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

宗教概况

这一时期包括魏蜀吴三国、西晋、东晋和南北朝等几个阶段。自公元220年至265年的45年间，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阶段。自公元265年至316年，即自晋武帝泰始元年至愍帝建兴四年的51年间，是西晋阶段。自公元317年至420年，即自晋元帝建武元年至恭帝元熙二年的104年间，是东晋阶段；在此期间，北方分裂为16国。东晋灭亡以后，自公元420年至589年的169年间，南方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自公元420年至581年的161年间，北方先后出现了北魏、东魏和西魏，以及北齐和北周诸政权，这是南北朝阶段。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上起公元220年，下迄公元589年，先后延绵369载。其特点是政权更替迅速，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状态。这一时期的中国宗教，一方面是道教的大蜕变，另一方面是佛教的大发展。同时，佛道二教在发展中还开始了彼此斗争、彼此吸收、彼此认同的过程。相形之下，曾在两汉兴盛了400年的儒教，到了这一时期缺乏新的发展。但儒教思想仍占社会统治地位，并被佛道二教吸收。此外，原始宗教和古代宗教中的自然崇拜，例如动植物崇拜、天体崇拜等，则完成了向人格化的转变而成为精灵崇拜了。鬼灵崇拜一方面继续在民间传播，另一方面又被佛、道二教所吸收而成为建构地狱教义的基础。巫术、占卜、前兆迷信等亦被道教所吸收而成为道士召神驱鬼、预测祸福的道术。

帝王与贵族们的崇佛奉道，是道教大蜕变和佛教大发展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曹操及魏国的许多文武官吏均从道士学习方术。东吴孙策虽然杀了道士于吉，但孙权继位之后，便仿秦始皇遣徐福入海寻仙故事，亦派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士卒数万，入海寻仙。西晋初期。赵王伦利用道教造成了八王之乱。东晋诸帝以及许多大臣和许多门阀士族，世代崇奉佛道。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为道士书写《道德经》、《黄庭经》以换取白鹅，传为文坛佳话。王羲之内弟郗昙、郗愔迷信天师道，另一对士族兄弟何充、何准则迷信佛教，时人有“二郗谄于道，二何佞于佛”之讥。两晋之交，西来僧佛图澄为石勒、石虎创建后赵政权出谋划策，二石为佛图澄传教大开绿灯。佛图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统治者崇信并借助政治势力以弘扬佛法的“大和尚”。与东晋同时的前秦苻坚和后秦姚苌均礼遇道士王嘉，军政大事，无不请教。到了南北朝时期，帝王们大都佞佛，崇道者亦不乏其人。南朝宋孝武帝宠信释慧琳，命其参与政事，有“黑衣宰相”之称；齐武帝之子竞陵王肖子良，撰著弘佛文章达116卷之多；梁武帝四次舍身入寺为奴，由群臣以一亿万钱赎其回宫，他同时宠信道士陶弘景，随时向陶请教，陶因此被呼为“山中宰相”；陈朝睹帝均效法梁武帝，个个都曾舍身入寺。北朝各代帝王除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外，其余均好佛。北魏太武帝毁佛崇道，敕封北天师道道首寇谦之为“国师”，他自己则号称“太平真君”，北魏因此一度成为政教合一的道教帝国。

南北朝是我国僧官制度的草创期。为适应佛教的大发展，北魏率先设立宗教机关监福曹，后改为昭玄寺、崇玄署，设置僧官道人统。此后的东魏、西魏和北齐亦大体如此。后秦设僧正（一称僧主）、悦众、僧三级僧官，管辖境内僧尼。南朝各王朝大体沿袭后秦僧官制度。佛教之基层组织是寺，每寺设寺主一人主持全寺事务；大寺则加设维那，以协助寺主。

这一时期，作为民间宗教的原始道教完成了向官方宗教的转化和蜕变。东晋道士葛洪（283—363）著《抱朴子》，此书分内、外二篇，内篇20篇，是论述神仙、方术的道教理论；外篇50篇，是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的儒家学说。其意图在于以儒道互补，使道教成为帝王之术。在修仙理论与实践方面，葛洪强调烧炼和服食金丹，故世称“金丹道”或“丹鼎派”。炼丹药物以铅、汞、丹砂为主，也包括五芝、玉、云母、雄黄、雌黄、太乙禹余粮、石中黄子、石英、石脑、石硫黄、曾青、松柏脂、茯苓等。炼丹分火法与水法：火法的设备是丹炉，水法的设备是华池；火法炼丹产生“飞”或“飞升”的化学反应，水法炼丹产生溶解化学反应。这些炼丹术虽然无法炼出令人长生不死的金丹，却积累了丰富的化学经验，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先驱。北魏道士寇谦之（365—448）在太武帝的扶植下，伪称奉太上老君意旨，“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按指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制订乐章、诵戒新法，以“佐国扶命”，号称北天师道。南朝道士陆修静（406—477）“祖述三张，弘衍二葛（按指葛玄、葛洪）”，广罗经诀，并根据封建制度和宗法思想的要求，仿佛教修持仪轨，制订出一整套道教戒律，对原始的五斗米道进行了彻底改造，“意在王者遵奉”，号称南天师道。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上清派、灵宝派和楼观道等道教派别。上清派以存神（一曰存思）服气为主要修炼方法，辅以诵经和修功德，声称修行成道者可以升入“上清天”。此派著名道士陶弘景以茅山为隐居修行之所，故又称茅山道。灵宝派的教义教理与上清派近似，但又注重斋戒、科仪和符箓，以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为至上神，号称“三清”。楼观道兴起于北朝末期，它是南北天师道以及上清、灵宝各派道教的融合。

这一时期，佛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三国时，天竺、安息、康居的僧侣云柯迦罗、康僧锁、支谦、康僧会等先后来华，分别在魏都洛阳、吴都建业译经传法；西晋时，竺法护、安法钦等分别在敦煌、洛阳、长安、相州、广州等地译经传法；东晋时，庐山、建康成为佛教中心，名僧慧远、佛陀跋陀罗、法头等分别主持两地弘佛事业；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则有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等名僧传法译经；南北朝时，继续来华传法的外国道人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禘、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另一方面，自东晋开始已有汉僧赴印度求法，至南北朝时形成高潮，其中著名的有法显、智猛、惠生、宗云等。佛教发展到南北朝时，已具宏大规模。例如梁朝有寺庙2846座，僧尼82700人，仅京师建来业（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型寺庙700余所，僧尼万名之众；北魏有寺庙3万余座，僧尼200余万，并开凿了云冈佛像石窟和龙门佛像石窟。南北朝以前，大小乘佛教并行；至南北朝时，大乘佛教形成主流，这与帝王们，特别是梁武帝的狂热崇拜是分不开的。

佛教的思想体系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义学和超自然体崇拜。佛教义学是一种具有某些辩证思维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由于这一时期汉译佛经的大量问世，以及阐释佛经的佛论与日俱增，从而促进了义学的繁荣，初步涌现出若干佛学学派，如龙树的中观学说、竺道生的顿悟成佛学说等。其次，由于佛经的大量问世，佛教神话中的超自然体——佛、罗汉、菩萨等被民间下层群众当作救苦救难的万能之神加以崇祀。其著名的有观世音（或译光世音、观自在，入唐以后，因避太宗李世民之名讳，而略称“观音”）信仰、弥勒信仰、弥陀净土信仰等。

在佛教戒律中，小乘有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大乘将上述戒律总称为声闻戒，又另增菩萨戒。特别是中国佛教之禁食酒肉，在印度并非一律，小乘允许吃所谓“三种净肉”（即不见、不叫、不疑），大乘主张度济众生（包括一切禽兽虫鱼等有生命的动物）成佛，因而提出禁食酒肉。南北朝初期，大小乘并行于中国，食内在佛徒中未加禁止。由于梁武帝特重大乘《般若》、《涅槃》等经典，乃制《断酒肉文》，带头实行禁食酒肉：凡僧尼犯此禁者，以国法、僧法论处。自此以后，大乘大盛，酒肉亦成为沙门中之一大戒。

玄释互释，是魏晋宗教文化思想的特殊现象。当时文人多好清谈，其内容是玄学和般若学。玄学是以老庄为基础，融合儒、道而形成的一种哲学，般若学是为论证大乘佛教而创立的义学。二者本有严格区别，但由于都属于唯心主义体系，以及若干命题、概念和论证方法彼此相似，因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便认为二者可以互相发明。玄学以般若学作为支撑自己的理论支柱，般若学也被玄学化而偏离了佛教原旨。例如将玄学的“无”与般若学的“空”互相类比，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证。当时名士名僧结交，成为时尚，而玄释互释，便是他们的共识。

南北朝时期，发轫于东汉的三教同源论有了新发展。《隋唐·儒林传》说：自南北朝至隋，由于帝王们崇信佛道而忽视儒教，儒学相对地衰落了。其原因是：“古（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连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举多鄙俗者也”。但儒教思想仍广为流播。并被佛、道二教吸收，其具体表现是出现了以佛为主的三教同源论和以道为主的三教同源论。梁武帝在《舍事道法诏》中声称：老子、周公、孔子都是如来弟子，这是前一种三教同源论；陶弘景在《真灵位业图》里，把儒、释两家人物列为神仙队伍中的配角，这是后一种三教同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