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一 国外媒介美育研究的焦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络兴起，手机、数字电视等数字化媒介也快速走入大众生活，由此也掀起一场媒介文化和美学研究热潮。此时后现代理论者，如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R.Jameson）、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肖恩·库比特（Shawn Cupit）、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等对媒介美育问题进行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探讨。总体来看，当前媒介美育理论研究领域呈现出浓厚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导致这一结果的内在原因其实与人类精神的某种抗争性或称超越性有关。因为批判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将人类正在被媒介技术理性吞噬的危机展现在世人面前，人类精神的超越性便开始以“批判”态度，接着以“解构”的姿态来否定理性，而否定的方式则自发地表现为对感性的沉醉迷恋。继而又陷入由高科技制造出来的“复制”“虚拟”的感官世界怪圈。此时的人类就如被束缚住双手的囚徒，一边是被技术理性辖制，另一边却无法承受否定一切价值后无意义的感官审美之轻，而面对人类精神的这般困境，什么样的美育理论才更有救赎价值？立足“批判”，超越“解构”，走向“建构”，媒介美育研究发展至后现代以后呼吁的应是全新的美学理论，目的是实现人类在无法回避的媒介环境中，更健康、有序地行动、交往、发展。

马克·波斯特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1990年英文版出版）和《第二媒介时代》（1995年英文版出版）两部著作中，集中阐释了作为社会学者眼中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电子媒介交流的关系，力证“双向型、去中心化的”电子媒介以大众媒介“第二时代”的名义，搅扰了传统印刷媒介文化的现代性的自律主体。“信息方式的出现，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流系统，改变了我们思考主体的方式，也带来了改变社会形态的前景”[41]。在广泛论借鉴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波德里亚、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学术思想中与电子媒介相关的修辞、交流、电子书写、媒介技术等思考的同时，波斯特也试图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找寻关于媒介交流中主体构建的未来前景。而他思考的核心问题即“电子交流手段因为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新的语言经验，但是他们与普通言说及写作有何差异？此差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42]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1997年出版了《重构美学》（2002年中文版出版），他从现象学出发，集中研究了数字本体的超速度、数字形象和本质的同一性、数字空间的横向连接和延伸的多元性等问题，并由此讨论电子和数字媒体的本体论的哲学意味，即“可变性替代了稳定性，浅表替代了深沉，可能性替代了现实性”[43]，以及由此生成的审美思维，“超速、轻盈、变幻性和虚拟性，而位居这一切之上的是参与感的延伸”[44]。韦尔施并不认为电子世界即是“人工天堂”，他也表明了对“传媒现实对日常现实的渗透，现实和模拟之间的边界模糊”等问题的反思，最终他倾向于将人工电子世界的笛卡尔式的科学传统与16世纪人文主义智慧的互补调和视为“两元性”的媒介文化价值观。

新西兰学者肖恩·库比特在《数字美学》（1998年英文版出版）一书中，具有前瞻性地探讨了电脑文化的美学特质和美学目的，深入研究了网络媒体对主体性和社会性的影响。他不无担忧地借助斯坦·布雷克奇“关于视觉比喻”的论述，利奥塔在《非电影》中对“主流视觉组织商品化形”所映射的对图像力量的恐惧，以及爱森斯坦蒙太奇美学的“自主能指性”对中心主体的蓄意破坏的反思，建构了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数字美学理论。从电脑的阅读界面开始，库比特分别观察了电脑作为电影之后的新型数字媒介在“空间效果、声音特性、虚拟现实作为机器感知”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带有伦理学意义的审美特征。

麦克卢汉的媒介乐观主义后来也得以在美国人保罗·莱文森的研究中延续。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莱文森以数字化时代媒介发展的具体事例，通俗地解释了麦克卢汉的理论，并再一次肯定了麦克卢汉媒介本体论中对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感知模式的命题，这实际上是进一步把媒介性质作为艺术形式和种类演变的基础，与社会现实、经济结构或艺术形式本身对艺术演变的影响不同，这一命题是对于媒介美学新的阐释参考点。除此之外，莱文森的关于数字媒介时代研究的作品《手机：挡不住的呼唤》《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等，大大发展了媒介“人性化趋势”，认为不是人被动地适应媒介，同时媒介也会按照人的意志和设想发展。如此，极大地缓和了批判学派眼中人类与大众媒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人类审美的感性化发展事实。

以上四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新媒介艺术的美育研究问题，他们观点的共同性体现在：第一，新的媒介技术必然带来媒介艺术的新形态。第二，新的艺术形态又会呈现与以往不同的审美特征，这也将改变人的审美体验、审美心理和审美价值观。第三，该如何看待这种变化，通过审美教育引导人们提升审美素养，是一味固守陈规，还是完全抛弃过往？如何在新旧交迭的媒介文化形势下建构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这依然是有待商议的焦点话题。而本书也正是要围绕第三个问题，尝试结合媒介教育与美学研究中的新的理论资源，探寻更合理的解答。

与此同时，“媒介环境学”成为媒介教育超越保护主义“新典范”的理论依据。“媒介环境学”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北美大陆。作为游离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外的第三种媒介研究理论，一直被置于传播学研究的边缘地带。媒介环境学（国内也译为“媒介生态学”）的英文为Media Ecology，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使用过Ecology一词，意指“家庭”或“家居环境”，意思是让我们的家庭保持精神上的安稳。而Ecology的第一个现代意义则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cl）赋予的，即我们现在所用的意义“自然界诸元素的互动，他特别强调这样的互动如何产生一个平衡而健全的环境”。1968年“媒介环境学”被正式命名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和理论团队，其标志性事件即纽约大学尼尔·波兹曼教授在1968年举办的美国英语教师协会理事会上发表题为《改革后的英语课程》（“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的论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媒介环境学”的名称，并将其解释为“把媒介当做环境的研究”。因为受到思想先驱麦克卢汉的影响，尼尔·波兹曼感兴趣于从生态学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文化，这个视角认为“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表现在形式上和环境上，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则是由业已形成内化的主导性的传播模式塑造的”，这也意味着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会产生冲击。进而波兹曼在1976年发表的《纽约大学学报》中将“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内容阐释为：“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在已有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文献中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和作品有：刘易斯·芒福德的《技艺与文明》（Techinics and Civilization,1934）被视为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之作，雅克·吕艾尔的《技术社会》（The Teleological Society,1954）、《宣传：态度的形式》（Propaganda: The Formation of Men Attitudes,1962），尹尼斯的《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1950），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机械新娘：工人的民俗》（1954）、《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尼尔·波兹曼的《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1969）、《作为保护活动的教学》（1979）、《童年的消逝：家庭生活的社会史》（1982）、《娱乐至死：娱乐时代的公共话语》（1985）、《如何看电视新闻》（1992）、《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1992）、《教育的终结：重新界定学校的价值》（1996）、《修建通向18世纪的桥梁：历史如何帮助改进未来》（2000）等。

“媒介环境学”的阐释价值逐步被国际媒介教育研究领域发现并认可，正在成为媒介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沿理论。除了大卫·巴金汉姆在1999年明确发文提出这一观点以外，美国威廉·帕特林大学教授、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林文刚在《媒介环境学》中也曾指明，“尼尔·波兹曼在出版《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时，媒介教育理论已经得到充分的阐述，《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出版时，媒介教育理论又得到最好的阐释。有趣的是美国的媒介环境学研究是走在广为人知的英国媒介教育的前头的，但得到承认的却是英国的媒介教育运动。”[45]我国台湾学者吴翠珍和陈世敏在《媒体素养教育》一书中更是直接将媒介环境学理论与英国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研究、文化主导权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并列，称为媒介教育的学术基础。[46]在现有研究文献中，除了直接陈述媒介环境学作为理论发展趋势的书籍和论文之外，还有部分资料是从不同侧面间接提及媒介环境学对于当下媒介教育发展的重要启示价值，例如，Ramos“Understanding Literac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Research in Media Ecology”（2000）; Mittell,Jason“The Cultural Power of an Anti-Television Metaphor”（2000）;Martion,Robin“From Pretense to Real Meaning: A Book Review of Teaching as Subversive Activity”（2000）; Lum,Cassey Mam Kong“Introduction: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Media Ecology”（2000）;J.M.Vander Laan“Postman,Neil and the Critique of Technology”（2004）等学术论文。以上文献对媒介教育的学理启发在于，强调以整体的观念看待媒介与生活在其中的受众，而不再采取与媒介对立和抵制的方式进行媒介教育，注重媒介技术对受众感知的改变和生活经验的改变，对于新、旧媒介技术的态度持有平衡的观点。同时对于媒介所传达的文化现象更是讲求关系的制衡，不关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绝对优势，而是强调彼此多元共存相互制衡的调和原则。“整体性、互动性、制衡性、调和性”是媒介环境学视角下媒介教育哲学的核心要素。

二 国内媒介美育的研究现状

在我国大陆地区，媒介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引入以来，经历了大致四个不同发展时期：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3年）是引入与萌芽期；第二阶段（2003—2005年）是第一次高峰期；第三阶段（2006—2007年）是持续发展期；第四阶段（2008—2010年）是第二次高峰期。时至今日，媒介教育研究发展又呈现新的形势，据初步统计，2010—2014年“中国知网”可查“媒介（素养）教育”相关论文总量2191篇，远远超过以往十年相关研究数量总和，相较于2008—2010年的第二次高峰期出现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媒介教育研究中与美育问题相关的文献，在选题、内容以及方法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大致特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媒介美育研究的“逻辑起点”与“互联网媒介”语境成为热点

宏观而言，当下在国内媒介美育的研究中，“逻辑起点”的探讨被广泛关注，总的观点认为，应将媒介教育的立足点由早期针对“媒介”的操作技能和基础认知的教育转换到以“人”为核心出发点，关注媒介对于人的影响，其中如何在媒介生存中建立主体性是未来媒介教育的关键问题。南京师范大学张舒予教授指出：“媒介对人的影响是最原初的、最本源的，它是第一性的，是整个媒介素养教育体系赖以建立起来的根据和基础，整个媒介素养教育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括在这个萌芽中。”[47]刘津池、解月光在《高等师范院校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一文中也重点提及：媒介素养教育要着眼于主体性建构，而不能仅仅停留于一般技能的培养。在充分论证媒介素养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整个教育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文章指出：“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发展趋向，被涵括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核心价值和发展趋向之中，即意味着媒介素养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基础，并能承担部分的社会职能，并为整个社会发展服务。”[48]

与此同时，关于互联网Web 3.0新媒体时代给媒介教育本质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一部分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述了Web 3.0作为新的媒介语境将给媒介教育的内涵、目标、教育方法带来巨大的影响。如李树培借用媒介环境学家尼尔·波兹曼的观点提出：“电视与网络媒体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碎片化、非线性、娱乐化，与强调知识学习的系统性、递进性、学术性正好相对，可能消解了学校教育对知识结构、逻辑思维和深度理解的追求，消解了学校教育对专心、持续投入、自我挑战等情感的青睐。”[49]彭兰在文章中总结Web 3.0最突出的媒介特点为社会化媒体：“互联网关键的变革之一，便在于从门户时代转向社会化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真正代表了网络传播对传统大众传播的冲击。”[50]而要想积极地面对社会化媒体普及后碎片化信息给人们带来的危机，建立“为我所用”的价值认同比简单的批判更有长远意义。文章作者还提出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产素养、信息消费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将共同构成新媒体语境中的媒介教育本质内涵。

2.对媒介美育在媒介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认同

国内媒介教育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受到北美经验传播学派理论的强势影响，主要研究视野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调查分析国内青少年、媒介从业人员、农民工等单一群体的媒介素养现状和缺失情况。研究方法则大多数应用传播学的实证量化研究以及教育学中的批判理论。然而随着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媒介环境日益与国际同质化，媒介文化现象的纷繁复杂发展，迫使媒介教育学者转而关注更具人文主义关怀的社会学、美学以及文化的定性研究方法。此时，跨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或以文化分析为切入口最终指向以文化审美教育的方法提升人们的“诗意化媒介生存”。如李凡卓在《走向媒介文化批评——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反思与展望》一文中，站在反思历史的平台上，辨析了过往“我国大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以信息主义取向的批评来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存在着批评对象片面、批评标准单一、批评视域封闭、批评理论和方法匮乏等问题”[51]，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与研究未来可能的一种发展方向——文化研究取向”[52]。何雪莲也在《超越解构主义——新媒体时代之媒介素养教育》一文中论述了媒介问题从本质上而言是“文化问题”。而“文化关涉的是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而不是技巧，才是素养的真正含义。有了素养，技巧显得多余；没有素养，技巧适得其反。应该让素养催生技巧，而不是相反，技巧这条小舟拉不动素养的大船”[53]。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卜卫研究员也在《关于媒介素养教育作为性别平等倡导战略的研究》一文中，充分论证了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领域，为了更好地提升理论研究的水平，开放的多学科的资源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学说至少包括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理论、霸权理论、符号学、传播政治经济学。此外，还有媒介生态学、女权主义媒介研究、失语群体研究、替代性媒介或激进媒介研究、参与式传播学、话语与权力研究等。”[54]

3.媒介美育的伦理学向度

针对现代媒介化生存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法则在网络世界失去了效力，道德主体和客体责任意识的淡化、缺失，造成了对个人隐私、名誉权侵犯的肆无忌惮；同时消费文化空前膨胀，使得个人欲求横行，大量网络事件在缺少制度规训的空间里突破人伦界限，触及人性本质”[55]等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从伦理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传授主体在当下媒介环境特别是网络环境中应奉行何种价值观，以及如何建构网络道德要求和理性约束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的必要组成部分。刘咏芳等在《论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责任教育的伦理向度》一文中从尊重自主性、思想自由、独立思考三个角度出发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青年社会责任教育的伦理向度[56]，强调伦理价值的导向性以及理解并尊重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差异。罗生全等在《论媒介素养教育的伦理自觉》一文中提出媒介伦理自觉主要涵盖四个方面：道德、道德自觉、伦理、伦理自觉。并且给出了伦理自觉的定义，即指人们对媒介素养教育行为事实的尊重，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与要求去进行科学合理的媒介素养教育行为[57]。

4.结合国情建构创新性媒介美育模式

针对媒介教育模式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也作了更多有意义的思考。总体而言，大家关注的不再是如何将国外已有模式嫁接到中国的媒介环境下，而是趋向于打破已有成规、结合时下国情、建构创新性的教育模式。申金霞认为，我国的媒介教育正在经历从“保护主义”到“信息产制”的范式变化。我国已经进入第四代范式，即强调对媒介的质疑和批判性思考[58]。而李智指出，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我国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追求传播效果的功能主义范式支配下展开的，如果参照西方批判主义的源头，媒介教育传入中国后就有了偏差。他提出了要营造民主政治文化的土壤，为媒介教育提供其所需的批判主义范式[59]。吴志斌在对屏幕教育的现实逻辑问题分析时指出：“我国的教育理念应该向启发参与式理念转换，应该立足于我们的问题语境，改变被动接受的教育理念。”[60]值得一提的是，李森有研究了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媒介素养教育的文化研究取向和干涉主义取向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将二者结合才是恰当的选择；并结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提出了三层九环媒介教育中国模式的参考图景[61]。

总体而言，对比国际媒介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国内的媒介美育在理论研究方面一直处于落后状态。首先，缺乏独立创新的有本土化特色的媒介美育理念。从教育哲学、教育模式到教育途径和方法，国内媒介美育研究一直处于对国外已有成熟经验的引进和模仿阶段。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国际媒介教育理念的前沿动态反应相对滞后，特别是针对目前国际媒介教育界较为关注的媒介环境学的美育思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虽然在部分学者，如白传之、闫欢2008年出版的《媒介教育论：起源、理论与应用》，荣建华2011年出版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论》和张艳秋2012年出版的《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等书籍中已提及媒介环境学（也有称媒介生态理论）对媒介教育的学理影响，但多数也只是停留在简要介绍媒介环境学的学术历程与主要观点的阶段，缺乏对媒介环境学者相关媒介教育理论的深入剖析，特别是在媒介环境学视角下，如何结合当前国内受众媒介使用现状和具体问题，建构更为有长远发展价值的媒介教育理论内涵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

5.作为媒介美育重要内容的“媒介文化”的国内研究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媒介审美文化在国内学界逐渐升温，相关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目前此部分已有文献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从学理上系统阐释媒介对审美文化的冲击，例如探讨“互联网时代”媒介影响下美感内涵、审美范畴和审美风格的流变，代表性文献有：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一川则在《美学教程》（复旦大学，2004）、《新编美学教程》（复旦大学，2009）等教材中论述了媒介作为审美沟通的感性渠道的重要性；由金慧敏、王岳川主编的《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专题形式，汇集张法、南帆、张荣翼、戴锦华、欧阳友权、金元浦、周宪、黄鸣奋等学者的观点，探讨了媒介文化作为流行文化的消费属性、虚拟属性、视觉化等审美风格的嬗变，同时也提出对媒介审美文化的“人文关怀、人性底蕴”价值的追问。陶东风、和磊的《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在以中国学者视角梳理西方文化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以“视觉文化”为专题探讨了媒介审美文化将带来的美学的、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影响。后来陶东风在其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的附录中也提到了“文学与媒介”的话题。张江南、王惠的《网络时代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着重论述了互联网以交流为特征的审美活动以及网络的哲学美学存在论、网络艺术论等内容。

除此以外，胡永、范海燕的《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吴伯凡的《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潘知常的《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齐鹏的《当代文化与感性革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曾国屏的《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泳华的《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蒋晓丽、石磊的《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庄晓东主编的《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胡永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周宪、刘康的《中国当代传媒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众多研究成果则从传播学、社会学视角旁涉媒介审美文化的问题。

第二，对“互联网时代”媒介审美文化流变背后的审美危机展开局部、零散的批判反思。比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包括：吴志翔的《肆虐的狂欢：传媒美学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蒋原伦的《媒介文化十二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陈龙撰写的《传媒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由王一川主编《媒介新体验》系列丛书中，周志强著的《我点击我存在：网络》（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以全新的视角，运用文艺批评的方法，选取网络聊天、博客、网络文学和网络色情等媒介审美文化议题展开生动而深刻的批判，提出“如何在网络媒介文化建构的虚拟现实中塑造虚拟化、交互性的符号自我”的价值追问。与此同时，论及此类问题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王文宏主编的《网络文化多棱镜——奇异的赛博空间》（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李勇的《媒介时代的审美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董天策的《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第三，从文学、艺术学视角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介艺术研究，这部分既有对新媒介艺术的描述性介绍，也有对新媒介艺术的美学分析和理论阐释。从时间顺序来说，黄鸣奋、南帆、欧阳友权、王一川、杜书瀛、金惠敏、张法等学者对媒介艺术的关注起步较早。具体而言，厦门大学的学者黄鸣奋自20世纪末就开始系统研究电脑、互联网、数码等新媒介艺术形态，先后著有《电脑艺术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电子艺术学》（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比特挑战缪斯——网络与艺术》（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超文本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数码戏剧学：影视、电玩与智能偶戏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数码艺术学》（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互联网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互联网艺术产业》（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等众多著作，全面论述了大众媒介自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至数字媒体等技术与艺术的相互渗透，分门别类地介绍了各媒介艺术形态的发生发展史、代表性作品，特别是针对不同媒介艺术的审美特征提出了独到见解。

描述类的媒介艺术研究文献，例如：许行明的《网络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王强的《网络艺术的可能》（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曹增节的《网络美学》（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张朝晖的《新媒体艺术》（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陈玲的《新媒体艺术史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还有，金惠敏的《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玉杰、宋玉书主编的《冲突与互动——新时期文学与大众传媒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志敏的《现代电影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彭吉象的《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曾耀农的《现代影视美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史可扬的《影视美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宋家玲、李小丽的《影视美学》（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也值得关注。

总体而言，国内与美育相关的“媒介文化”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呈现以下四方面特征：

第一，对于“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多停留在表面形态和审美特征层面的描述性介绍，而对受众如何获得新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心理的变化谈及较少，这也就意味着对媒介美育心理的作用机制关注较少。

第二，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是以法兰克福文化批判、英国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后现代主义美学为内在理论根基，这一方面说明上述理论在当代媒介审美研究中的持续解释力，前现代主体性美学理论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但随着现状问题的层出不穷，主体间性后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现代美学流派的媒介研究正在崛起，但仍缺乏深入研究。

第三，对于“互联网时代”区别于以往媒介时代的独特的审美体验研究多数是经验性的、零散的、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特别是缺少针对“互联网时代”不断变迁的审美经验，应该如何确立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审美价值观体系，以及在美育实践路径上如何实现审美意识、审美趣味的提升等深化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