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易》古经卦爻辞中并置的全面呈现

承接以上分析的成果，我们全面探寻《周易》卦爻辞中的这种并置结构。首先需要将卦爻辞进行分类，郭沫若、闻一多、高亨等都曾做过此类工作。郭、闻二人在训诂基础上引入民俗学方法，将卦爻辞作为社会实录，本书第一章已有论述。高亨在《周易筮辞分类表》一文中将卦爻辞依文本性质分为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和断占之辞四类。“记事之辞，乃记载古代故事以指示休咎也”^[1]。“取象之辞者，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2]。“说事之辞，乃直说人之行事以指示休咎也”^[3]。“断占之辞者，乃论断休咎之语句也”^[4]。高亨的分类受到郭、闻二人的影响，同时兼顾了《周易》做占筮之用的本义。但三位学者的分类并不以诗学研究为目的，因此止步于卦爻辞内容和意义的区分，未从中解析出卦爻辞的结撰技术与审美经验。

我们的分类将以爻辞中是否包含自然物和器皿工具等人造物为原则，这是基于如下两点考虑：（1）在甲骨卜辞、金文、《周易》卦爻辞和《诗经》这四类文本体系中，自然物与鼎、缶、簋等人造物皆曾出现，且它们的意义、功用和在语法单元中的地位存在差异，其差异性将促成对这四类文本体系的结撰技术进行有效的比较；（2）比兴作为《周易》古经的基本诗学特征和结撰技术直至被提炼为中国诗学基本的解诗模型，皆是逡巡于自然物、人造物和人事之间方得才可能，历来论述比兴者无论在自然物和人事的关系中添加何种因素、变数，皆未曾出此樊篱。可以说自然物或人造物的独立存在是比兴结构的标志。上文对爻辞中鸟的个案的分析已经揭示了并置是比兴之基本形式，则并置结构中也必定含有独立于人事的自然物和人造物。因此以自然物和人造物为基点的分类，当可直瞄比兴和并置之鹄的，并借此探入中国人的自然观和审美经验。

卦爻辞中记录的自然物有天象或天气、地理、动物、植物、鸟类、鱼虫等六类，人造物有衣饰、食物、宫室和建筑、器皿和用具、车和床等五类。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并置结构在这些卦爻辞中大量存在，那么卦爻辞中的并置结构可总括为两类：自然物与人事的并置、人造物与人事的并置。让我们对它们进行总体的爬梳。^[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