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苏、俄经济概况
对十月革命前俄国经济简析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其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比欧美先进国家晚得多。如果与资产阶级革命最早的英国相比大约要晚200年。1861年俄国进行农民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后，俄国才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在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要比欧美国家在短得多的时间里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总的来说，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比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落后得多，并有其自身的一些明显的特点。本研究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作一简析，以利于对十月革命后特别是起始阶段布尔什维克党实行的经济政策的认识。
一 废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农奴制
长期以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封建农奴制的严重制约，要比欧美资本主义兴起的进程与发展程度落后很多。因此，农奴制成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块绊脚石。农奴制是一种强迫劳动，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阻碍了技术进步，同时也阻碍了劳动市场的形成。这样，使俄国工业革命与农奴制发生严重冲突。另外，长期实行农奴制，地主对农民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日益加强，俄国农村中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争取人身解放，以及为了争取获得作为小农经济生产者独立经营地位的必要条件的土地，农民频繁地进行反对地主的起义。在农奴制手工工场中，也爆发了农奴的反抗运动。
在上述情况下，俄国沙皇一般是通过两种途径来缓解矛盾，达到挽救封建皇朝的目的：一是用加紧对外扩张、掠夺新的领土和市场的办法，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19世纪上半叶，俄国先后通过侵略战争，夺取了芬兰、比萨拉比亚和高加索；在中国东北强行割据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但侵略战争并没有解决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挽救农奴制。1854年3月，英、法等国向俄国宣战，沙皇政府在克里木（即克里米亚——笔者注）战争失败，迫使沙俄交出对黑海及沿海地区的控制权。沙俄的战败，清楚地表明：第一，由于沙俄向东北扩张的势头遭到严重挫折，从而失去了主导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也反映了沙俄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存在巨大差距；第二，战争失败进一步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对此列宁指出：“克里木战争表明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2]由于使人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人民生活更加恶化，因而，战争不仅没有缓解农奴制的危机，反而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据沙皇政府第三厅的记录，1858年发生了86次骚动，1859年为90次。1861年至1863年，俄国就发生了2000多起农民骚动，其中1861年就达1176次。在第一种办法挽救不了农奴制的条件下，沙俄不得不采取“自上而下”的农民改革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后，于1861年俄历2月19日，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宣布农奴的人身解放，规定了农民赎买土地的有关办法。法令的具体内容是：有关农奴的人身解放方面，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出卖农民或交换农奴和任意惩罚农民的权利；农民有自由处理自身财产的权利；农民可以自由经营工商业，可以订立契约和拥有动产与不动产。有关处理封建社会核心问题的土地所有制方面，法令规定在缴纳高额赎金的条件下，给农民以份地，归其长期使用。俄国农民用高价赎取的土地，在大部分地区是由村社共同占有，分给农民使用。这里要指出的是，农民在获得份地的同时，必须承担劳役租、代役租与履行为贵族地主服务的义务，这些都由地主制定的契约加以规定，并由地主加以监督执行。这次农民改革的法令，只涉及地主、农奴。1863年和1866年此法令的一些基本原则又推行到100余万采邑农奴与950万国家农奴中去。之后，又在非俄罗斯民族地区进行农民改革。
1861年的农民改革法令，虽然使2000多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但并没有动摇贵族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与支配权。就是说，作为确保封建社会地主统治与剥削农民的基础——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61年的法令明文规定：“地主保留所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就是说，在进行农民改革时，首先不仅保持了地主原来的土地，并以“割地”形式夺取了农民20%以上的土地，有些地区，甚至高达40%，其次，在划归农民耕种时要确保地主首先占有足够数量的优质土地，并还可以随时收回农民的份地，就连农民赎买的份地，地主也同样有权赎回。
尽管1861年的不彻底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农民改革，远未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俄国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它毕竟标志着俄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开始，推动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进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演进，迫使农村地主经济逐步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代替工役制。但是要指出的是，这一变化过程在俄国是十分缓慢的。这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农民改革后，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地主并没有经营大农场所需的农具和经营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验。另外，改革后，劳役制虽遭到了破坏，但并没有彻底消灭，大量的土地仍控制在地主手里，地主还享有各种特权。
第二，加速了农民的分化进程，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劳动力。改革前，俄国的农民主要由贵族地主农奴、国家农奴和宫廷农奴三部分构成。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农民分化为富农、中农与贫农三类，分别占总农户数的20%、30%和50%，各占有份地总面积的32%、31%和37%。购买土地的富裕农户占74%，而贫农只有9%。[3]但是，很多贫农由于无力耕种手中的土地，不得不出租给富农，而自己到城市去做雇工。富农除了自己的份地外，还购入和租入大量土地。这样，占农户20%的富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占全部农田的35%—50%，而占农户总数50%的贫农实际使用的农田只有20%—30%。耕畜与农具分配不均的情况更为严重。38%—62%的耕畜和70%—86%的改良农具属于富农，而贫农只有10%—31%的耕畜和1%—4%的改良农具。[4]在1896—1900年，无马农户和有一匹马的农户就从560万增加到660万（农户总数为1100万户）。这意味着，2400万—3000万的农民生活极为困难。[5]农民分化，使得富裕农民对雇佣劳动的需要增加，在19世纪80年代全俄农业工人已超过350万人，占农村中成年劳动力的20%。再加上农民改革时已使2000多万农民摆脱了农奴地位，获得了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提供自由劳动力方面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随着农民分化趋势的发展，开始形成农村资产阶级，他们是从事商业性农业的农场主，他们除了经营农业，还经营工商业和高利贷活动，这约有150万户。与此同时，开始形成农村无产阶级，即有份地的雇农、短工和其他工人。他们占农户总数的一半以上，约650万户。[6]
第三，农民改革后，促进了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的发展。1876—1894年，农业机器增加2.5倍以上。1864—1905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近50%，粮食产量增加1.6倍。马铃薯的产量增加4.5倍。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提高，在改革后的40年间，每个劳动者的粮食平均产量增加27%左右，马铃薯增加两倍以上。[7]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商品流转量与国内贸易市场扩大。农民改革初期，国内商品的流转主要依赖国内大多数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后来，随着商品货币关系与交通的发展，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使更大部分的农产品变成了商品。同时，由于农民的税捐负担重与必须偿还土地赎金等因素，增加了农民对货币的需要，从而使他们更多地出售自己的农产品。
俄国农业生产发展后，还形成了专业化的农牧区，在各地出现了一些商业性谷物地区和畜牧业地区。这对增加农畜产品的商品交换起了不少作用。这从谷物铁路运输的增长就可以证明。1876—1880年至1891—1895年间，6种主要谷物运输量平均增长了1倍多，谷物运输量在1861—1895年间增加了4.5倍。[8]
俄国国内市场的扩大，还与农民改革后俄国把土地变成商品有关。1863—186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为860万俄亩，1893—1897年5年内出售的土地几乎增加了1倍，而且90年代的地价比60年代增加了两倍。[9]
还应看到，农民改革后，俄国工业也得到发展，市场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以上种种因素，都使得商品交换增加，市场扩大，从而大大冲击了自然经济，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断发展。
但是，1861年的农民改革，使俄国进一步走上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结合的道路，从总体上讲，不论在经济关系还是在政治关系方面，都仍然是由贵族地主居统治地位的封建帝国。因此，改革后社会经济矛盾并没有缓解，而是日益发展与深化。到1905年广大农民的反封建运动蓬勃发展，波及全国1/3的农村地区，全年农民起义达3000多起，仅1905年年底前的3个月内，就有农民起义1590次。在沙俄军队中，这一年由穿军服的农民引发的士兵起义达百余次。[10]在上述背景下，1905—1907年工农革命运动吓坏了沙皇专制政权，使其看到单单靠残酷的镇压手段难以维持统治。为了保持政权，顺应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得不考虑对农民实行新的土地政策。这样，在1906—1910年实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法。1906年11月9日颁布法令，1910年6月14日由国家杜马批准的关于农民退出公社的条件的法律，该法令的标题是：“关于有关农民土地占有制的某些规定的变更和补充。”该法令的基本内容是允许农民退出村社，并可以把份地变为自己的私有土地。具体办法是，把全部农民的土地分成两种：一种是村社自从分配土地以后，不实行土地的再分配，这种不再分配的村社，直接确认为份地为农民的私有土地；另一种是村社实行再分配的，其任何农户有权把重分土地时所有应划归他的土地都可以随时要求确定为他个人的财产。所有转为农民私有的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或抵押。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从1906年11月到1916年1月1日，在申请确定土地为私有财产的270万农户中，完全退出公社的农户有200万，退出公社最多的是1908—1909年，占所有各年退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次改革是继1861年改革之后的，为俄国资本主义“第二次以地主方式清洗土地”。列宁把要根本破坏旧的、中世纪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斯托雷平改革称为“最后一个气门”。他说：“斯托雷平的改革‘延缓了’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是在不废除整个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条件下可以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11]这一改革也并没有缓解农村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农民运动并没有终止，富农——独立农庄主（斯托雷平式的地主）和农村贫农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更趋尖锐化。
从改革对农业发展的角度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俄播种面积，在前帝俄71个省和区，从1901—1905年5年的平均8830万俄亩增加到1911—1913年的9760万俄亩，谷物播种面积增加了10.8%。同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更快，棉田扩大了111.6%，向日葵—61%，甜菜—39.5%，烟草—18.5%。农业中使用机器的数量也增加了，从1900年到1913年使用机器的价值增加约3倍，但只是在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和大的富农经济中使用。农业中使用的化肥也有较大增加，1900年进口600万普特（1普特等于16.38千克），1912年进口了3500万普特，国内还生产了324万普特。谷物产量也有较大增长，1900—1904年谷物年均产量为39亿普特。1909—1913年增加到46亿普特，1913年为丰收年，谷物产量达到50亿普特，按人均计算为574.9千克。由于农业的发展，其商品率也有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主要依赖地主与富农经济的发展，以谷物为例，1913年，地主与富农生产了全部粮食的一半（地主为6000万普特，富农为1.9亿普特），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71.6%。与此同时，俄国农产品出口也随之增加，1911—1913年比1901—1905年年均增加60%。农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俄国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要指出的是，俄国农产品出口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其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商品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沙皇政府实行“饥饿输出”改革的结果。当时沙皇的口号是“吃不饱，也得出口”。[12]
二 工业的发展
农民改革前，俄国工业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农民家庭手工业与城市小手工业。自17世纪后半期起，在俄国的手工业中已产生了类似工场手工业的作坊。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对工场手工业实行扶植与鼓励的政策。俄国工业在18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过渡。与市场相联系的工场手工业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形态。到了18世纪末，俄国已有手工业工场1200个，其中冶金和金属加工业200个，轻工业（麻布业、呢绒业、丝绸业、棉织业和制革业）有近千家，共雇佣工人42万人。[13]到了19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对外军事扩张与西欧产业革命的影响，俄国的工场手工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趋势，这标志着在俄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1845年已有工场9994家，这个时期不少行业开始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1860年雇佣工人已达53万人，占工人总数的61.4%（其中加工工业的雇佣工人占87%）。棉纺织业在工业中发展最快，雇佣工人已占95%，并在19世纪初已开始使用蒸汽机。由于产业革命的兴起，带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1860年的彼得堡成为机器制造业中心，已有15家机器制造厂。[14]俄国自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过渡。
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速度最快的是纺织工业，它也是俄国最先进的一个工业部门。1846年俄国已有70万纱锭。到1861年，机器纱绽已增加到200万个。1861年后，纺织工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了，1861—1881年，布匹的生产增加了两倍，机器织布工厂挤掉了手工织布业。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甜菜制糖业、造纸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1860年，使用蒸汽动力制糖厂生产的糖已占全国产量的84%，机器造纸占全部纸张生产的80%。
交通运输是俄国落后的一个部门，19世纪30年代俄国才修筑了第一条铁路（长1俄里），1851年建成彼得格勒到莫斯科的铁路，到1861年，在辽阔的俄国才共约有1488俄里的铁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必须要有良好的道路交通。为此，沙俄在农民改革的头10年里，把2/3的资本投入铁路建筑。这使得从1861—1881年的20年间，建筑铁路19500俄里。铁路建筑的发展，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俄国开始生产铁轨。在农民改革后的40年中（即从1861—1900年），生铁的产量与石油产量迅速地增长，几乎增加了10倍。乌克兰的煤产量在1861—1881年期间，增加了14倍。随着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的产业工人形成了。从1861—1881年，工人人数增加了1倍，到1881年已达到66.8万人，此时，俄国已有一半工人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靠工厂。[15]
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俄国工业进入了一个巨大高潮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出现工业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俄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并且俄国已卷入世界市场。
第二，1861年农民改革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工业仍受到农村半农奴制与自然经济残余的严重影响，但进入90年代农民的分化进程加速了，城市人口与工业、商业的人口大大增加，对形成资本主义市场起了促进作用，亦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正如前面指出的，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工业与整个经济的发展，为90年代后期工业高涨打下了基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70—80年代大规模修建铁路，为今后的工业高涨具有重大的意义。188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为26024公里，1890年为30596公里，1900年为53234公里，这样，1885年至1900年的15年中，俄国铁路网扩大了1倍。这一时期，铁路平均每年增长2000公里以上。到1901年长达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大体完工。[16]这条铁路对俄国欧洲部分与西伯利亚的经济联系、统一市场，都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第四，引进外资对工业的推动作用。在工业高涨时期，投到俄国工业的外资增加了4倍，到1900年已达到了10亿卢布（1890年为2亿卢布）。从1896年到1900年，成立了190家股份制企业，其中1/4是外国企业。外资在全俄股份资本中的比重，在1890—1900年期间由1/3强增长到约占1/2。外国资本在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的比重高达74%。南方的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俄国从外国进口了大量技术设备。在工业和铁路的投资中，有25%以上是用于进口设备的。[17]列宁曾对这一情况指出：“外国的资本、工程师与工人大批地移入并且继续移入南俄，而在目前的狂热时期（1898年），许多工厂也从美国搬到这里来。”[18]
第五，沙俄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发展国有经济与增加国家订货等政策，对19世纪90年代工业高涨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沙俄政府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土地与各种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掌握的全部军事工业92%的铁路投资，使国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也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
由于上述原因，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就其速度而言，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俄国工业发展情况还可从下表材料中得到体现。
19世纪90年代俄国发展概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10年内，企业数增加了18.3%，工人人数增加了66.5%，工业产值增加了1倍。在这期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产值增加了1.5倍以上。金属冶炼与能源部门增长速度更快，生铁产量从1890年至1900年增加了2倍（从5660万普特增加到17910万普特），钢产量增加近5倍，石油产量增加了1倍。19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石油产量与美国相等，而到该世纪末甚至曾一度超过美国。机器制造业在迅猛发展的铁路建筑业带动下，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世纪末，俄国已有569家工厂制造工业劳动工具，181家企业生产农业机器，14家机车和车厢工厂。纺织工业也是快速发展的部门，1890—1900年纺织生产的产品增加了97.5%，织布生产的产品增加了75.4%。这10年间，俄国棉纺织工业的设备，平均每年增加220000只纱锭和6400台织布机。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与当时俄国的下列因素有关：一是沙俄政府采取关税保护政策；二是俄国建立了自己的纺织业原料基地。
工业的发展，使得俄国国内外贸易也得到了很快发展。从1890—1900年，俄国国内商品流转额几乎增长了1倍。在对外贸易中，谷物、糖、亚麻、木材、石油等产品的出口量有大幅增加。在工业高涨的19世纪末，俄国还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银行信贷系统。到1899年年底，作为俄国中央发行机关、最大的国内短期信贷银行的国家银行，在全国各地区已有9个办事处与104个分行。另外，贵族土地银行有26家分行，农民土地银行有39个分行。还有42家商业股份银行，10家抵押贷款股份银行，116家信贷互助公司，241家城市银行，十分众多的储蓄银行网。
到了20世纪初，在19世纪后期工业高涨之后，俄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卷进了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些特点在俄国都有反映，但危机的严重性与持续时间要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因为：一是俄国在经济上对外国依赖程度高；二是俄国19世纪后期工业高涨的不稳定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俄国这次经济危机始于金融领域，并迅速波及各个工业部门，重工业危机最为严重。在危机期间，生铁产量下降了15%，顿巴斯矿井开工率为59%，炼焦厂为42%。在1900—1903年，仅大中型企业就倒闭了3000多家。[19]从1930年年底起，俄国工业危机开始缓慢地消退。1904年开始了俄日战争，接着1905—1907年俄国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主要任务是扫清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此，革命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及改变沙皇的专制统治制度。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经历了较长的萧条时期，到1909年才开始新的高涨。这次工业的高涨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首先，从1909—1913年（1911年除外）农业丰收。在有利的国际行情下，农产品输出增加，这使俄国每年比19世纪90年代多收入8亿—9亿卢布外汇，为工业积累了资本；其次，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剧了农民分化，它一方面扩大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同时，地主出卖土地获得的资金大部分投入了工业；再次，沙俄政府为了加紧对外扩张而积极扩充军备。仅海军造舰费就从1908年的3600万卢布增加到1912年的1.1亿卢布，增加两倍多。1913年军费开支占全部财政开支的26.5%。十分明显，国家军事订货的增加，对工业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最后，1905年的革命被镇压后，俄国国内出现了暂时稳定的局势，这为外国资本重新大量进入俄国提供了条件。[20]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俄国对英、法等国在财政经济上的依赖，决定了它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参战后，俄国经济逐步转入战时轨道。这样导致军事工业的增长，1916年军工生产比1913年增加1.3倍，军火与军事装备工业的产值在全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57.4%。但是，战争对俄国整个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出现了普遍的衰落。1913—1917年，生铁产量下降了36%，煤—21%，石油—26%，农业机器—90%。由于西部地区被占领，工业损失20%左右。战争对农业的破坏作用也很明显，使牲畜减少了30%。1917年的谷物播种面积比1914年减少约1000万俄亩，该年的谷物产量几乎比战前下降了25%。[21]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趋势就已出现，而在1914—1917年战争期间，国家垄断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对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所著的《为了面包与和平》这一论文中指出：“发展成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已是贴近社会主义的前阶段。”[22]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广大人民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与痛苦，从而反对战争与反对沙皇专制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与士兵的反战活动大规模地展开，街头出现了很多红旗，上面写着：“打倒专制制度”、“打倒战争”等标语。1917年俄历1月9日，彼得堡等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反战罢工与示威，“要面包，不要战争”“打倒沙皇政府”的示威发展成为武装起义。此时，沙皇军队也纷纷掉转枪口指向沙俄制度。1917年俄历2月俄国人民的武装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承沙皇政府的政策，对内实行一系列反人民的政策，对外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使国内已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从二月革命后7个月里，就关闭了799家工厂，导致16万多工人失业。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卢布贬值了9/10。1917年1月至10月，莫斯科每人每月只能领到8千克口粮。1917年的工业产值比上年减少了36.4%，其中采矿业减少了44%，金属加工工业减少了36%，纺织业减少了33%。到1917年年底，俄国的军事开支约为500亿卢布，这个数目超过了1917年以前100年发生的所有战争的费用。[23]这给俄国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上述情况下，工人罢工和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不断发生，1917年的8—10月，莫斯科就发生了10多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到十月革命前夕，农民运动已波及俄国91.2%的县份。这时列宁在和平夺取政权完全失去希望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准备武装起义，最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
三 基本特点
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美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俄国已进入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在经济方面具有自身的一些重要特点。
（一）有着浓厚的封建特色
长期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就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一直受着浓厚的传统的封建关系的束缚。所以列宁一再称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俄国的资本主义是在相当的程度上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指出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24]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还仍是一个大地主封建土地占有制国家。像列宁所说的：就是在“1905年革命以后是13万地主管理俄国，他们的管理方法是对15000万人滥用暴力，肆意侮辱，强迫大多数人从事苦役，过半饥饿的生活”。[25]俄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被封建关系的密网紧紧地缠绕着，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不论是1861年的农民革命还是1906—1910年实行斯托雷平的土地法，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封建主义的土地关系，实际上都是以“地主方式清洗土地”，仍然存在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另外，还应看到，俄国的大地主与工业资本家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俄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还约有一半的大地主同时兼管资本主义企业。就是在俄国垄断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剥削的方法，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与资本主义剥削结合在一起，在农村经济中还占据优势。还有不少垄断组织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半封建性质，例如，糖业辛迪加就是由制糖工业资本家与种植甜菜的大地主共同组成的。就是说，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除了存在垄断资本主义外，还存在着半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宗法式的和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列宁指出，俄国经济的特点“一方面是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另一方面又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26]
第二，俄国资本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美欧国家不同。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通过对封建地主反复的斗争和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摧垮封建统治，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在俄国，对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关系的改革，一直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不仅不触及贵族地主的根本利益，而且对他们的利益加以保护，这自然就难以根本消除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从而成为阻碍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从政治上来讲，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它所依赖的是贵族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的联合专政。列宁把沙皇专制制度视为俄国封建残余中的“最大残余”，是“所有这一切野蛮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支柱”。[27]这种政治制度下，俄国经济中的农奴制残余及其浓厚的封建性都不可能消除。
（二）垄断与集中程度高
俄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晚于美欧国家，其经济亦比美欧国家落后，但它的垄断与集中程度要比美欧国家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出现了垄断联合组织。从20世纪开始，垄断组织成了俄国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到1909年年初，俄国45个工业部门中有140个垄断联合组织，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200个全俄或者省规模的卡特尔和辛迪加。银行资本也已高度集中，12家最大的银行集中了俄国所有50家股份银行80%的固定资产和债务，参与了90%以上的筹措资金和工业信贷的业务。俄国在垄断化的程度方面处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指出：“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由‘煤炭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充分证明。”[28]“五金公司”辛迪加（俄罗斯冶金工厂产品销售公司）联合了30家工厂，垄断了俄国冶金工业80%以上的产品；“铜业”辛迪加的各个工厂提供了国内90%的铜产量，在石油工业中，三家垄断联合组织控制了俄国石油开采总量的一半以上；独霸顿巴斯采煤工业的“煤炭公司”辛迪加控制了国内主要矿区采煤量的75%，等等。[29]俄国在1910年，拥有工人500人以上的企业，占了全部工人数的53.4%，同年美国的情况则只占了将近33%。在俄国，拥有工人1000人以上的企业数目，从1901年到1910年增加了约50%；1910年在这些企业中做工的有70万人。在棉纺织工业中，有1000人以上工人的工厂，1913年占了全部工人数的3/4。1900年，俄南部拥有工人3500人以上的工厂还只有3家，1914年，这样的工厂已有9家，这9家工厂占了南部冶金工业动力设备总量的4/5，生铁产量的3/4，工人总数的4/5。[30]
俄国经济垄断与集中程度高，除了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外，这与它工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较其他国家晚有关，它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与资本方面的帮助，从而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工厂的发展进程，这使得用外国机器装备起来的大工厂快速发展。另一个因素是俄国国有经济发展快，到了20世纪后，国有经济成了俄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从控制大量国有土地、森林、矿山、铁路、军事工业和邮电等方面所获得的财政收入，1897年为4.84亿卢布，1913年增加到9.64亿卢布，增长了36.7%，国有经济提供的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由34%上升到60%。[31]这也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依赖性很大。
（三）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
在经济、财政上对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高是俄国经济的又一个特点。1900年外国投资占俄国国内全部股份资本的45%。1917年前，全部外国投资的54.7%（约22亿卢布）用于矿山和冶金工业。在南方的冶金工厂除一两家外，几乎全部属于外国股份公司。在外国资本中一半属于法国和比利时。外资的大量引入，一方面促进了俄国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俄国沙皇政府与俄国资本依附于西欧资本，特别是法国资本，还使得俄国的燃料、冶金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受外国资本的控制。
俄国经济对外依附程度高的另一个表现是，政府的外债不断增加。1900年外债为39.95亿卢布，到1913年增加到54.61亿卢布，增长了36%。[32]
（四）经济的落后
尽管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90年代的发展速度是快的，但如果和现代技术与文化水平下所能达到的速度相比，那是慢的。列宁对此分析说：“它不能不是缓慢的，因为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残存着这样多的旧制度，这些旧制度与资本主义不相容，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者状况无限制地恶化，而生产者‘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33]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主要表现在：
第一，俄国工业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直到十月革命前的1914年，它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14年俄国国民经济固定资产的结构是：农业占有53.7%，工业、交通、商业、事业总共占46.3%；国民收入中农业占53.6%，其余占46.4%。[34]1912年城市人口占全俄人口的14%，农村人口占86%。从1914年1月1日俄国国民财富的构成来看，农业、林业和渔业占首位——34.8%，而工业只占8.8%。[35]还应指出，俄国农业生产十分落后。1910年俄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只及德国的1/9，美国的1/20。[3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农业中完全没有拖拉机、电犁和其他新技术。保留了300万张木犁、790万个木索哈，只有81.1万台收割机和27万台蒸汽机。俄国农业中机器和畜力之比为24∶100，当时英国为152∶100，美国为420∶100。在化肥使用量方面俄国也明显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实际上自己不能生产矿物肥料。俄国人均生产粮食为26普特，而当时美国为48普特，加拿大为73普特。[37]1909—1913年俄国粮食产量为每俄亩45普特，只及法国的1/2，德国的1/3。农业的商品率也不高，就是在大丰收的1913年也仅为26%。至于俄国农村文化水平的情况更为糟糕，到了十月革命后的1920年文盲乃高达70%。
第二，从工业发展情况来看，其增长速度虽曾一度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整个工业水平不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很低（详见下表）。
俄、美、英、德、法的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
从上表材料可以看到，1913年俄国工业产值在世界中的份额仅为5.3%，比1896—1900年的5.0%并没有提高多少。至于工业产品的产量水平也很低，只及法国的1/2.5，英国的1/4.6，德国的1/6，美国的1/14。俄国的生铁产量几乎只及美国的1/8，煤产量只及美国的1/10。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更低，1913年俄国按人均计算的电力为11千瓦时，而美国同期为俄国的20倍以上，煤约为美国和英国的1/33，生铁为美国的1/12.5，英国的1/8.3，棉织品（坯布）为英国的1/13，等等。1900—1913年期间，俄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1/10。[38]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并没有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大部分机器依赖进口。在进口的工业产品中，机器设备要占进口总额的30%—35%。俄国最为发达的纺织工业中有70%以上的机器设备是从国外进口的。俄国的机器制造在工业生产总额中只占7%。工业的落后，在工业的部门结构中也得到了明显的反映（详见下表）。
俄国工业生产的部门结构
从上表可以看出，1913年，纺织、食品、农畜产品加工工业，其产值占俄国工业总产值的59.5%。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对革命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俄国经济如何改造，必然会产生各种复杂的影响，亦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列宁指出：“由于开始向建立社会主义前进时所处的条件不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39]“这要取决于国内是大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还是小经济占优势”。[40]列宁谈到俄国时写道：“毫无疑问，在一个农民人数相当可观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41]
（原载陆南泉等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册，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3页。）
[1] 后来，先后在1864年和19世纪80年代，沙俄又侵占中国5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沙俄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
[2]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3]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7—128页。
[4]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5] 参见[苏]B.T.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6]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7] 同上。
[8]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9]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讲义》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76页。
[10]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1]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12]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200—201页。
[13] 参见孙成木等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第310页。
[14]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版），第78页。
[15] 参见[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3、447页。
[16] 参见[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二卷，第524页。
[17] 参见[苏]安·米·潘克拉托娃主编、山东大学翻译组译：《苏联通史》第二卷，第529页；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191页。
[18]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8页。
[19]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202页。
[20] 同上。
[21] 同上书，第213—214页。
[22]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23]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第423页。
[24]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
[25]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5页。
[26]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0页。
[27]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
[28] 《列宁选集》第3卷，第162页。
[29] 参见[苏]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复旦大学经济系等译：《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页。
[30]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397—398页。
[31] 参见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第二册，第207页。
[32] 参见[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初的俄罗斯》，莫斯科2002年版俄文版，第190页。
[33]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页。
[34] 转引自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修订本），第112页。
[35] 参见[俄]A.H.雅科夫列夫主编：《20世纪初的俄罗斯》，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74页。
[36]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392页。
[37] 参见[苏]B.T.琼图洛夫等编、郑彪等译：《苏联经济史》，第98—99页。
[38] 参见[苏]波梁斯基等主编、秦文允等译：《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上册，第396—397页。
[39]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40]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页。
[41]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