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隋代文学。隋王朝国祚不长，只有短短三十多年。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较少，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别集，几个相对优秀的作家在文学史上也不算特别突出。所以，学术界对隋代文学的研究相对薄弱，至今尚无一部专门的著作。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考虑，作为一个已经发生的文学史环节，对其进行全面详细的研究，以此丰富文学史的整体面貌，无疑是必要的。同时，隋是六朝的结束、唐朝的先声，从六朝文学到唐代文学，它又是一个转换的关键点。弄清隋代文学的存在状况，对我们理解3—9世纪这一“长时段”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隋代文学本身成就的相对不足，不仅不应该成为其缺乏研究价值的理由，相反，可能是我们入思的契机。历史本身并不呈现意义，历史的一切意义都是历史体验者的意识所赋予的。只有我们走进这段文学的历史，它才会向我们走来，并还原其生动鲜活的面目，即使它可能并不壮观。

欲理解隋代文学，必先了解隋代乃至南北朝的历史文化状况。关于这一段历史，研究著作很多。本书在写作中重点借鉴了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四书的研究成果。当前对此段文学史的研究，也很重视文化学的视野，并且以南北文化的融合作为理论前提。但是，由于篇幅和论题的限制，往往缺乏比较深细的分析。本书通过对陈寅恪、唐长孺相关论述的比较，重申了唐先生所说的南北文化整合的历史趋势是“南朝化”，并强调文学的南朝化更早更明显。对于文化整合的对象，本书提出南北朝以来存在两个二元文化体系的架构：其一是永嘉之后，汉文化传统在南北经历了不同继承、演变和发展，由此形成的一个二元体系；其二是大量胡族进入中原，在北方建立政权，并不断与中原汉文化和南方汉文化发生关系，由此形成一个胡汉二元文化体系。在每一个文化体系内和两个文化体系之间，文化的交流早已发生。北魏分裂之后，形成了三个依托于政权形式存在的文化圈，它们都可以涵括在上述两个二元文化结构中。隋代统一之后，文化整合、建立新的国家文化形态势在必行。为了明晰这种文化整合的历史面貌，本书以隋代的音乐体系建设为中心，通过文献的辨析，比较详细地描述了隋代音乐整合的进程中，如何将这两个文化体系的音乐纳入统一的国家音乐系统中。同时，本书也明确指出，在文学、学术等意识文化领域，胡汉文化之间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文学的演变发展必须建立在汉化的基础上，它更多地发生于汉文化内部，而胡族文化则有可能为之灌注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新文化元素。

在此前的研究著述中，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二十六章《隋代文学》、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第二章第二节《隋代三大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诗风之变》和第四章《合而未融的隋代诗坛与南北文化的交汇》比较全面，亦有一定深度，可以作为代表。曹、沈基本上按照三大地域文化圈的格局来研究诗人群体，杜氏在此基础上又划分了文帝和炀帝两个时期。他们的研究对本书写作颇具参考价值，其纵横构架也为本书所采用。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初唐诗》中关于南北朝后期直至初唐诗歌主流——宫廷诗的概括和分析，以及作为宫廷诗对立面的个人诗等相关问题的理论阐述，都对本书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并成为本书写作的理论基础之一。

文学创作与文人的心态密切相关，而文人的心态又受到生存境遇的直接影响。隋代统一之后，依然存在着关陇、山东、江左三个政治文化利益集团，他们的代表人物恰恰是当时文学创作的主体。三大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对各文人群体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在此前的研究中，还没有人认真关注过这一问题，并由此导致一些误解和分歧。比如，同样将隋代诗歌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期，有学者认为由于隋文帝对山东、江左文化持排斥态度，导致这一时期诗歌创作水平不高，而炀帝对南北各地文化的包容态度和对文学的积极提倡，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与之相反，另一些学者却认为：由于有感而发、内容充实、题材广泛，主要继承北朝刚健诗风，文帝朝诗歌成就高，而炀帝朝虽并非一无是处，但出现了逆流，成就不及前朝。本书认同后一种评价，并且概括出文帝朝三类突出的文学群体及其风貌——山东逐臣的草泽怨刺之词、江左降虏的南冠之诗、关陇武将的雄豪之声。其中前两者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争斗，后者也与当时的统一战争和边境作战等政治运作密切相关。当时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和一批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的涌现，与所谓北朝刚健文风的继承以及隋文帝的文风革新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植根于作家由人生命运之变化所导致的生命体验的强化。同样的道理，炀帝朝时，山东文人经过长期的打压，人才凋零，关陇武将也在内部权争中消耗殆尽。江左文人成为政坛和文坛的主角，他们围绕着醉心南朝文化的炀帝，重新回到宫廷文学的老路上。所以炀帝朝的文学创作，除了炀帝本人外，整体成就不如前朝。通过这样的考辨，才能对当时文学的总体状况作出历史的合理解释。为此，本书用专章梳理隋代各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博弈以及士人群体的命运浮沉，以之作为讨论隋代文学格局的历史背景。

适度利用数据统计的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某些宏观文学现象的认识。本书尝试通过对《隋书·经籍志》中所录隋代作家文集状况、《隋书·文学传》作家籍贯、现存隋代诗歌作家籍贯及作品数量等数据的分析，更为直观地呈现当时三大文化群体共存的文学面貌，以及他们在隋代文坛所占的分量。当然，对文学而言，数据的说服力是有限的。比如现存隋诗作者中江左文人最多，作品亦然，但他们的总体成就却不及另两地作家，所以本书只将其作为一个辅助手段。同时，本书还试图对隋代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以及隋代文学的发展对文学史的启示作出自己的解释。

作为一项断代文学史性质的研究课题，对于其渊源的追溯，即使必要，也应该是相对简略的。但本书不惜牺牲结构的匀称合理，用较长的篇幅来梳理隋代文学的北方渊源，对其中山东、关陇两系的描述更是颇费了一些文字。这样处理主要是想表达自己对南北文化、文学融合的理解。南北文化的融合以及文风的交汇是目前研究南北朝至隋唐文学的理论前提之一。本书不否认这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但认为必须避免两个误区：一是在北方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研究上，避免简单的因果逻辑和刻意求异；二是在南北文学的融合历程上，避免以政治史取代文学史的自身脉络。

由于南朝文学是文学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主流，而北朝文学研究则相对薄弱，所以本书关注的重点在北朝。对北朝文化而言，其实质是北方汉文化与以鲜卑族为主体的胡族文化的结合。对文学而言，游牧民族文化对北朝文学尤其是文学史的主体部分——文人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南北朝时期，最能反映南北地域文化色彩差异的文学，莫过于乐府民歌。但是以《鼓角横吹曲》为代表的北朝乐府民歌，对北朝文人文学的影响却很小。现在能见到的，可能只有温子升拟作的一首《白鼻》。而这些乐府曲辞，南朝文人拟作者却相当多，并且完全改变了其原始的风味。这是一种南北文学的交流，但肯定不是学者们预期的南北文学融合。事实上，北朝文人文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对汉文化传统的选择性继承，经过不断学习南朝文学，逐渐发展起来的。何义门曾经说：“邺下才人，亦皆宗仰江左。……思道乐府诸篇，道衡《昔昔盐》、《戏场》诸篇，孰非南朝体乎。……《北史·文苑传》特著诸公者，盖以为北方风雅，实始盛于齐季邺下，以为自是可希风江左，非谓宫体革自卢薛也。卢没于开皇之代久矣，唐初诗歌承隋之后，轻侧淫丽于是稍止，然率宗师徐、庾，上诉沈、谢，无闻别有北宗。”（冯班《钝吟杂录》卷五，何义门评语）如果我们要发现北朝文学的特质，必须对其生存发展的具体历史脉络作详细的辨析。有些人认为，北朝文学风格受到自然及人文环境影响偏于慷慨、刚劲、悲壮等壮美范畴，南北文学融合是两种美学风格的互补。事实上，在南朝文学作品中，何尝不能找到体现这种风格的例子。皎然《诗式》卷四云：“谢吏部‘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柳文畅‘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王元长‘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谷’，亦何减于建安？”这些例子都是南朝齐梁以来的诗歌。而现存的北朝作品中又有多少慷慨悲壮之声，能视为普遍风格吗？如果没有作品支持，则只能作为一种文学史的理论设想，而不能成为书写文学史的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一书和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中的相关章节，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是在结合现存作品的文学分析方面，仍有可以强化的地方，所以本书一方面借鉴吴、曹二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将重点放在文学作品的具体分析。通过对隋代文学渊源的重新梳理，本书认为：从文学层面来看，北朝文学尤其是前期，之所以呈现与南朝不同的独特风貌，主要是因为北方汉族士人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缺乏文学创作的空间，并在文化渊源上更多地继承南渡以前、汉魏西晋之学术文化遗产。由此导致他们在文体的取向（侧重于应用文）、语言艺术的素养（相对质朴）、文化精神（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积极投入、更为率直的抒情姿态和更为浓烈的情感体验）等方面衍生出自己的特色。此后虽经南风熏陶，诗赋之类作品的创作增多，语言也渐趋华丽，但其文化精神却始终不绝，并在环境的刺激下不断表露出来。由此，本书提出一个理论设想：北朝文学的历史传统转化为其地域特征，时间因素沉淀为空间存在，形成不同于南朝的文学气质。另外，本书认为：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过程，早在北魏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当北方文人通过逐步学习南朝文学来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平，并在其中展现自身的文化精神时，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已经启动。同样，南朝文人因各种缘故来到北方，在他们的意识中，根本没有所谓不同于南朝文学的北方文学。但是，人生命运的巨大变故和由此感发的生命体验，却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独特的风貌。这又是一种特殊而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文学交融。

由于隋代的几位优秀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突出，所以历来少有专门的研究。隋炀帝、卢思道、杨素等人还有几篇专论涉及，其他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都只能散见于各种文学史和诗史著作中。本书在山东作家中选取卢思道、薛道衡、孙万寿作为代表，关陇作家中取杨素、杨广二人，江左作家中以南陈诗人入关之初的南冠之诗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整体来研究，另取虞世基、王胄作为代表。在研究中，如果保存的文献相对完整，则力求能把握作家的个性，探索其人生经历和创作心态的发展变化，以此来理解其作品。在作品的阅读中，本书借鉴宇文所安在《初唐诗》中译本“致中国读者”中的一段话，他说：“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个背景，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1]对隋代文学作品，也应该采用这样的阅读方式。同时，本书对具体作品特别重视从两个方面加以观照。其一是文学史的传统和惯例，比如某些乐府诗，在长期的文人拟作中已经形成了某种固定的模式。隋代文人在写作中，对同一旧题惯例的突破和不同题辞的选择，往往显示出某种新变的因素。其二，在宫廷文学成为主流趣尚的时代，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笼罩，往往会产生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更值得关注。

本书选取颜之推《颜氏家训》、李谔《正文体上书》、王通《中说》作为研究隋代文学批评的对象。这三种资料不仅是批评史上较有影响的隋代文献，也可视为江左、山东、关陇文学观念的代表。具体论述中，对前人分析得较多的内容，则或省或略，意在发前人所未覆。几乎所有的批评史著作都认为颜之推的文学思想包含南北，但北朝文化究竟如何影响颜氏，却缺乏清晰的说明。通过仔细的梳辨，本书总结出颜氏文学思想与北朝之关系主要表现在对文人品行的苛评、对诗赋与实用文章的文体价值判断、对文人人格“华实论”的建构等三个方面。前人往往只关注李谔《正文体上书》对魏晋以降文学趣尚的批评，而忽略了他的写作意图。李谔的批评意在扭转以文学才华取士的风气，他的观念折射出山东士族所恪守的重经术、励名行的传统门风，并预示了唐代科举中进士与明经两科之争。王通的儒学，强调政道治术，故而推重史学。王通的文学批评受制于他的儒学，不幸的是，他把文学视作史学的附庸，这一点在他的《续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至于他由人品推及文品，进而全盘否定六朝文学的做法，如果认真辨析，不难感受到其中既无逻辑，又显荒诞。

通过考察隋代诗歌的格律，可以发现：在格律化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性差别。总体而论，江左文人的作品格律化水平最高，山东次之，关陇较为滞后。究其原因，与诗韵所采用的语音体系关系密切。同时，对声韵之学的理论意识也会对诗歌格律化产生直接影响。就隋诗格律的整体而言，似乎尚不及南陈，隋代只是保持着此前历史发展的惯性，没有充分的迹象显示出隋人的自觉追求和明显进步。

[1] [美]宇文所安著：《初唐诗》，贾晋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