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非正常的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纵观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历史，不可持续性和易变性是其固有的特性。2008年下半年，发展中国家发生大规模资本流入逆转，大量资本异常流出，跨境资本在短期内频繁地流动以及中长期内周期性逆转“魔鬼”的一面暴露无遗，金融海啸几乎席卷所有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危机的殉葬品。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动用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廉价的美元大举进入新兴市场以攫取高额利润，而在资本撤退后，这一流行盛宴收场的阶段，留给新兴市场的是等待收拾的“资产泡沫”的烂摊子。无序的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后果让人触目惊心，似乎一直与经济、金融危机相伴左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法对资本流动的脆弱性视而不见。

资本外逃既不是单纯的外汇管理问题，也不是统计问题，而是开放经济中所特有的一种资本流动形式。资本外逃作为一种非正常的资本流动，为了规避监管，资本外逃的载体可谓是变幻莫测、花样颇多。WTO开闸以来，外资成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急先锋，对争夺房地产市场更是情有独钟，美国摩根士丹利、澳洲麦格理银行、美国雷曼兄弟、美国洛克菲勒等著名跨国房产投资基金纷纷看好我国房地产市场。但“遍地黄金”的好景不长，自2008年起，大摩开始抛售部分房产，如兜售上海广场商场、东海广场写字楼。紧随大摩，美国高盛、英国高富诺、澳大利亚麦格理集团、荷兰ING等外资机构纷纷抛出低于预想估值的物业，实施“做空”房地产的诡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资机构纷纷减持中资银行股，如2009年1月，苏格兰皇家银行减持108亿股中国银行股票，获利2.21亿美元，2011年1月，摩根大通减持1.25亿股中国工商银行的股票，套现金额高达7.52亿港币。建行、农行、招商银行也难逃此命运，股份频遭减持，沦为外资股东的提款机。2011年6月14日，央行网站刊发报告，揭露腐败高官进行资本外逃的路径和方法，其中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披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司法干部、国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驻外中资机构等，失踪人数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资本出境达8000亿元人民币。浩浩荡荡的“移民潮”所带来的直接损失是资本外流，数额之巨大，恐怕难以统计。除此之外，业内人士判断，进出口贸易活动也是资本外逃的主要载体。2011年10月，我国外汇占款出现自2008年1月的首次负增长，为248.92亿元，2011年第四季度外汇储备规模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季度下滑。2012年FDI出现200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为1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3.7%。地下钱庄“暗度陈仓”，仅2005年先后出现上海“1·17”专案、辽宁“6·16”专案、辽宁“6·21”专案、北京“6·19”专案、广东“地下钱庄案”。

资本外逃暗流涌动，从外汇占款的负增长到2011年11月FDI同比数据28个月来的首次下降，从外资金融机构对不动产的纷纷脱手到对中资上市企业的减持套现，从四大国有银行存款流出的加剧到人民币即期汇率连续九个交易日跌停，以及部分跨国公司在华生产规模的缩减，巨额资金异常动作，种种迹象，搅动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敏感神经，我们不得不关注我国资本外逃的微妙变化。如果20世纪两次大的资本外逃即发生于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和90年代的亚洲国家，对我们而言是“邻家起火”，我国还是一个“隔山观火”的“局外人”，那么，在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作为近30年来迅速崛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一，我国未能独善其身，几乎首当其冲地面临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巨大影响和冲击，成为资本外逃相当严重的国家之一。

资本外逃之所以引起学术界和政府当局的关注，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源于其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国也正付出巨大的增长代价，资本外逃不但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使国家财富流失严重，更损害经济生态环境。资本外逃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反映出方方面面的社会现状，与金融改革、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密切相关，开始逐渐动摇人民幸福的基础，对我国建立“橄榄型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如何面对资本外逃这一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二）研究意义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资本外逃现象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更是凸显资本外逃问题的严重性，成为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国经济在不断探底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本流出我国的担忧正在攀升，资本外逃的声音不绝于耳。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以及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我国的外汇储备水平、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境内外资存量、贸易结汇支付等指标，更是有直接的证据支持资本外逃的说法。我国曾是全球投资的热点国家，吸引世界资金的涌入，而现在却眼睁睁地看着个人、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转移资金。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自由化的背景下，遏制资本外逃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话题。一旦资本外逃的黑洞被揭开，它就不仅仅关系到资本。虽然我国一直存在资本外逃的现象，但目前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似乎还未充分显现出来，其形势还不至于引发金融动荡。受人民币将大幅升值的市场预期以及我国房地产惊人的投资回报所驱动，使我国处于一个大量投机资本流入的时期，热钱的流入大大超过了国内资本的外流。而当市场对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的预期大幅减退，房地产市场也开始降温，资本外流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资本外逃的情况开始在国际收支中显露出来。同时，无论是公开出逃还是“私奔”，各种“蚂蚁搬家”资本外逃的手段更是层出不穷，资本外逃的载体也是变幻莫测，如根据美国移民服务局的报告，2011年我国共有2969名公民申请了EB-5^[1]签证，其中934人获批准，占所有申请EB-5签证人数中的75%。如果决策层将2011年10月新增外汇占款负增长看成是偶然，把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看成是“好事”，再稀里糊涂地“去顺差”，用小恩小惠来换取其他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纵容资本外逃，面对如此巨大的隐患，却掉以轻心，将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资本外逃是衡量一国经济稳定增长态势、金融体系存在潜在危机以及结构完善状况的重要指标。资本外逃既是经济行为，又非纯经济行为，资本外逃行为反映了资本与国家的关系，资本与现行金融、经济制度的关系。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自由化和一体化，各国之间的资本流动趋势加强，资本外逃对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威胁使对资本外逃的研究成为当今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重大课题。资本外逃作为一种非正常的资本流动，对于资本稀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经济处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其影响不可低估。

在经历了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并面临世界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国资本外逃呈现出新特征，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我国资本外逃的方式、规模、动因、经济效应、相应的政策启示等，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书在运用直接法以及修正的间接测算方法即在“间接测算法”框架下，“混合法”（如对外投资中资本外逃的测算）与“权益差额调整法”（如对贸易伪报的测算）相结合的一种结构性测算方法，来测算我国资本外逃规模。在此基础上，探究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以及剖析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用新的视角系统地审视新形势下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其现实和理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在我国GDP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政府继续鼓励引进外资之时，会发生资本外逃现象？我国资本外逃的主体如何？引起我国资本外逃的国内因素是什么？资本外逃是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短暂现象，还是成本上升利润下降长期趋势使然？是实体经济结构扭曲积重难返，还是现行体制深层次矛盾凸显，发展理念和价值观错位与失衡的必然结果，还是少数人看空我国经济的临时性效应？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将产生何种影响，监管当局以及国内金融和实业企业又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资本外逃产生的诸多不利影响等，均为本书试图研究并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