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文人诗赋与仙道意识

曹操

钟嵘《诗品》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曹植）兄弟蔚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本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这一时期的诗歌特色。在形式上吸收民歌的养分，在内容上贴近当时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现实，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所谓“建安风骨”，就是指这一风格而言。曹操的诗，便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焦（今安徽亳县）人。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封他为魏武帝。曹操“少机警，有权数”（《三国志·武帝纪》）。他是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建安（汉献帝年号）时期中国文学界的领袖。他的诗，多采用民歌旧曲，创作新词，如《薤露》、《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都是反映当时战乱与苦难的慷慨悲凉之作。

另一方面，在那种军事斗争激烈、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条件下，曹操有时也会产生一种消极情绪：“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怎样才能解脱这一时空无限而生命有限的矛盾呢？他找到了当时很容易找到的两种东西：一是酒，这是物质的；二是道教的神仙方术，这是精神的。据史传记载，曹操“好养性法，亦好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焦郡华陀、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曹操留下的诗虽然只有16篇，但其中歌咏神仙的占了四分之一：《气出唱》（三首）、《精列》、《陌上桑》、《秋胡行》（二首）都是。例如：

华阴山，自以为大。高百丈，浮云为之盖。仙人欲来，出随风，列之雨。吹我洞萧，鼓瑟琴，何间间！酒与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玉女起，起舞移数时。鼓吹一何嘈嘈！从西北来时，仙道多驾烟，乘云驾龙，郁何路耪！敖游八极，乃到昆仑之山，西王母侧，神仙金止玉亭。来者为谁？赤松王乔，乃德旋之门。乐共饮食到黄昏。多驾合坐，万岁长，宜子孙。（《气山唱》其二）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摇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乐，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秋胡行》其二之一）

在曹操的想象中，神仙生活逍遥自在，万寿无疆。所以他是多么希望参加到这种生活中去，“与神人俱”，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曹丕

梁萧统选编的《文选》，第一次把“游仙诗”正式当作一种文体。这是由于当时写这种诗成了一种风气。曹丕、曹植、何邵、张华、张协、陆机、郭璞等，都有这种诗作问世。后来又有沈约、江淹、陶弘景等人继续写作，于是，“游仙诗”成了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一枝宗教文学奇葩。曹丕（187—226），字子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次子，后称帝，建国号魏，是为魏文帝。他的《游仙诗》（一作《折杨柳行》，或作《长歌行》）如下：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轻举乘浮云，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茫茫非所识。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适西戎。于今竟不远。王乔假虚词，赤松垂空言。达人识真伪，愚夫将妄传。追念往古事，愦愦千万端。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

这是中国诗坛出现的最早的一首游仙诗。诗中虽然描述了作者服药升仙的想象，但与这种想象构成强烈对照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始终找不到传说中的神仙。他终于觉悟了：“达人识真伪，愚夫将妄传”，从而得出一个“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的清醒结论。别仙归儒，反其意而用之，乃是曹丕《游仙诗》的真谛之所在。

曹植

建安诗人中之佼佼者要数曹植。曹（192—232）植，字子建，沛国谯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王，死后谥号“思”，世称陈思王。少年曹植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才思敏捷。谢灵运对他十分钦佩，曾言“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蒙求集注》）。其父曹操曾阅其所作，对他说：“汝倩人邪？”植对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当时，铜爵臺新建成。曹操率众子登臺，叫每人作赋一篇。植援笔立成，有句云：“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曹操深为惊异，曾打算立他为太子。但曹植性格放诞不羁，饮酒无节；而他的哥哥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三国志·陈思王传》）。结果是曹丕做了太子。从此以后，曹丕对他十分猜忌。曹丕称帝后，曹植处境十分窘迫，过着一种郁郁寡欢，穷困而不安定的生活。

曹植的诗赋，由于他本人后期精神生活之压抑，因而表现了胸中的孤愤不平之气，也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黑暗，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虽然写过否定“神仙之笔，道家之言”的《辩道论》，在理智上不相信神仙的存在，但由于个人政治理想的破灭，生活的困顿，失望之余，又无法在感情上抗拒道教神仙美妙幻想的诱惑，因而游仙之意又不禁随时从笔端流露出来。他的《升天行》、《上仙箓》、《神游》、《五游》、《龙欲升天》、《远游篇》、《仙人篇》、《飞龙篇》、《前缓歌声》等诗，编织着青年诗人的浪漫缥缈的游仙梦。例如：

乘跃追术士，远之蓬莱山。灵液飞素波，兰桂上参天。玄豹游其下，翔戏其颠。乘风忽登举，仿佛见众仙。（《升天行》二首之一）

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逢二童，颜色鲜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堂，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飞龙篇》）

仙人揽六著，对博泰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踰景云，高风吹我躯。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开阖正嵯峨，双阙丈万余。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潜光养羽翼，进趣且徐徐。不见昔轩辕，升龙出鼎湖。徘徊九天下，与尔长相须。（《仙人篇》）

曹植的《洛神赋》，对于宋玉的《神女赋》来说，是一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佳作。作者在此赋的序文中说：“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作者把写作这篇作品的缘起交代得十分明白。《洛神赋》中的若干描绘女性美的词语，也是直接继承于《神女赋》以及另一篇传为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如“婉若游龙”、“腰如约素”之类。不过，曹植在这篇描绘洛水女神的作品里，仍然投入了他自己的独创。

一篇文学作品能否感动读者，除了在艺术上借鉴前人之外，更加重要的是作家主体意识的或直接或间接的宣泄。那么，是一种什么主观心态激起曹植写《洛神赋》的呢？这就有可能与作家个人生活中的某种感情经历密切相关。据传说，曹植曾求甄氏之女为妻，其父曹操却将甄氏给了他的哥哥曹丕。曹植因此而“昼思夜想，废寝与食”。曹丕称帝之后，甄后被郭后谗死。后来曹植去京都洛阳，曹丕便将甄氏留下的“玉缕金带枕”送给了曹植。他携枕“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宫中郎将（曹丕），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曹植“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曹丕）改为《洛神赋》”（以上据《文选》李善注）。前人多认为，这个故事不合情理之处颇多，而且也不是李善所作注文，而是后人将《感甄记》传奇附会上去的。曹丕是否改赋，大可不必深究。曹植如此赞赏洛神之美，大概不可能无缘无故，而是以他在现实生活中曾经为之倾倒过的女性为模特儿的。恰似西方但丁把青年时代的恋人安排在天堂里一样，曹植也必然会把他为之朝思暮想的女性安排在他梦寐以求的神仙境界里。基于此，把曹植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悲剧作为理解《洛神赋》的隐秘感情世界的钥匙，不无道理。李商隐《无题》诗有句云：“贾氏窥廉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其第二句写的就是陈思王洛水感甄佳话。一说此赋是以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借喻曹植对明帝的忠心。

《洛神赋》对女性美的描绘，是在《神女赋》的基础上，踵事增华，锦上添花。曹植描绘洛神之美，避开了传统的写实和静态勾勒，而是采用空灵的博喻，多方描绘女神的勾魂摄魄的神态美：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

作者一连用了八个比喻：惊鸿、游龙、秋菊、春松、轻云蔽月、流风回雪、太阳升朝霞、芙蕖出绿波。除秋菊、春松比较一般化以外，其余的喻象都很有创造性，表现力极强。“游龙”虽系继承前人，但与“惊鸿”搭配，就推陈出新了。此外，《洛神赋》还广泛采撷其他神话人物故事，如“南湘二妃”、“汉滨之游女”、“匏瓜”（织女星）与“牵牛”、“冯夷鸣鼓”、“女娲清歌”等，从而构成了一个彩色缤纷的神话世界。

阮籍

在中国诗歌史上，建安时期以后，便是正始（魏废帝年号）时期，也是魏晋交替时期。杀人如麻，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特点。司马懿父子为了篡夺政权，剪除异己，对一切持不同政见者杀无赦。他们除了杀戮曹氏宗族外，还把大批社会名流如何宴、李胜、丁谧、邓飏、毕轨、桓范、嵇康、夏侯玄、李丰等，送上了刑场。在这种屠杀政策下的士大夫，通通被逼进仙山酒海。玄学，也是从这时兴盛起来的。文人除了饮酒谈玄，不敢对别的任何话题发生兴趣。“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阮籍、嵇康则是其代表作家。

阮籍（210—263），字嗣宗，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博学多才，嗜酒傲物，反儒佯狂，以老庄为师。他用这种装疯买醉的方式，在险象环生的黑暗现实中过着“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的生活。因此，他的诗中有无法排遣的忧思，有不满现实的暗示，有出世求仙的幻想。多达80余首的《咏怀诗》就是极好的代表作。例如：

朝阳不太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牛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游。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即王子乔），谁能常美好！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今自嗤。

阮籍身处血腥统治之下，有时不得不以伊索式的语言，曲折隐晦地宣泄他的心声，稍一不慎，就会招致九族株连。所以钟嵘说，阮籍的诗“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不过，只要联系那个时代的特点和作者的处境，还是不难窥见其内心之一二的。

嵇康

嵇康（224—263），字叔夜，谯郡铚（今属安徽宿县）人。与曹魏宗室联姻，曾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他与山涛（巨源）同为竹林七贤中好友。在魏晋交替之际，二人均退隐山林，同好老庄；嵇康还以“非滑武而薄周孔”的反儒精神和弹奏《广陵散》琴曲而著称于当时。司马氏父子篡夺曹氏政权之后，由于山涛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遂出山为官，并打算邀请嵇康任职。嵇康不但拒绝做官。而且写了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由于他不满于司马氏之篡政，终于被司马昭所杀。他的诗多为四言。以《幽愤诗》和《述志诗》最为著称。其诗中表现的避世求仙的老庄思想，十分鲜明。例如《述志诗》之一：

潜龙有神躯，濯鳞戏兰池。延颈慕大庭，寝足俟皇羲。庆云未垂景，盘桓朝阳陂。悠悠非我匹，畴昔应俗宜。殊类傩遍周，鄙议纷流离。轲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宁越，马席激张仪。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浮游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云汉，饮露餐琼枝。多念世间人，夙驾成驱驰。冲静得自然，荣华安足为！

诗人首先以“潜龙”自比，首先抒其“慕大庭”与“俟皇羲”之雅志；其次叙缺乏志同道合之士，因而自己的“雅志不得施”；最后抒离群出世、追随神仙（洪崖）的愿望。

嵇康的避世求仙情绪，尤其鲜明地反映在他的《游仙诗》里。诗云：

遥望山上松，隆谷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迥无双。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说文解字》云：弃，举也）我去。乘云架六龙。飘摇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梧桐。临觞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长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

诗人想象自己与仙子王乔、黄帝、老子为伍，得自然之道，返老还童，志行高洁，永离世俗。嵇康的这种游仙梦，还反复地出现在其他许多诗中。如：“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凌行五岳，忽行万亿。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炼形易色”（《代秋胡歌诗》）；“羽化华岳，超游清霄；云盖习习，六龙飘飘；左配椒桂，右缀兰苕”（《四言诗》）；“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五言诗》），等等。

嵇康的白日游仙之梦，是与魏晋之交的险恶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司马父子对曹魏的虎视眈眈，使得身为魏宗室姻亲的嵇康，本能地意识到面临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因此，他在《五言赠秀才诗》中说：“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峨。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激流勇通，明哲保身，到游仙梦里寻求自我慰安，自然地成了嵇康诗的主旋律。

郭璞

这一时期，写出了蜚声古今的《游仙诗》的作家是郭璞。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他生活于西晋与东晋之交，战火纷飞，生灵涂炭，他本人也流离失所，终因政治斗争而被杀。他擅长卜筮，喜谈阴阳灾异，并治训诂学。他所著《尔雅注》、《尔雅音》、《尔雅图》、《尔雅图赞》，集《尔雅》学之大成；此外还有《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他的师友，如旅居河东之郭公、著名文人皇甫谧、宣城太守殷佑等，也都是擅长阴阳历算、嗜好服食丹药之辈。由此可见，郭璞对道教方术不仅爱好，而且颇有研究。他写的《游仙诗》共计19首，完整地流传至今者10首，其余9首均已残缺不全。他的《游仙诗》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道教神仙意识，而且鲜明地烙上了那个乱世人生的时代印记。概而言之，约有四端。

（一）对道教神仙的无限向往。郭璞虽然没有成为正式道士，但道教方术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一技之长。他之所以为当时的某些统治者所重视，也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他的《游仙诗》就是他本人的飘飘欲仙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艺术表现。例如：

……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榴，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奇龄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这是一幅蓬莱众仙图。诗人首先以对比手法，烘托出仙境的安详幸福：吞舟之鱼掀起滔天恶浪，却是蓬莱乐园。紧接着便正面描述众仙排云而出，嬉戏九垓。对于嗜道如命的郭璞来说，《列仙传》、《神仙传》以及神话颇多的《淮南子》等书当然是烂熟于胸了。此时，名列这些仙谱中的陵阳子明、容成公、姮娥、洪崖等，便纷纷登场亮相。最后诗人相信：这些神话永葆青春，燕昭王、汉武帝之求仙失败，并非神仙乌有，而是他们本人缺乏“灵气”与“仙才”的缘故。在其他几首《游仙诗》里，郭璞的神仙之想也得到生动的描述：“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如果海上蓬莱众仙图里的神仙们对于郭璞来说，还是可望而不可即；那么这些诗句里的男神女仙们便和诗人亲如兄弟，打成一片了。诗人的想象终于突破了仙凡界限，把自己变成了仙人中的一员。

郭璞神往于“永偕帝乡侣，千龄共逍遥”的长生久视的仙家生涯。然而，生老病死的无情现实却在日复一日地提醒他：神仙事恐虚无。所以，他的《游仙诗》又是求仙的希望与失望之矛盾心理和痛苦感情的抒发。例如：

六龙安可顿，连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年迈，无心独悲吒。

诗人发现：时光倒流，返老还童，都是不现实的。他既没有飞往仙境丹溪的仙兽云螭可乘，又缺乏鲁阳挥戈、退日三舍的神通，终于只得站在江边，看着一去不复返的逝水，哀叹老夫耄矣。

（二）明哲保身和哀悼生灵。钟嵘《诗品》说：郭璞《游仙诗》“坎咏怀，非列仙之趣”，就是指这一特点而言的。郭璞生当两晋之交。目睹“八王之乱”，身历战乱流离。他为此而写了《流寓赋》和《登百尺楼赋》。处此乱世的郭璞，其心态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企望明哲自保，他的《客傲》一文对此作了明确的自白；另一方面又关心人民苦难，他写给晋元帝的一些奏章流露了个中情怀。郭璞的这种复杂心态，也鲜明表现在他的《游仙诗》里。例如：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圆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则触藩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持表现了诗人对世俗富贵的鄙薄，对出世隐修的赞美，对隐逸之士庄周、老莱、伯夷和叔齐的歌颂。这些感情，在“进则保龙见，退则触藩羝”这一焦点上合流。进而出世求仙，则如《周易》所说：“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是吉利的兆头。退而入世求荣，亦如《周易》所说：“羝羊触藩，不能退，不通遂”，是危险的兆头。这个“进”、“退”句，就是全诗主旨之所在——身处乱世，以求自保。但诗人又不能只管自保而闭眼不看世间苦难。所以当他神游仙境之际，回顾血火人间，便不禁发出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的叹息，大有屈子“离骚”之慨。从这方面看，郭璞的游仙诗是反映两晋社会动乱的一块三棱镜。

（三）孤傲出世的道士兼隐士形象。郭璞生活的时代，不但佛道二教正在蒸蒸日上，而且老庄玄学风靡文坛。玄风对郭璞的游仙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诗人歌颂神仙，也赞美老庄的遁世隐逸思想。因此在他的游仙诗里出现了道士兼隐士的艺术形象。这是道教与老庄处世哲学的契合，也是诗人理想的寄托。例如：

青谿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间此何雄？云是鬼谷子。翘首企颍阳，临河思洗耳。间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诗里的青谿道士乃是纪实。《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临沮县有青溪山，山东有泉，泉侧有道士精舍。”诗里的鬼谷先生，则是先秦的一位隐居于鬼谷的豪士——苏秦的老师。后世遂以鬼谷子为隐者的通称。郭璞把青谿道士与鬼谷隐士合而为一，正是诗人的道教意识与老庄哲学契合为一的形象表现。又如另一首诗里的一位“冥寂士”，他不但隐居深山，弹琴长啸；而且与仙人赤松子、浮丘公和洪崖先生交游。这也是隐士加道士形象，是诗人的道家遁世哲学加道教神仙幻想的产物。

（四）道教仙话的浪漫主义文采。郭璞的游仙诗虽然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但绝不同于“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恰恰相反，其对自然风光与神仙境界的描绘，瑰丽奇幻，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异彩。例如其写高山景物云：“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回风流曲樗，幽室发逸响”；其写神仙千姿百态，各具风采云：“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无不描绘逼真，想象超拔。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又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指东晋）”。钟嵘《诗品》也肯定郭璞诗“彪炳可玩”，“中兴第一”。正因为这样，郭璞游仙诗对后世道教浪漫主义诗人如李白、李贺等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

与郭璞同时代之写作游仙诗者，还有何劭、张华、张协、陆机、庾阐、湛方生等，但他们的成就都远在郭璞之下，故流传不广，亦不大见重于后世。

孙绰及陶潜

在东晋文学家中，以宗教题材作诗赋而成绩可观者，还有孙绰与陶潜。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属山西平遥）人，先后任太常博士、永嘉太守、领著作郎、散骑常侍等职，袭爵长乐侯。他自称“少慕老庄之道”（《遂初赋》序），同时也醉心佛学，著有《喻道论》，声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他与许询是当时的“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代表作家。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却是对玄言诗的一次超越。这篇作品把天台山比作道教神话中的蓬莱仙山，流露出置身山中的诗人“方解缨络，永托兹岭”的求仙愿望。作品中不乏蔚为奇观的景物描写，如“赤城（仙境）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等等。这些描绘，将天台山作了仙化处理，浪漫主义色彩相当浓郁。孙绰本人也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常对人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世说新语·文学》）。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界的时尚是以玄释佛，以佛证玄，佛道沟通。《游天台山赋》是这一时尚在文学上的鲜明反映。试看此赋的最后一段：

于是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目牛无全。（《庄子》庖丁解牛故事）凝思幽岩，朗咏长川。尔乃义和亭午，游气高褰。法鼓琅以振响，众香馥以扬烟。肆觐天宗（太上老君），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嗽以华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说（玄学），畅以无生之篇（佛典）。悟遣有之不盏，觉涉无之有间。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玄。释二名（指上文的“空”与“玄”）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意谓色、色空、观识）。恣语乐以终日，等寂寞于不言。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

诗人游遍天台之余，体静凝思，得出了玄释合一的结论：佛教的“空”与道家的“玄”，名异而实同。佛教的“色”、“色空”和“观识”虽系“三幡”，而同消于道家的一个“无”字中。

此外，陶潜的《读〈山海经〉诗》13首，是通过原始宗教神话以咏怀的抒情诗。今举4首如下：

（一）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且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

（二）自古皆有没，何氏独灵长。不死复不老，万岁如平常。赤泉给我饮，员丘足我粮。方与三辰游。寿考岂渠央！

（三）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四）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役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第一首写王母使者三青鸟故事，诗人说，他希望青鸟为他向王母传递一个愿望：“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第二首写不死民故事。郭璞注；“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诗人对此颇感兴趣。第三首写夸父追日，化为邓林神话。诗人对其“功竟在身后”的造福子孙，甚为敬仰。第四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与炎帝争雄神话。诗人对精卫和刑天的不屈不挠精神深表感佩。陶潜的诗就是诗人的自画像：他是隐士，爱酒，慕仙，但也有建功立业的夸父精神，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刑天意志。陶潜的生平事迹证明了他的这一复杂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