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与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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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

一 投入产出法在地区推广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我国编制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简况

近几年来,投入产出法在我国地区一级(省、市、自治区)的推广应用,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我国开展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该年6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平衡组(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问题研究室)的同志,曾到山西省考察试编地区投入产出表的问题,提出《关于在山西省试编部门联系平衡表条件的考察报告》。该报告提出:“为了加强计划工作,做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除遵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外,还必须在总结我国计划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改善计划方法。这里,一方面是要有效地运用过去已经实行的平衡法和平衡表,另一方面是要考虑进一步应用部门联系平衡表的问题。”他们不仅考察了山西省编表的客观条件(内部经济结构是否齐全,外部经济联系是否单纯)和主观条件(计划统计工作基础是否好),而且还详细考察了现行计划统计工作制度与编制部门联系平衡表的要求之间的距离。经过考察,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山西省试编部门联系平衡表是适宜的,基本上具备试编的条件”;“第二,在目前试编部门联系平衡表,同现行计划统计工作的实际距离还较大,但是只要一方面适当地简化部门联系平衡表,降低一些要求,另一方面尽可能提高计划统计工作水平,作些必要的改进,这样两头靠拢,距离即可缩小”。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干扰和破坏,这一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直到1979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大好形势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现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协助,山西省重新开始酝酿编制地区投入产出表。

山西省是我国第一个编制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省份,他们的工作具有开创性。该项工作具体由山西省统计局主办(指组织日常工作)。1979年3月至1980年4月,为学习、试点、培训干部阶段。从1980年5月全面布置编表工作开始,到1982年4月,历时两年整,先后编制出该省1979年88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和56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山西省先行一步,取得了可贵的经验。随后,其他几个省、市也相继行动起来。

黑龙江省亦由省统计局主办,从1981年11月布置调查至1983年1月,共用一年零两个月时间,编制出该省1981年115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和78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师生在北京市统计局的协助下,从1982年2月至6月中旬,用了四个半月时间,编制出北京市46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广东省在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水电部电力科学院动能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协助下,由该省科委“中国与联邦德国合作能源调研办公室”主办,从1982年4月至7月,仅用了四个月时间,编制出该省1980年153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和27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河南省由计委经济研究所主办,河南省科委数学研究所、能源研究所、河南财经学院、郑州大学数学系、省电业局调度所等单位协助,于1982年4月开始编制该省1982年123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和78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全部工作预计于1984年2月结束。

上海市由市统计局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商业学校等单位协助,从1982年5月开始全面培训和调查,到1982年12月,用半年时间编制出该市1981年197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

天津市由市计委主办,市统计局、市财政局、市物价局、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财经学院等单位协助,编制该市1982年198种产品的实物型投入产出表和81个部门的价值型投入产出表。该项工作于1983年5月在全市铺开,预计1984年年初完成。

上述七个省、市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情况,综合列于表1。

表1 我国地区投入产出表编制情况

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正在筹备编制本地区的投入产出表。河北省已在邯郸市完成了试点。吉林省选择若干企业,做了事前布置的试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投入产出法在我国地区的推广应用发展较快,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客观必然性。一方面,投入产出法在地区推广应用有了更加迫切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有了更加现实的可能性。

(二)投入产出法在地区推广应用的必要性

投入产出法在地区推广应用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是发挥地区优势、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伟大的历史性决策,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要求我们遵循首要的经济规律。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1]由此,可以得到两点认识:其一,所谓时间的节约,归根结底,就是要以较少的人力(活劳动时间)、物力(物化劳动时间)消耗,得到较多的、能满足社会各种不同需要的产品量;其二,为此,就要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就一国范围讲,不同的生产部门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具体地区。因此,究竟在哪个地区的哪个部门投入较多的劳动量,在哪个地区的哪个部门投入较少的劳动量,才符合时间节约的要求,成为一个具有首要意义的生产分配问题。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等等,各地区都会有自己的两种特殊的部门。一种是该部门与其他地区的同类部门相比,或与各地区同类部门的平均水平相比,能够以较少的人力、物力消耗取得较多的、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产品量;另一种部门则相反,只能靠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取得一定限量的某种产品量。前者可称为该地区的优势部门,后者则称为该地区的劣势部门。如果每个地区都能从全国的整体利益出发,充分地、合理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那就能够按照前述首要经济规律的要求,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投入产出法在具体地分析各部门的投入消耗结构和产出分配结构,具体地分析比较经济效益,从而确定哪些部门是本地区的优势部门,哪些是劣势部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所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随着发挥地区优势问题的突出,投入产出法必然会在地区一级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

第二,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角度来看,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扩大地方自主权提出的迫切需要。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国民经济管理方式。其中包括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2]我国包括台湾在内,共有30个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因此,必须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到部门、到企业的多层次经济计划管理体制,以便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更好地、更有计划地分配社会总劳动量。这也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职能上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扩大地方自主权以后,各地区不仅要考虑怎样发挥本地区优势的问题,而且还要考虑本地区的综合平衡,兼顾地区内的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兼顾地区内外的协作与交流。一个地区的优势部门,按部类划分,有的可能属于第一部类,有的可能属于第二部类;按国民经济部门划分,有的可能属于重工业部门,有的可能属于农业、轻工业部门。这就要求一个地区在制订自己的经济计划、安排自己的财政时,既要注意发挥地方优势,扬长避短,又要注意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农、轻、重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特别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是,就一个地区讲,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农、轻、重之间比例关系的协调具有它的特点。这种比例关系的协调,主要是就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使用来说的。就生产而言,每个地区内部的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农、轻、重之间不一定都要保持自我平衡,不能追求在一个地区内建立“万事不求人”的完全独立的经济体系。因此,各地区究竟应该怎样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调整经济结构,应该在生产上建立怎样的比例关系,在分配上建立怎样的平衡关系,如何恰当地安排调进与调出,恰当地建立与其他兄弟地区的专业化协作关系等复杂问题,都需要不仅给予定性的说明,更要给予定量的分析。在这里,投入产出法大有用武之地。应用投入产出法,可以揭示地区内各部门之间以及本地区与其他兄弟地区之间复杂的和紧密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技术联系,为搞好地区综合平衡提供科学依据。所以,随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地方自主权的扩大,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

第三,从计划统计工作本身的角度来看,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是不断提高地区经济计划和统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把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二大提出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到20世纪末使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战略目标。我国翻两番,各地区应该翻几番,地区内的各部门又应该翻几番?在实现宏伟目标的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这个“力”的界限究竟应当怎样掌握?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除了要对本地区的历史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对本地区的现实进程作出合理的安排之外,还要对未来的发展进行科学的预测。这就要求把地区的计划统计工作建立在现代化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投入产出法在完成这一任务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动态地区投入产出模型,也可以把投入产出法与其他的经济数学方法相结合,利用有关的统计资料,借助电子计算机,计算出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规划方案,供决策选择和参考。所以,随着对各地区计划统计工作不断地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必然会推动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

(三)投入产出法在地区推广应用的可能性

近些年来,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不仅有了迫切的必要性,而且有了更加现实的可能性。

一者,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有了可靠的思想保证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学习好,才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并提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4]这就为各地区指明了方向,消除了他们在学习、推广、应用投入产出法上存在的顾虑,鼓励大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投入产出法进行各种改造、扩展和广泛应用。从已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地区看,这些地区的省、市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多方面的支持,这是投入产出法能够在地区得到实际推广应用的关键一环。

二者,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有了专业队伍基础。几年来,各地区广大计划和统计工作者学马列主义、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而投入产出法与社会主义计划和统计工作中通常采用的平衡法密切相关,因此易于为实际经济工作者学习和把握。同时,许多科研和教学人员走出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大门,到各地进行讲学与传授,一方面指导了各地区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向实际经济工作者学到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计划和统计工作者与有关的科研人员、教学人员相结合,使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有了较为深厚的专业队伍基础。

三者,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从资料汇总、直接消耗系数与完全消耗系数的确定,到开展经济分析和利用模型进行预测,都需要大量的数据处理和计算。而这一切工作,依靠简单的手工算盘是不可想象的,必须利用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近年来,我国各地区相继建立了许多电子计算站或计算中心,这就为投入产出法在地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