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一 研究背景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存之道，是一个国家维持其较高全球竞争力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功不可没。如战后的美国之所以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的贡献占到了50%以上，高新技术产业由此催生。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和增强综合国力的关键。2013年，日本和俄罗斯分别通过了《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和《2013—2020年俄罗斯国家经济发展与创新型经济计划》，明确了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方向。因此，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美国联邦政府也于同年投入了200亿美元创建了“数字制造与设计创新”“轻量级和现代金属制造”“下一代电力电子制造”三个制造业研究机构，实施重点领域创新突破。
不同于一般的市场活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具有外部性、不确定性、公共物品及高风险性，从而容易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积极性。因此，各国政府纷纷采用一定的激励手段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以降低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风险和成本。从各国（地区）科技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科技领域的成就几乎都留下了政府激励的烙印。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铁路网发展的支持促进了美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这对于美国企业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德国的卡特尔发展最为广泛，同其法律制度也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卡特尔在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新技术研发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日本，这种公共政策的作用更为关键。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建立大学、学院和研究中心等，将技术追赶的重点放到了工程学和应用科学方面。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通过积极的经济、产业和贸易政策来调整私人部门的技术追赶路径，首先在钢铁和造船领域成为全球的技术领先者，随后在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方面取得了成功。韩国政府为了加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拉动对技术变革的市场需求，加强技术开发供给方的技术能力等。金麟洙写道，“（韩国的）经济奇迹来自政策奇迹，政府预见将要出现一个奇迹，于是提供了一个政策环境”[1]。近年来，虽然发达国家对企业研发资助的规模有所降低，但是政府研发资助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如表1—1所示，俄罗斯、法国、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政府资助分别为69.2%（2014年）、35.2%（2014年）、34.6%（2014年）、28.8%（2014年）和27.7%（2013年）。
表1—1 R&D经费按经费来源和研究类型的国际比较
由于我国工业行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导致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的问题，从而带来了我国工业部门的经济效益普遍低下，严重限制了我国企业的投资能力和研发投入能力[2]，从而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导致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下，由此很容易陷入“创新能力缺乏—经济效益低下—研发投入能力受限—创新能力缺乏”的恶性循环。[3]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也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我国长期科技规划的目标。此后，我国政府把国家创新体系提到了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并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国家的战略任务之一是培育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多年来，我国在R&D投入方面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12年，R&D投入为10298.4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的1.98%，逐步接近创新型国家水平。2013年，R&D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在新兴发展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中国科技人才资源总量达到3200万，研发人员也已经超过105万，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2016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57亿元，比2012年增长52.5%，年均增长11.1%。按汇率折算，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6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1%，比2012年提高0.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在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投入背后，却没有带来技术创新的显著提升。这一点从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方面尤为突出。截至2015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10.2万件，但同年授权量仅为26万多件，专利转化水平不到20%，大规模产业化实现率不足5%，与日本等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专利转化水平相距甚远。从科技进步贡献率看，2010—2015年仅为55.3%。从投入产出的关系来看，技术创新效率的平均水平低下。《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指出，中国创新绩效位居世界中上游水平，但“绩”高“效”低，需要提高创新投入效率。
进一步说，当前中国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方面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客观层面的原因如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整体创新环境亟须改善等，主观层面的原因如相关激励制度缺失、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会影响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扶持的政策效果。OECD[4]强调，不同国家在企业间合作的程度、性质和激励因素方面都有差别，这些区别会体现在制度框架和公共政策的导向方面，并最终导致不同国家在创新绩效方面也有重要的差别，这表明国家创新系统是异质性的。
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一定有与之相对应的激励和提供这些激励的制度安排。[5]亟须构建良好的制度设计和科学合理的科技激励机制，以保证技术创新活动投入的有效、风险的规避以及成果的保护，对于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我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
二 研究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综合实力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直接转化，直接制约了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提升。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活力不足，导致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不能很好地把握主动权。因此，在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如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策来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究的问题。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更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7]如何进行有效的政府激励政策引导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是一个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政策存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的作用机制如何？不同政府激励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如何？另外，由于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技术创新效率不同，存在较大差异，政府该如何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特点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才能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尤其在当前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动力不足的问题，更应该强化政府政策安排以期达到激励企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目的。
因此，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强政府”的背景下，在转型升级的政策约束下，本书选取“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激励”为研究主题，拟从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的角度出发，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中政策激励方式进行重新梳理，构建政府激励“投入—整合—产出”分析框架，研究技术创新中的不同政府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从区域层面、产业层面和企业层面分析和验证政府激励政策能否真正提高技术创新效率，能否带来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政策系统的对策建议。具体来看，本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丰富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研究的理论内容，有助于构建逻辑严谨的政府激励理论框架。现有围绕企业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本书通过对技术创新中有关政府激励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以经典的“智猪博弈”为基础，利用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相结合的方法，尝试将六种不同种类的政府激励政策纳入技术创新博弈模型中，系统剖析了这些政府激励政策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政府的运行机制和政策纷繁复杂，各种科技激励方式搭配协调，是技术创新政府激励研究必须考察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书立足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政府激励的投入、产出及整合激励的政策框架，在研究我国现行政府激励政策作用效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优化思路和政策建议。
（2）能够对我国政府政策工具使用效果的现状及其作用发挥的障碍因素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在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过程中，我国政府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其政策工具的使用是否与其预期的效果相符合？是否在真正意义上刺激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哪些因素影响了政府激励工具在使用效果上发挥作用？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将对此进行系统的回答。
（3）明确政府激励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问题，有助于全面科学把握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结果。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往的文献大多以研发投入强度或研发产出成果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单一维度，而笔者认为，只有将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两个维度相结合来度量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才能更全面地反映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和结果。[8]因此，本书提出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方法，并从区域层面和产业层面围绕政府激励对技术创新效率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4）通过政策效果检验和政策评价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激励的实际作用效果，为我国政府激励工具的科学制定提供重要依据。不同的政府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作用机理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国内外针对该问题的研究尚不系统，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因此，本书拟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尝试，从理论和实证、定性和定量、区域和行业、整体和案例分析等方面分析政府激励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果。回答好这些问题，不仅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新的科学证据和理论支持，而且对于评价现有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激励政策，对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通过对政策的评价，有助于全面了解政府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更好地清除阻碍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