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外典型区域发展路径模式与借鉴

国外在自主创新和科技园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及经验，为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

一 市场主导型模式：美国硅谷

硅谷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的圣塔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包含该县下属的帕罗奥多市（Palo Alto）到县府圣何塞市（San Jose）一段长约25英里的谷地。硅谷是美国早期无线电和军事技术研发生产基地，自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工业园区建立开始，硅谷以其每十年一次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和成功的高科技园区代表，成为许多国家纷纷学习的典型。

（一）演化历程

美国硅谷建设发展有着百年的演化发展历史。一个世纪之前，这里是一片果园和葡萄园。1909年，美国第一个有固定节目时间的广播电台在圣何塞诞生；1933年，森尼维尔（Sunnyvale）空军基地（墨菲飞机场）成为美国海军飞艇的基地，在基地周围开始出现一些为海军服务的技术公司。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回流的学生骤增。为满足财务需求，同时给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斯坦福大学采纳Frederick Terman的建议开辟工业园，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作为办公用地。最早入驻的公司是20世纪30年代由斯坦福毕业生创办的瓦里安公司（Varian Associates），惠普公司也是此期间最成功的例子之一。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硅谷以发展军事技术为主。战争使得电子产品需求增加，硅谷企业直接从中受益。20世纪50年代后，硅谷企业在国防经费的支持下建立起科技基础设施和相关的支持机构，企业争相发展科技，区域科技能力逐步提升。

20世纪60年代，半导体技术及产业成为当时成长最快的产业之一，在硅谷诞生了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等一批科技型企业。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代表性产业为PC及局域网络（LAN）产业，代表性企业有Apple、Sun Microsystems、Silicon Graphics等。

20世纪80年代，软件技术与产品重要性日增，软件设计逐渐成为硅谷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产业逐渐兴起并呈现高速成长态势，代表性企业有3Com、Cisco、Netscape、Yahoo、eBay、Google等。

2000年至今，硅谷的代表性产业为移动通信、生物科技（Biotech）与纳米科技（Nanotech），代表性厂商如Salesforce、Nanostellar等。2000年硅谷GDP超过3000亿美元，占美国全国的3%左右。2004年，硅谷共获准9060项专利，占加利福尼亚州的47%，占美国专利授权总数的11%。2005年，硅谷的风险投资额占美国风险投资额总量的26%。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硅谷通过吸引全球资金、技术、人才，形成了与全球经济高度互动的发展模式。到2006年以后清洁技术（Clean Tech）等新兴产业也成为硅谷发展的重点（见图3-5）。

（二）经验借鉴

美国硅谷区域创新和产业发展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高度的市场化运作与必要的政府引导支持有机结合，为硅谷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外部环境。硅谷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化的产物，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主创新的高技术成果产业化。政府很少直接介入，而是通过制定各种适当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完善法律制度来推动硅谷企业的成长，包括为新成立的企业免费（或只收少量租金）提供临时工作场所，为企业家免费提供培训，制定法律允许大学、研究机构、非营利机构和小企业拥有联邦资助发明的知识产权等。在发展初期，政府采购对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之后政府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等政策促进硅谷技术发展，地方政府通过担保、税收等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图3-5 美国硅谷发展演变历程

完善的人才流动机制和途径，促进海内外科技人才顺畅地向区域集聚。美国硅谷建立了面向全球一体化的科技人才流动机制，将其科技人力资本和科技人力资源的积累置于全球一体化考虑，吸引世界各国一流的科技创新人才自由地向美国硅谷集聚。在海外科技人才中发展中国家最多：美国硅谷的亚裔员工中，华裔占51%、印度裔占23%、越南裔占13%、菲律宾裔占6%、日本裔占4%、韩裔占3%。其中，华裔和印度裔创办的高科技创业企业占到美国硅谷企业总数的23%。硅谷完善的人才流动机制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硅谷内新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机制。20世纪60和70年代，人才在美国硅谷新企业之间的流动已内化为美国硅谷的一种生活方式。二是美国硅谷与周边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的充分流动机制。以美国硅谷与近邻的斯坦福大学人才合作和流动机制为例：一方面，美国硅谷新企业发展对斯坦福大学教学和科研模式提出新的挑战，急切要求斯坦福大学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方面适应美国硅谷新企业发展和管理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斯坦福大学也改变了学校教学和科研人员的管理模式，如允许教员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美国硅谷公司兼职，甚至允许其有1—2年的时间离职创业。与此同时，学校鼓励他们在校发明创造，获得知识产权及收益，应用性成果在一年之内未向企业转移的，发明者可自主向企业转让，学校一般不再收取回报。三是形成了吸引世界其他各国一流科技人才硅谷创业的良好机制。

组建孵化器，缩短起步周期和创业周期。美国各级政府出资组建了5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这些“孵化器”以帮助高新技术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开发人员为己任，通过为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者提供低租金办公场所、秘书、通信设施、计算机和技术、法律、管理知识咨询等多种形式服务与支持以及“孵化”其生长的风险资金，试图把高新技术、人才、资金、资源和企业家才能有机结合起来。据统计，在美国500家企业孵化器中，经“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率为75%，是未经“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率的3倍。实践证明，“孵化器”是提高高新技术企业“临界规模质量”的有效途径，是提高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集聚规模”和“集聚能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强化高新区整体形象设计和实践的可行策略。美国硅谷形成的高科技企业涌现现象与其孵化功能水平高度密切相关。

提高人才开发水平，为海外科技人才创业提供扶持。由于美国硅谷有跨国公司的人才支撑，同时形成了完善的高层次人才流动机制，因此硅谷企业很容易吸引到国际一流的营销专家。从这种意义上讲，高新区建设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各种比较优势的简单集中和放大，而是一种创新的文化和机制，一种能促进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海外科技人才流动、创业制度条件创新和完善的过程。因此，高新区成功的本质是形成科技创新人才资源高地的制度和机制，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其所需要的科技创新人才的吸引。美国硅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人才集聚区域，目前美国硅谷共有4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上千个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早在1989年，美国硅谷就聚集了约33万名高层次科技人才，其中自然科学家和工学博士有6000多名。

发展风险投资，为科技创业提供“天使资金”。这在发达国家都有成功的政策操作实践，硅谷人才科技水平的世界领先，与其风险投资的发达是密切相关的。据统计，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超过了美国的三分之一，1998年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总额为412亿美元，占地区GDP的2%，年均增长276%。其中90%投入到了通信、软件、电子、生物技术等产业。目前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有200多家。同时，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为美国硅谷创业公司创造了上市融资的有利条件，并为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提供了退出渠道。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安德森强调，“风险投资是新经济，没有风险投资就没有新经济”。美国全国风险资本协会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1999年在美国上市企业中，有一半企业是受风险投资资助的。

引导和扶持海外科技人才创办中小型科技企业，为区域创新注入发展活力。美国为了扶持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在税收和贷款、技术发明等方面提供扶持帮助。为了加快中小型科技企业生成和成长，美国近年来也调整科技政策，实施了小企业技术创新计划（SBIR），在建立技术转让机构和网络上大做文章，加快高新技术成果向中小型科技企业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化的速度和规模。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大学、工业研究机构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技术转让机构，并有专职人员负责与工业企业签订合作研究与开发协议。美国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技术创新法案》规定各部门将1%的预算费用用于小企业的R&D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1992年初美国在联邦技术转让法案中增加了国家实验室与私营企业合作研究与开发的有关规定，鼓励国家实验室向私营企业转让高新技术。高新技术转移机制和法规的建立完善，促进了高新技术市场的形成，大大促进了高新区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成长。科技型小企业持续成长机制不仅为美国就业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世界高层次人才在美国集聚提供了有效载体，促进了美国自主创新能力国际领先地位的巩固。

二 政府引导型模式：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

图3-6 印度班加罗尔、浦那、布巴内斯瓦尔软件科技园位置

班加罗尔位于印度南部，是卡纳塔克邦（Karnataka State）的首府。班加罗尔科技园发展历史并不长，1990年印度电子工业部批准成立3个软件科技园区（Soft Technology Park，简称STP）：班加罗尔（Bengaluru）、浦那（Pone）和布巴内斯瓦尔（Bhubaneswar），被称为“IT金三角”（见图3-6）。经过20多年的建设发展，班加罗尔科技园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两个软件科技园区。在班加罗尔周围，有印度理工大学、班加罗尔大学、农业科学大学、航空学院等10所综合大学和70所技术学院的技术支撑，每年培养1.8万名电脑工程师；在班加罗尔经营高科技行业的企业4500多家，其中有外资参与经营的企业就有1000多家（包括我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如今的班加罗尔被称为全球第五大信息科技中心，拥有“亚洲的硅谷”的美誉。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的成功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注重人力资源的培养和积累。印度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用了40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世界第四大教育体系，其教育成就以数学、计算机和通信领域最为突出。到了20世纪90年代，包括6所著名理工大学在内的印度200多所工学院，每年能培养出约20多万名软件技术人员。到1998年时，印度的软件产业技术人才在世界上已明显占有数量上的优势。此外，自独立以来，印度同欧美国家的市场联系和交流从未中断，印度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鼓励到发达国家的留学政策，为印度IT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帮助；同时，班加罗尔分别与美、中、日、以色列等国签署大量技术开发合作计划，如班加罗尔科技园中最著名的软件企业Infosys与微软、IBM、Intel等企业建立多个合作项目，共图发展，由此造就了今日班加罗尔“亚洲硅谷”的地位。

合理的战略路径设计。班加罗尔科技园能从实际出发，及时抓住全球软件产业转移趋势，充分发挥本地软件人才和语言的比较优势，集中发展软件外包这一新兴产业业态，并制定适合本国本地的软件产业战略，即将软件产业发展定位在以外包和加工出口为主，并逐渐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目前，园区内企业正由早期的低成本软件开发向高智能信息化开发转移，价值链逐步升级，逐步进入电子商务、无线应用程序、嵌入软件和客户关系管理编写软件等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政府的大力扶持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印度开启较大规模的IT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并全力推行IT软件发展系列政策，为印度IT软件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计算机软件出口、发展和培训政策》，广泛鼓励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软件职业培训，直接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合资、合作和各种联盟，尤其是在知识密集的班加罗尔，更是不惜大力投入高新技术人才和资金；1999年印度政府《IT行动计划》的出台，提出成为世界IT超级大国的目标，更是带动和保证了班加罗尔科技园的巨大发展。此外，政府为了鼓励社会与科研机构合作，还以优惠价格提供厂房、办公楼、水、电、气和通信等基础设施。

产学研合作紧密。印度高校都设有董事会，董事会里有很多大公司的成员反映企业要求，教师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第一线的专家，教学内容与企业的需求和实践联系十分密切。与此同时，班加罗尔地区的大学也积极鼓励和支持高校师生到该科技园中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这种双向互动的模式，不仅实现了人才合理流动，也逐步形成了班加罗尔科技园良好的自我发展能力和良性循环机制，从而使产学研的合作更加密切。

完善的内部规范体系。在班加罗尔科技园内部，除了各项硬性的和强制性的规范制度外，诚信守约是各个软件企业间互相合作、共同开发软件项目所遵守的最起码的游戏规则，“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也成为一个基本的工作原则，这些非强制性的规范被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奉若神明，在无形之中激励或者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使之趋向合作和信任，提高其区域竞争力。

三 社团推动型模式：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Sophia Antipolis Science Park，简称SASP）位于法国东南部滨海阿尔卑斯省（Alpes-Maritimes）的尼斯城附近，距离尼斯城区16公里。园区占地2300多公顷，分布于5个市镇，入驻企业1100多个（其中外资企业占十分之一），创造就业岗位2万多个。在法国40多个高科技园区中，索菲亚园区是创办最早、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与英国剑桥科技区、芬兰赫尔辛基高科技区并称欧洲三大科技园区，已发展为欧洲的“电信谷”。

（一）演化路径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创办较早，理念也比较先进，但其成长为世界瞩目的“电信谷”，却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功能演变与升级、资源积累与转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园区均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功能及产业特点。总体来讲，园区是由国立巴黎矿业大学、协会（电信谷协会）和各类企业俱乐部协同推进方式发展的，经历了从高技术中心到国际化科技园区、再到全球知名高科技产业新城的演变，同时也实现了从外部驱动型向内生增长型产业集群的进化（见图3-7）。

图3-7 法国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位置

建设起步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60年代，硅谷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引发世界关注和借鉴。时任法国国立巴黎矿业大学校长兼参议院的皮埃尔·拉菲特提出构建国际性科技园的构想，并确定选址在尼斯城附近。1969年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协会的成立宣告了园区正式开始建设。园区最初规模较小，初始占地仅126公顷，且一期仅开发了45公顷，由于仍处在开发阶段，入驻的仅有IBM、得州仪器的研发中心和巴黎矿业学院的若干实验室。

创新资源集聚期（1970—1990年）。从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索菲亚·安蒂波利斯地区的科技和基础几乎是空白，除了尼斯大学外，周围没有其他高校和工业，缺乏起始的产业基础和学术氛围。因此，SASP早期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外向型发展，其主要任务是以多种渠道吸引外部大型企业前来投资进行研发生产活动。1973年年底安蒂波利斯园区总面积扩大到了2400公顷，随着园区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当地政府、混合集团等强化了国际营销策略，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同时在法国政府的布局下，法国航空、法国电信、国家科学研究院等本土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也相继落户到园区。另外，园区也积极引入了咨询顾问公司、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完善了配套服务。凭借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积极的国际营销策略及准确的产业定位，园区迅速汇聚了大量的国际、国内科技资源，取得了飞速发展。

创新资源本地化时期（1990至今）。进入90年代之后，当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创新过程成为潜在经济增长主要的驱动力时，SASP陷入了路径依赖的发展危机，大型跨国公司大幅度缩减规模、部分业务在国际市场上分包等外部因素的冲击都降低了园区吸引外部资源的速度；另外，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缺乏成为制约园区成长的瓶颈。然而，危机却促成了SASP增长体制的转变，即从外生驱动到内生驱动过程的转变，而且促进了企业之间、研究机构之间与本地互动关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该地区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尼斯大学积极参与到科技园建设中，培训了大量毕业生，带动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尼斯大学的博士研究项目，加强了工程师与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和联系，逐渐满足了园区日益增长的对高素质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小型企业迅速繁衍，盘活了本地资源，这些中小型企业主要是由以前大公司的工程师创办的，凭借与原公司非正式的网络联系，它们承担了大企业的部分分包项目，促进了技术的扩散和知识的本地化。

（二）经验借鉴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的演进历史及“电信谷”的巨大成功，对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和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均有重要的启示。

注重创新资源要素的集聚。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园注重对区域生态的保护，合理控制开发强度，为区内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优质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保证了园区的“天然吸引力”。同时，科技园以教育科研为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在保持区域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交通、居住、娱乐等配套功能。尽管在土地利用效率方面受到一定质疑，但这种建设理念确保了园区的可持续发展，科技园也因其宜居宜业的环境、完善的城市功能受到了众多科技型企业和高科技人才的青睐，成为欧洲乃至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区域之一。

促进技术创新资源的本地化和根植化。参照SASP的成功经验，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创新知识的本地化。从建立科技园区到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必须完成从外部资源集聚到内外资源整合的飞跃。首先，对外部科技资源的吸引和聚集是先决条件，其中需要依靠区域自然条件优势、大学的声誉和信用、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多方力量的协作与支持。其次，大学是创新知识的源泉，是地区人才库的培训和生产基地，加强产学研结合，推进大学与科技园区的交流、大学与地区资源的互动，是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再次，加强外部资源与本地互补性资源的互动交流是关键。围绕园区创新成果，构筑产业链的核心，打造产业集群，并将其融入区域经济系统，进而才能拉动本地的经济增长。最后，国家或地区政府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环境营造上当仁不让，在园区主导产业选择、优势产业培育上给予适度的引导和扶持。

多方参与的管理体制为园区的成功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安蒂波利斯科技园区建设主体、管理模式虽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始终坚持了政府、企业和民间协会等多方参与的原则。一方面，园区的建设由民间发起，开发初期很快面临资金不足、招商困难等障碍，地方政府的及时干预和强势推动保障了园区的顺利建设，如通过协调扩大城区规模等方式帮助园区筹集了开发资金，通过组织国际营销等渠道协助园区聚集了科技资源；另一方面，园区建设成熟后，地方政府逐渐弱化了对园区的行政管理职能，进而采取了由基金会等负责、政府扶持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种模式较好地结合了政府作用和市场力量。

产学研有机融合高效推进了园区的转型发展。首先，园区通过建立企业俱乐部、行业协会等组织促进了交流与碰撞，如著名的“电信谷协会”，其成员几乎囊括了区内所有电信相关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其次，园区设立了“产业竞争力集群”等产学研合作平台，并提供设施及资助，鼓励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与分享；最后，园区积极引导技术转移机构、企业孵化器、风险投资等创新创业服务业的发展，建立了多元化的服务网络，有效促进了区内技术、人才和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与融合。

多层次、专业性的人才培养机制为园区的持续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安蒂波利斯科技园区从发展初期就着重引进知名教育与培训机构，建设了集学位教育（如综合性大学、商学院等）、职业教育（如工程师学校、技术学院等）、培训咨询等为一体，公共教育和私人培训结合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机制，为区内企业培养了大批管理型、技术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