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存之道。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强化技术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其中特别强调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十二五”规划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主要的任务之一。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核心位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国家创新体系提到了国家基本国策的高度。《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2016年，国家首次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将“科技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顶层规划。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根本点需要落在企业的技术创新上，然而，在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中，由于存在知识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容易带来市场失灵，从而阻碍企业效用最大化实现，并容易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大多数企业希望“搭便车”（Free Riding），“不思进取”，导致技术创新竞争蜕变成一种“智猪博弈”。因此，第三方政府的外部激励政策有了介入的必要，通过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从而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高成本和高风险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进行引导和激励。

通过对已有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的相关文献的研读，本书发现该领域仍有值得探索的空间。第一，纵观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激励绩效研究，多数文献基于各自的研究目标，单就政府激励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政策对技术创新进行研究，而政府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激励方式很多，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如何将这些激励方式进行系统整合，并有效纳入研究框架中，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二，已有的文献在实证模型方面的重点是检验政府激励对企业R&D（研究与开发）投入的影响，但是对于社会来说，研发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R&D活动的目标是通过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需要将R&D投入和产出水平相联系。第三，已有的文献虽然对区域或行业层面的政策激励政策有所考察，但是缺乏对区域之间和产业之间技术创新差异的分析，以及不同政府激励对其内在差异的影响作用研究。第四，技术创新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从当前的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提升服务业内在品质，已成为政府部门、学术界及企业各界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已有的文献还没有见到对于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政策评价和作用效果的研究。

因此，为了系统研究现阶段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激励问题，本书在对国内外有关技术创新与政府激励等相关理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中的政府激励方式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归类，运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政府激励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研究。通过区域和产业层面，综合运用SFA、SYS-GMM等方法，围绕政府激励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验证；以江苏省服务业企业创新发展为例，采集456家企业的一手数据，系统研究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中政府激励政策的评价与作用，从而提出从政府激励角度如何提升江苏省服务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路径与对策。

本书可能的创新点如下。

（1）在理论分析方面，将政府激励政策研究系统化，以经典的“智猪博弈”模型为基础，运用动态博弈与静态博弈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尝试将六种不同种类的政府激励政策纳入技术创新博弈模型中，系统剖析了这些政府激励政策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有效性和适用性。

（2）在区域和产业层面，从技术创新效率视角出发，考察政府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将区域分东中西三个地区，产业层面基于不同要素禀赋划分为六大行业，首先使用了SFA对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然后通过SYS-GMM方法从动态的角度来探究区域和行业层面政府激励对技术创新效率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同时考察了“激励延迟”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

（3）在企业层面，突破了以往研究的数据局限，尝试在服务业企业领域进行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微观企业层面政府激励影响技术创新方面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具体来说，以江苏省苏南五市的服务业企业发展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第一手数据，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政府激励政策从重要性、科学性和满意度三个方面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验证了政府激励政策对技术创新的作用程度。本书在数据收集、处理和分析上具有原创性，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