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庆的原始人类

一 重庆地区的早期人类

1.重庆地区早期人类的出现

人类在地球上的遗迹（trace fossil）分为两类，一类是人自身骨骼化石的遗存；另一类是人类行为遗迹的遗存，包括人类居址、活动遗迹、劳动工具及其文化遗物等。^[1]根据这一概念，重庆地区出现的最早人类，应该在距今约204万年，相当于地质时代的早更新世早期。

人类在重庆的最早出现，是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现。龙骨坡遗址1984年发现并开始发掘工作，后来相继进行过多次发掘。出土有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包括较多重要的灵长类化石。该遗址的灵长类化石，研究者最初把一段下颌骨（CV.939.1）和一枚上门齿（CV.939.2）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Homo erectus wushanensis，简称“巫山人”）。^[2]“巫山人”命名后，受到国际古人类学界广泛质疑。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M.H.Wolpoff在《人类的进化》中，明确指出定名标本的下颌骨（CV.939.1）不属于人类化石，定名的上门齿（CV.939.2）标本可能是晚期智人（现代人）的牙齿化石。^[3]中国古人类学者，随后对“巫山人”定名标本也进行了较多古人类学角度的专业研究：指出下颌骨标本属于猿类（猿科：Pongidae）而不是人类（人科：Hominidae），^[4]关于定名的那件上门齿，被认为是从晚期地层混入的现代人化石标本。^[5]在国际古人类学界纷纷否定“巫山人”为200多万年的直立人的时候，国际著名的Nature杂志，在2009年第18期同时发表两篇文章，对巫山龙骨坡遗址人类化石鉴定结果进行否定。一篇为参加龙骨坡遗址工作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古人类学家石汉（Ciochon R.）发表的“The mystery ape of Pleistocene Asia”（《更新世亚洲的神秘猿类》），文章中说“巫山人”的鉴定是早期工作抛出的一个“探空气球”，“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术界根据新的证据改变了看法”，“很多古人类学家——包括作者本人——过去都被误导了”。^[6]另一篇是一位古人类学家（Rex Dalton）发表的评论文章“Early man becomes early ape”（《早期人类变成了早期猿类》），文章否定“巫山人”的早期鉴定结果，同时也对古人类学研究中改变“巫山人”的科学认识表示赞赏^[7]。目前，国内可能还有个别学者坚持“巫山人”的观点。并且，国内一般研究者在不明实情的情况下，往往会继续引用早期发表的龙骨坡遗址发现早期直立人化石、龙骨坡遗址发现有亚洲最早的人类化石等观点。这些过期资料的引用和传播，已经脱离了科学研究的进展。

龙骨坡遗址发现的两件重要灵长类标本不是直立人的化石，因此“巫山人”一名实际是一种需要更正的学术概念。龙骨坡遗址虽然没有早期直立人化石，但这并不影响龙骨坡遗址是中国或亚洲最早的古文化遗址。因为龙骨坡遗址除了发现有大量重要的动物化石外，还发现有古人类的遗迹化石——石制品。石制品，是龙骨坡遗址曾经生活过古人类的证据。因此，石制品的存在，一样可以反映在约204万年前，巫山龙骨坡生活着早期人类。

龙骨坡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主要有三批：第一批是1987年发现的一件凸刃砍砸器和1988年发现的1件砸击石锤。这两件石制品在1991年出版的报告中发表。^[8]第二批是1997年发现的7件石制品，在1999年的出版物中进行了报道。^[9]第三批是1997-1999年间发现的10件石制品，该批材料与第二批报道过的材料2006年发表了综合研究成果。^[10]整体观察龙骨坡出土的石制品，可以对该遗址文化特征得到这样的认识：①石料选择以灰岩为主（包括变质灰岩、矽化灰岩和泥质灰岩等），个别为安山玢岩。②主要使用自然砾石、断块、石片为原型进行加工。③石制品形态都比较大。④剥片使用硬锤捶击和砸击技术；器型修理采用两面加工为主，另有正向、反向和转向加工者。存在器物把手修理技术。大部分器物刃型比较钝。⑤器物类型多样，有手镐、原型薄刃斧、凸刃砍砸器、直刃砍砸器、长刃石刀、短刃石刀、凿刃器、石锤等，存在有使用石片。刃型以尖刃、凸刃、横直刃为主。

龙骨坡遗址石制品的发现，是目前中国和亚洲最早人类出现的证据。龙骨坡文化，翻开了亚洲大陆史前文明的第一篇章。

2.旧石器时代早期重庆古人类的原始文化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一般把人类在数百万年前一直至距今约20万年间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距今约20万年至距今4万年间称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4万年至1万年之间称为旧石器时代晚期。^[11]按此时间框架，重庆地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目前在学术期刊上正式发表了研究成果的地点有龙骨坡遗址和烟墩堡遗址。^[12]烟墩堡遗址位于丰都县长江右岸新县城迁建区，是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项目。该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烟墩堡遗址地貌为长江干流的第四级阶地，文化层堆积物主要为网纹红土。发掘出土有1300多件石制品，包括有石锤、石砧、断块、碎片、石核、石片和加工成型的石器等。石器器型包括有刮削器（11件）、凹缺器（3件）、砍砸器（3件）、雕刻器（2件）和端刮器（1件）等。烟墩堡遗址出土物中没有采取到适合进行测年的标本，但研究者从地层对比上确定，该遗址距今约73万年，属于中更新世早期。

龙骨坡遗址和烟墩堡遗址文化遗存，反映着重庆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文化。在早更新世早期时，人类已开始懂得开发天然洞穴作为居址（龙骨坡遗址）。在中更新世时期，人类扩散分布至长江干流沿岸的古阶地上（烟墩堡遗址）。在文化特征方面，重庆原始人类一开始就创造出较为鲜明的文化特点，并已掌握着引领时代的较为先进的技术传统。如在龙骨坡遗址中，出土的石制品主要以自然砾石为原材料，器型比较粗大；使用两面加工和反向加工技术进行器型修理，存在有器物把手修理技术，以及对石片进行直接使用等。龙骨坡遗址这种以砾石为原材料加工出较大的砾石石器的文化传统，在我国旧石器考古中被称为“砾石工业”。其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存在于中国南方整个旧石器时代，甚至还广泛影响至东南亚等很多地区。至烟墩堡遗址时，龙骨坡文化的重要特点基本都被继承，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石器加工方式变为以正向加工为主，器型变为以刮削器为主，同时，还出现了后来在中国南方地区广泛传播的“摔碰技术”等。摔碰技术是以形态较大、质地较硬的砾石，用摔碰行为进行剥片的方法。“摔碰技术”在我国较早的旧石器考古研究中，最先被命名为“锐棱砸击技术”。该文化技术最早为20世纪80年代发现于贵州水城硝灰洞遗址，其距今时代约5.7万年，^[13]为晚更新世中期。重庆烟墩堡遗址也发现有这种技术，但其距今时代约73万年（中更新世早期）。显然，重庆烟墩堡遗址的这种文化技术，应该是该种文化技术的源头。

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并且，重庆早期旧石器文化的鲜明特征，还成为贯穿我国南方整个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传统（中国南方主工业——砾石石器文化）。^[14]重庆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还形成因地制宜的区域性文化特征（如“摔碰技术”）。这些区域文化特征，后来也在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

二 与中国南北区域广泛交流的重庆原始人群

1.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重庆的原始文化

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丰富，在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中，先后调查发现有44处古人类活动遗迹。^[15]本书在此讨论的，是重庆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已发表研究报告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经初步统计，这类遗址约13处（见表2-1）。

重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有丰都县冉家路口遗址^[16]、丰都县高家镇遗址^[17]、奉节县兴隆洞遗址^[18]、丰都县井水湾遗址^[19]、丰都县枣子坪遗址^[20]、九龙坡区桃花溪遗址^[21]，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有铜梁县铜梁文化遗址^[22]、巫山县迷宫洞遗址^[23]、丰都县和平村遗址^[24]、奉节县横路遗址和三沱遗址^[25]等（见表2-1）。

表2-1 重庆地区已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一览表地质

重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从居住类型上观察，具有洞穴遗址和旷野遗址兼具的特点。洞穴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存在。如早期的龙骨坡遗址、中期的兴隆洞遗址、晚期的迷宫洞遗址等皆为洞穴遗址。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旷野遗址数量比洞穴遗址更多的特点。这种现象可能暗示出，人类在选择洞穴居点作为长期居址的同时，仍有更多时间需要去居址之外进行活动。洞穴之外的居址一方面有较长时间的活动营地，另外还有短期停留生活资料补给场所。这种现象与早期人类复杂的生活模式是相符合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重庆2处遗址中，1处为洞穴居址（龙骨坡），1处为旷野遗址（烟墩堡）。但旧石器时代中期时，洞穴遗址1处，旷野遗址6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1处，旷野遗址4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旷野遗址远多于洞穴居址，也可能与该时期人类洞穴之外的活动范围增大有关。

旧石器时代中期时，重庆地区古人类除主要活动在长江干流的河岸阶地上外，也扩散分布至长江支流的某些区域（如桃花溪遗址）和周围的山洞居址里（兴隆洞遗址）。该时期古人类在重庆境内的活动，不仅在遗址分布密集程度和人类活动范围方面有显著增大，而且在人类适应山地地形的能力方面也有变化。如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重庆地势最高的古人类遗址为龙骨坡遗址，海拔为830米。而至旧石器时代中期时，地势最高的兴隆洞遗址海拔为1100米。显示出了人类随时代变化对高海拔山区的逐渐适应与居住地的扩散。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古人类在器物组合上保持着粗大的砾石石器工业特征，器物组合以大型的砍砸器、手镐、尖状器为主体，另有薄刃斧和小型刮削器等。这种石器工业特点，经研究证明，可以较好地使古人类适应重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热带亚热带动植物资源环境。^[26]大型的砍砸器可以承担劈砍等重力型工作，大型的手镐、尖状器适宜于进行挖掘等各项活动，而刮削器、使用石片等适合切割、刮削等活动，薄刃斧则是兼具有屠宰、切割、砍劈的一种多功能工具。^[27]

重庆旧石器时代居民，在石料开发利用和石制品加工技术方面，也存在着一些较明显的特点。在石料开发利用方面，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基本都表现出“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略。这种方略，是因为重庆地区石料资源比较丰富，随机可遇的石料可以满足人们的生产需求，人们无须进行远距离石料选择和搬运。但至旧石器时代末期，随着生产方式多样性需求和生活条件的改变，人们开始注重对远距离优质石料的选择和运输。如奉节横路遗址、三沱遗址中，均出现了从遗址远距离围岩地层里运输、搬运的燧石、石英材料。从石器文化的加工技术上观察，重庆旧石器文化既有明显的传承性，也有清楚的发展性。在传承性方面，表现为石器加工方法一直是采用硬锤进行加工，以锤击法为主，加工程度较为粗浅，器物形态不够规范，器物个体间存在较大差异等。从发展性上观察，反映在器物组合的类型变化中。如手镐、砍砸器、刮削器等主要器类中，前两种器型随历史进程由盛而衰，而刮削器等小型石器则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重庆旧石器时代文化，还有很多区别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征。如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在主要器型砍砸器和刮削器之间，二者的形态差异不明显，显示出它们可能有使用功能上的重叠；石器中块状毛坯的加工方向以正向为主，片状毛坯的加工方向以反向为主，^[28]等等。这些特征鲜明的石器加工方式和石器类型特征，是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地域特色。

重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另一重要的发现，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8万年的井水湾遗址里发现有6件烧石。^[29]“烧石”在民族学资料里认为是“石烹法”的遗迹。井水湾遗址烧石遗迹的发现，使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石烹法”的最早发明，可能源于重庆三峡地区。这一看似普通的考古发现，实际在人类文明演进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显示着人类对火的控制和使用能力，以及人类认识、开发火能量的复杂行为等。它还表明，重庆远古人类在陶容器发明之前，已经开始了用煮食方法加工熟食的生活行为。

2.与其他区域原始人类的文化关系

重庆地区很早就出现了与相邻区域的原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它表明重庆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相互交流。有证据表明，重庆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与相邻区域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关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以秦岭、淮河为界，将南、北两地的石器文化分别归纳为“中国北方主工业类型”和“中国南方主工业类型”。北方主工业类型的特点，是以小型石制品为主，石片生产主要用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石器毛坯以片状为主，器类以边刃刮削器为主，辅以砍砸器、尖状器和石锥等，石器加工相对精致。南方主工业类型的特点是石制品个体较为粗大，石片生产采用锤击法、摔碰技术等，生产石器的毛坯以砾石为主体（故有“砾石工业”之称），器类以砍砸器为主，辅以手镐、手斧等，刮削器很少，石锥和尖状器等小型工具基本缺失，石器加工风格简单、粗糙。中国南、北两大工业类型中，都还包含着一些较有个性特点的区域性文化。重庆既是我国旧石器文化和南方主工业的发祥地，同时也还延续存在有一些地方文化的特色现象。

重庆有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因此，重庆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发祥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旧石器文化都与重庆地区有一定的渊源。但是，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在其他地区也分布有较多旧石器文化时，重庆远古文化与这些地区之间也会存在相互渗透和影响。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重庆旧石器文化和其他地区旧石器文化之间的一些交流现象。

重庆旧石器文化向其他地区的文化传播，除了其作为主工业类型的“砾石工业”文化影响外，还有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重要特色——砸击技术、把手修理技术、中国旧石器中的薄刃斧传统，以及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中影响深远的“摔碰技术”等。

砸击技术包括砸击剥片和砸击修理。北京人遗址中，石制品剥片主要采用砸击技术，器物修理亦大量使用砸击技术，其典型性在世界上是显著的。因此，砸击技术是北京人文化的重要特色，是北京人文化命名的主要根据。^[30]北京人遗址发现砸击技术文化特点之后，我国很多旧石器遗址中相继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因此，砸击技术还被认为是我国旧石器文化传承的纽带。但是，砸击技术的源头在哪里呢？以前，在所有发现砸击技术的遗址中，时代最早的是河北早更新世的小长梁遗址，该遗址距今约136万年。^[31]龙骨坡遗址发现的砸击技术约200万年，因此，龙骨坡遗址是我国该文化技术时代最早的地方。把手修理技术，是指在石器加工过程中，特意对把手部位进行的打击修理。在较早的中国旧石器文化考古研究中，一度认为是北京人开创了这一特色技术。^[32]后来，在周口店第15地点、湖北黄龙洞等遗址中都发现有该技术。^[33]因此，把手修理技术，也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传统之一。重庆龙骨坡遗址石制品中，发现有较多的把手修理技术。龙骨坡遗址的发现，无疑把中国这一传统技术的起源变得更早，向前推进到早更新世早期。薄刃斧（Cleaver），本为西方阿舍利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学者把我国旧石器与非洲、欧洲等旧石器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我国在旧石器早、中、晚期中，北方地区也存在这种较为特殊的器型。薄刃斧的主要特点是器型薄大，有一个宽薄的自然刃和经过特意加工的根部。^[34]以前，我国发现的薄刃斧时代最早的是中更新世的地点，如河南三门峡水沟地点和陕西汉中梁山地点等。^[35]但重庆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显现出一种时代更早的薄刃斧传统。如早更新世早期的龙骨坡遗址中即出现了原型薄刃斧，中更新世冉家路口遗址中也继承有薄刃斧等。这种现象显示，中国旧石器文化中，在北方流传的薄刃斧文化，应该是在重庆地区起源、传播过去的。“摔碰技术”的影响主要出现在中国南方。该技术中更新世出现于三峡地区后（烟墩堡遗址），晚更新世早期时，在相邻的湖北黄龙洞遗址、长江中游支流潕水阶地上都有遗存。晚更新世中、晚期以后，这一文化现象迅猛扩散整个中国南方，如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均有发现，其余韵一直影响至商周时期。^[36]在海峡对岸更新世末期的长滨文化中，也有该技术存在。^[37]可见摔碰技术在中国南方的深远影响。重庆旧石器文化对我国南方地区的影响，还表现在陡刃石器等特点上。重庆旧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有刃口较陡的特点。如早期的龙骨坡遗址、中期的冉家路口遗址、晚期的铜梁遗址等都有这种现象。这种刃口较陡的石器特点，在我国南方很多遗址中也有发现。如贵州观音洞遗址、湖北房县樟脑洞遗址、神农架犀牛洞遗址等。^[38]南方旧石器文化中这种陡刃石器特点，应该是重庆旧石器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

重庆旧石器文化影响、外输其他地区的同时，也曾接受过外区域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这种文化交流现象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中更新世早期）即存在。其显著例子是该时期丰都烟墩堡遗址中，石片石器的比例高达60%。石片石器，是我国北方主工业传统。这种影响痕迹还见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冉家路口遗址（石片石器高达81.4%）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井水湾遗址（石片石器高达66.0%）等。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奉节横路、三沱等遗址中，出现了较多北方石器主工业特点的小型石核、石片和石器，其特征反映出重庆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之间区域文化的交流现象。

3.在中国原始人类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重庆旧石器文化在中国原始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位置。重庆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46处（目前正式发掘并发表考古报告的地点13处），在一个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直辖市发现如此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显示出重庆地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重庆旧石器文化的另一重要现象，是文化起源很早，文化发展序列完整。重庆自亚洲最早的旧石器遗址龙骨坡遗址始，遗存有一系列旧石器早期、中期和晚期文化遗址。古老而连绵不断的文化发展序列，为重庆发挥旧石器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基础。重庆位于我国南北部和东西部衔接区域，在远古时期，当秦岭、大巴山等山脉逐步抬升、长江逐步形成过程中，秦巴山地和长江对人类阻碍作用较小。重庆早更新世的重要遗址，可以对中国南、北区域形成巨大的文化辐射效应。在旧石器文化连续发展过程中，重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本地区有许多先进文化传播到外地，同时也吸收着外地的先进文化。因此，重庆既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源地，同时也是我国旧石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