵教授于2004年完成《传统经验与现代理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工业研究》一书，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的形成、政治体制的构建与企业的经营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政企关系有一定反思。[56]左世元的《从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历程看近代中国的政企关系》以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历程为例，对近代中国的政企关系进行了探讨。[57]他和方魏巍的《抗战后“接收”过程中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之关系》一文则是以汉冶萍公司来考察战后政企关系的专论，认为国民政府以“接收”政策精神坚决处理各种关系收回公司，使之成为国有钢铁公司之基础。[58]关于战后上海的政企关系，集中体现在棉纺织业的企业史研究中。王菊以翔实的史料和详尽的数据展示了1945—1949年上海棉纺业的兴衰，从民营企业的繁荣、国营企业的性质、美援棉花的作用、中国棉业的复兴等层面展示了企业和国家间关系。[59]金志焕则通过对棉业统制机关、中纺公司、民营纱厂三者的分析来研究战后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其中对棉业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行了探讨。[60]具体到战后上海卷烟业的政企关系，则仅有英美烟公司的相关论述中有所涉及。如李道永、丁毅《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公共关系探析》一文对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的公共关系进行考察，如拓展企业活动空间、优化企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均涉及与政府关系。[61]李冠杰的《英美烟公司在华后期经营状况之考察（1937—1949年）》则对该公司战后的经营状况进行了考察，尤其从战争、政府、公司本身等因素对经营之影响深入剖析。[6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界目前研究卷烟工业及烟草行业史的成果已经很多，不仅有资料集、行业及地方专志，还有不少专书和专论。研究既涉及烟草的传入与种植，也有卷烟制作与销售，还有卷烟企业和政府税收、烟业组织及工人运动等等，从农业史、工业史及广告学、营销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角度对中国卷烟工业的缘起、发展以及民族卷烟与外商英美烟公司的竞争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历史学领域的政企关系则主要体现在企业史的研究中，而大多数企业史论著对政企关系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层面，显得过于单薄。烟业史研究成果虽然已经很多，但关于政企关系只是有所提及，缺乏从新的视角进行研究之较有分量的专论。总体而言，目前中国卷烟工业史及政企关系史研究尚有许多薄弱与不足。
第一，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宽。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国内卷烟工业史的研究主要围绕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批判展开。卷烟工人运动研究，主要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和斗争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革命史的叙述框架逐渐打破，学理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学界对卷烟工业和企业从市场学、管理学、营销学、广告学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考察。但卷烟工业及政企关系史的研究总体仍有深入拓展的余地，如缺乏从政府与行业互动的角度，即对政府与企业、社会的关系进而考察卷烟工业发展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对于卷烟工业的外围组织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商业同业公会及产业工会等社会团体的研究，对共产党领导之外的卷烟业工人运动及工会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第二，研究时段上的不平衡。上海是近代中国卷烟工业的发源地，也是整个民国时期卷烟企业最主要的集中地。关于中国近代卷烟工业史的研究成果虽已有很多，但就上海而言，与其历史重要性、内容丰富性与复杂性仍不匹配。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学者，对上海卷烟业发展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对战后（1945—1949）卷烟工业研究显然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是一大空白。有关这一时期上海的卷烟工业，笔者比较系统地查阅有关目录、索引，尚未发现一篇（部）撰于1949年以后的专门性研究论文或著作，相关的文史资料虽略有提及，但远不足训。尽管若干研究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的论著，对卷烟业有一定学理性的反映，但不过是间接的、支离的，不足以当作直接性的成果看待。相关专著仅有方宪堂先生《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有所涉及，抗战后的研究部分只占全书五分之一，属史料汇编性质。事实上，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各个区域卷烟工业发展，关于抗战后的研究成果都非常少。抗战胜利后不久又爆发内战，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特殊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剧烈变化，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政局的波云诡谲使该地卷烟业发展及政企关系更具复杂性，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第三，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政企关系史是卷烟工业发展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卷烟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资企业英美烟（颐中）公司和民族企业的典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而关于其他民族企业如华成、利华、大东南烟草公司等，以及另外一种特殊类型企业即战后以接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上海唯一一家国营卷烟企业——中华烟草公司的研究均非常缺乏。另一方面，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无论是晚清、北洋还是南京国民政府，不同阶段的卷烟工业发展都有它的脉络、特点及影响因素，其中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即使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不同时段，行业发展的状况也各不相同。从已有成果看，研究缺乏由点到面的深入，除对卷烟企业生产、管理、营销的研究外，对行业发展的环境、特点及原料市场，对国民政府烟业政策及实施与民间团体互动的具体情况缺乏考察和分析；对上海卷烟业研究，没有将其从经济范畴上升至社会、政治范畴，进行全面、深入的研析；对新近开放的档案文献资料运用方面，亦存在着不足，这不能不影响研究者对卷烟业发展问题复杂性及其对历史时期政企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