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导致时代思潮飞流激荡，层出迭见。在时代风云的变换之中，一股西北开发思想时隐时现。它初起于经世思潮之西北史地学派，辗转依附于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之中，甚至一度成为军阀混战相互标榜的口号，然而最终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在中国面临空前大危机的时代背景中，涓流奔腾，轰然汇为江河，演变成一股具有全性影响的社会思潮。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西北开发思潮逐渐潮落，遂不引人注目。即便是在学术界内，治思想史者，或偏于近代以来政治思潮，或重于学术思潮，多未将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纳入研究视域之中；在抗战史的研究中，西北开发思潮更是或为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或为精致的战争史之深描而屏蔽。因而对于这场曾经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为史者却应之寥寥，而将其视为独立社会思潮者更是少之又少。

红伟就是这少数人中，较早从事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想研究，并从思想史的角度将其定义为思潮进行详细论证的人。1994年，红伟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从中原来到大西北，学习、工作，已历时十八载。大二时，我给他们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不过当时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红伟在大四上半学期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本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我忝为其导师，开始有了密切的交往。红伟脑子活，涉猎广泛，善于钻研，发现新问题；身体又好，有钻劲，有冲劲，稍加点拨，即可触类旁通，很快就掌握了独立科研的能力。红伟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一头扎进西北区域史研究领域，孜孜以求，不馁不倦，从着手近代甘肃留学教育研究，到聚焦于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研究，再到现在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社会的研究，总能填补一些学术研究上的空白点。其中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研究，红伟用力尤著，大量收集资料，认真研读，并与近代西北开发史相联系，用功精勤，可谓不易。不过人生境遇，有一帆风顺之时，也有遭遇挫折之际。方当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即将杀青，一次失窃事件，导致红伟多年的努力，尽遭贼手。闻之令人扼腕！

2004年后，红伟鉴于西北区域社会多民族、多宗教的特点，为获致对西北区域社会的深入认识，在本校王希隆教授门下，攻读民族学博士学位，专门研究藏传佛教与安多藏区社会，无论研究水平，还是对西北区域史的认识，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成果。2008年，红伟甫以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循化藏区权力机制的文化考察》顺利通过答辩，即着手《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研究》的写作，可见其在学术研究上坚韧不拔之精神。值此书即将付梓之际，红伟向我索序，有感于此，不能不为之。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近代中国百余年间，仁人志士对西北经济开发所给予审视与思考的顶峰。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起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既是国人对国难日亟的反应，担心西北为东北之赓续；也是寄希望于通过西北的开发，为救亡图存的抗战奠定精神与物质之基础。因而，人们高扬西北的历史文化价值、国防价值与经济价值，并探寻使其价值得以挖掘、利用与发挥的途径与方式。与此同时，国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不仅明白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也明白了无现代化即无以独立富强的道理。两股思想在抗战时期西北开发思潮中汇流，互相激荡，既弹出了时代的强音，也造就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转型，使之呈现出与传统西北开发思想截然不同之处。

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呼声，既有对传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继承，也有现代性的转向，推陈出新。新旧杂陈中，众多开发主张蜂起，从移民垦殖、发展交通、恢复农业、兴办水利、推进工业，到建设生态农业经济、发动工业化、实现经济现代化，一条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新陈代谢脉络清晰可见。红伟紧扣这条脉络，完成了一项具有前瞻性与前沿性的学术课题。本书对以往的研究有四点突破：一是全面论述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不仅梳理了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历史流变，还从开发价值、开发目标、开发战略、开发布局、开发步骤以及开发措施等，多层级、系统地勾勒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轮廓，展现了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中以往被忽视的一些鲜明的特点与亮点；二是注意到社会的系统性，将经济领域视为镶嵌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从国家政治制度、地方吏治、民族关系以及交通、教育、金融等多方面探寻西北开发的障碍与先决条件；三是深入挖掘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现代性内容，如生态农业建设、水土保持、工业化等在西北经济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四是专门介绍了抗战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思想，从西北区域社会即民族社会的角度而言，或不应辟为专论，然这些主张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新民族主义语境之下，不仅涉及对西北少数民族认识的重要转变，所提出的某些开发原则鞭辟入里，更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时代性与实践性，也造成了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却是中国人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探索。红伟对此所做的审视，充分表明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应该拥有的辩证思考能力与强烈的历史感。

红伟生性耿介，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故在为学之上，心无旁骛、不懈不怠、冲劲十足，犹如学术战场上的冲锋队员，因而在清扫战场上就显得有些粗枝大叶，在一些细节上处理得不够精确。一如本书，虽然在立论、分析、阐发等方面，俱有可圈可点的闪光之处，但内容的安排与联系上仍有可商榷的地方，文字表述虽然顺达、明确，也有可进一步洗练、明快的余地。虽说这是年轻学人常有的毛病，还是期望他能够更加练达，在学术研究上向着圆融之境迈进。

几经周折，终于可以看到红伟这本书就要出版，不由替他感到高兴，也借此机会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希望能对他学海扬帆有所助益。

是为序。

王劲

2013年1月20日于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