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巴人白虎部的迁移
一 巴人部民东迁清江及白虎部落的形成
白虎巴人是巴族三支中最有影响的一支，就是他们建立了川东巴国，受封子爵，并在春秋时交往于诸侯之林。他们起自大巫山，离开巫山后又比较弱小，故不见诸早期文献。直到他们所居之地为楚所占后，关于他们早期历史才逐渐传出来。《世本》首先披露：
“廪君名务相，姓巴，与樊氏、晖（曋）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为君。他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24]
这段记载非常简略，既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未指出具体的地点，致使后世地志学家发出“廪君种不知何代”[25]的感慨。
秦汉一统，划一郡县，这支巴人本身也进化日深，关于他们的情况也更清楚些了，历史记载也较为详尽了。由于汉世之时，这支巴人分布在巴郡和南郡一带，故当时称之为“巴郡南郡蛮”，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对他们的历史进程作了全面的回顾：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以廪君为首的巴部落形成了。
上述引文说明当时的巴族还只是一个氏族而已。然而追本寻源，仍出自大巫山体系。《世本·氏姓篇》载：“廪君之先，故出巫诞。”说明他们原系巫山诞部落的成员，是从诞部落分出来的一个氏族。巴氏族如此，组成白虎人部落的其他的四姓与前述“十巫”诸部是不是也有亲缘关系呢？我们从对比中发现，樊氏与巫凡、相氏与巫相、郑氏与巫真，音皆相同或相近，都应是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子氏族”。而“曋”，亦可读“丹”的音，与诞同音，亦应是从巫诞部落中派生出来的氏族。因此，组成白虎巴人的五姓，皆可认为是从巫山诸原始部落中分化或派生出来。
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述的材料来看，开初巴氏等五个氏族尚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彼此处于互不相属的分散状况，故“无有君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私有制因素的增长，为了对内对外的需要，五姓之间便有了联合的需求，最终结成了部落，这就是推选统率整个部落的最高首领。按社会发展史的划分，他们已进入军事民主制时期，故最高军事首领的产生，在部落议事会上是民主的。由于各姓“俱事鬼神”，很迷信，所以流传下来的考核首领的情况也带有某些神话色彩。其实用掷剑和驾土船来选择的考察最高军事首领，倒是一种衡量一个人能否胜任其职的切合实际的好办法，它既包括了考察军事技能——掷剑，又包括了考察生产技能——制陶和驾船，尤其是后者，作为水上民族，驾船本领高超与否，往往关系到一个部落的生死存亡，这些与历史上尧对舜的考察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由于巴氏族首领务相能力卓越，取得了部落最高军事首领——“君长”的称号，并被大家授予“廪君”的名号。
我们认为“廪”可能是“灵”的误写，巴人的文字，尚处初级阶段，只有巫师掌握其社会生活，只能靠后人用汉字记巴人的事，常用音近之字代替，“廪”与“灵”的音极近，故“廪君”应是“灵君”的误写，实际上廪君就是灵君。
《说文解字》解曰：“灵，巫也。”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曰：“灵偃蹇兮姣服。”意为婆娑起舞的女巫穿着美好的服装，即可证明。
巴氏五姓“俱事鬼神”，是一个迷信鬼神甚深的部族，在这里，巫师之类的人物是非常重要的，不少大事都要由巫师决定或参与决定。如前所述，在古巫山地区的部落、氏族中，头领兼巫师的情况非常普遍。同时按《世本》的说法，五姓首领是在“争神”，即争当通神的大巫师，更说明廪君就是灵君，即大巫师。当武落钟离山的五姓联为部落后，让新当选的首领，沿袭古老的传统，扮酋长兼任祭祀鬼神的巫师的角色，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灵者，巫也；君者，酋长也，合二为一，即为灵君。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采用最古老的叫法，称巫之类的呢？我们的解释是：随着历史的向前迈进，交通障碍已逐渐被克服。周围民族的影响也会逐渐传进来，尤其是东面日益强大的楚蛮之族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新的历史因素的注入，旧的观点逐渐地被扬弃是符合社会发的客观规律的。新兴的巴族抛弃了旧的传统称呼，采用来自楚国的称“巫”为“灵”的叫法，这与后来他们改“廪君”之称为“王”一样，均是外来影响的结果。
随着务相出任部落最高领导的职务，巴氏族在五姓中自然地升为主导地位，从而使整个部落也以“巴”相称了，我们现在可以称其为巴部族了。
根据许多材料证明，他们的图腾是白虎。不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有“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的记载，而且今长阳县还有个“白虎陇”。据《长阳县志》载：“廪君之生也，出于赤穴，死也化为白虎，迹涉怪诞，异人异事，理有固然。廪君望岩而叹，山崖为崩，其有功于夷水，必多生；而廪君之死，神之白虎，有陇宜也。”“巴人廪君化白虎处：白虎陇，在长阳西渔峡口东村，与村左青龙寺相对，维石岩岩，虎视眈眈，旧志谓廪君化白虎处指此，故渔峡口东村称为白虎陇。”“白虎陇，县西二百三十里，昔廪君死，精魂化为白虎，故巴人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祀。”
这支来自武落钟离山的巴族，是以白虎为其图腾崇拜的。因此，称之为白虎巴人。白虎巴人确定崇拜对象应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巫山东延的鄂西山地，崇山峻岭，高峡密林，猛兽啸集，虎豹成群。虎在山林之中，向称百兽之王，威猛无匹，非常人能够对付，在征服自然能力比较低下的当时，对虎的威力是深感恐惧的，人们由恐惧而生敬畏，久而久之，就由敬畏变为崇拜了，并希图借虎的威力来保护自己，增强抗拒自然的能力，虎便逐渐变为图腾。作为一般的虎，人们还是知其底细的，但作为图腾的虎则应是与之不同的，于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白虎便成为他们的崇拜对象了。
联合起来的部落力量更强大，与生俱来的人的贪欲，促使他们要对外扩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紧接前引上文，继续叙述了巴部落建立后的情况：“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女神，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在廪君的率领下，巴部落逆清江而上，到达盐阳。盐阳，顾名思义，应在盐水之阳。盐水，据《后汉水·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荆州记》：“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于清江县西都亭山。”《通典》卷一百八十七亦曰：“今夷陵郡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
实际上《荆州记》和《通典》所说的只是一个大框框，真正的盐水在今长阳县西，清江河畔的“盐池湿泉”，又名“盐水”、“盐池河”、“咸池河”等，该水水温常年摄氏42℃度，含盐比重高，古代一直产盐。“盐水”东下接清江半峡，长十多里，盛产淡水鱼类。这一带与范氏所谓之“此地广大，鱼盐所出”很是相符。现恩施县东四十里有盐水故城，估计盐阳就应在这一带。
当廪君巴人的势力扩张到这一带以后，遇到了尚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盐水神女”部落，盐水神女部想争取平等的联合，“愿留共居”，但新兴而强悍的巴部族则要并灭其部，占有其地。于是盐水神女部落被迫联合有关氏族与之决战，所召集的部民甚多，有“掩蔽日光”之势，这场战争打得异常惨烈，但终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盐水神女部落失败，其头领被廪君射杀，众多的部民被强行并入巴部落，甚至沦为奴隶，巴部族占据了这片有鱼盐之利的地方。在这次扩张迁徙的过程中，这支巴人走完了他军事民主制的最后阶段，开始向阶级社会转化了。
“廪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险曲，其水亦曲。廪君望之而叹，山崖为崩，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26]在廪君的率领下，这支巴人沿清江西进，到达今恩施一带，当地水曲山险，易守难攻，宜于设为政治中心，故廪君在此筑城为都，因夷水而名夷城，建立起部落联盟式的国家——巴国。由于该国地在夷水，故名夷城，我们称之为夷城巴国。所谓“君乎夷城”，就是在夷城建立起以廪君为“君”，四姓为“臣”的初期奴隶制等级制度。
二 白虎巴人西迁川渝
1.武丁南征，白虎巴人西迁川渝
殷商王朝在武丁时达到鼎盛，并开始大肆向南扩张。《诗·商颂·殷武》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载有所，汤孙之绪。”
商军既可奋伐荆楚，攻打巴方，也可深入其阻，到鄂西攻打夷城巴国。在殷商的军势压力下，白虎巴人只有举族西迁以避其锋了。
面对强敌压境的直接威胁，白虎巴人无法再安居于夷水流域，不得不举族迁避了。但迁向何处呢？东面有商朝的兵锋，自然无法东去，北有大江阻隔，高山激流，且那里本来就部落林立，且已有强大的庸国居此，此路不通，南面湘西地区，乃崇山峻岭，出入进退皆不容易，要想得到发展则更加困难，若举族前往，在生活安排上都不能得到满足，只宜少数人前往，事实上也有部分巴人循此路而去。由于当时湘西本来就在他们活动范围或影响之内，从他们的发源地武落钟离山就有一条直通湘西的大路，后来刘备伐吴时还利用过它。《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曰：“（章武）二年（公元222）……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地今湖北宜都县西古老背一带）驻营，自佷山（治今长阳县西）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
马良自己从猇亭经佷山到武陵郡的五溪——今沅江流域，联络五溪蛮夷共同反吴。五溪蛮（即白虎巴人迁居该地者的后裔，详见本书后文）首领沙摩柯即率众沿此路北上，协助刘备作战，足见这是一条畅通的大道。熊传新又考证出另一条路[27]：首先是沿清江而上，在上游转其支流忠建河，再溯忠建河上行即可到达沅江支流酉水上游，这两条河流上源至今相距甚近，古时水量大，可能几乎相连。然后顺酉水而下就可进入沅江流域——湘西了。部分白虎巴人就是沿着这几条路来到湘西一带的。正是由于有一部分白虎巴人先期到达这里，并扎下了根，故后来川东巴国破灭后，才有大批巴人逃迁到这一带，将这里作为最后的归宿。
由此看来，白虎巴人的主流唯一可行的方向是向西迁徙，到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去，研究巴族史者在白虎巴人西迁与否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承认有西迁一事，但在西迁的路线方面却众说纷纭，如童恩正先生认为，由于“古代的大溪是穿过了长江与清江的分水岭而进入了恩施境内的，这样它就必然与东西走向的清江相距不远或甚至相连接”，“当巴族（溯清江）到达鄂西地区以后，再沿现在的大溪北上，即可到达川东的巫山境内”，“由此而进入川东”[28]。任乃强先生则认为，巴族一支向西溃逃，沿长江而上，越过峡中的巫臷国而进入川东，他在《重庆》[29]一文中说：“巴族又是如何到四川建国呢？原来渔民需要食盐最多，而云梦地区不产盐，从来都仰给巫山盐泉的盐，那是古巫臷国也，故巴族与巫族从来就是商务联系。巴丘国即为羿破灭有一支巴人逃奔而来，巫族利用他们善于操舟行水，为其运盐到大江与其支流地区兑换土特产……因巴族为它行盐市易有功，故许其在鱼国（汉鱼复县，今奉节）之西建立国邑……巴国由此发展起来，沿着长江西进，扩张领土……”
我们认为，立国夷城的白虎的白虎巴人对并不遥远的巫臷国十分了解，对他们拥有伏牛山盐泉而富甲一方更是了如指掌，如此巨大的财富，强烈地吸引着白虎巴人，因此白虎巴人西迁的途径应这样的：他们是沿着清江河水上行，到其源头转入郁水，到达今郁山镇，打败巫臷国，夺取了郁山伏牛山盐泉，巩固了对盐泉的控制后，再顺郁水而下至今彭水县城关，即进入乌江水道，再顺乌江下行，就到达乌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今涪陵古代叫“枳”的地方了。这条由清江（其出口通长江）、郁水、乌江和长江连成的水上通道，在上古时期是有水道直接相通的，所以《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二载曰：“清江源出彭水，中贯（施州）卫境，至夷陵宜都而合大江，其取径尤捷也。”[30]
宋代彭水县即今重庆彭水县，在今彭水县城关附近注入乌江的郁水，其上源的干流和支流皆在今湖北省利川县境内，与当地的清江的干流和支流，多处几乎相连，在宋代，这两条河是相通的，所以《读史方舆纪要》的作者认为“清江源出彭水”。由长江入乌江，逆郁水、下清江再出长江，比之从三峡进出巴蜀是一条捷径。遥想春秋之时，气候比现在温润，雨量充沛，河床流量更大，水位当比现在高，舟船的行驶应是很方便的。这条水道比起在滩险流急、暗礁密布的长江三峡中提心吊胆地摸索前进，既安全顺当，又节约时间，故称“取径尤捷”。对善操舟楫的白虎巴人来讲，这条路走起来简直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太容易了。由于西迁顺利，途中无大周折——实际上迁徙所经之地差不多都是在其夷城巴国的范围以内，至少是影响所及的地方，故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历史痕迹。
地处乌江口的枳是白虎巴人进入四川后第一个立足之点和最初的政治中心，他们就是凭借枳和枳南广大区域，包括湘西北的沅江流域在内，后来总称为巴黔中的自然条件，向东、向西拓展，从而开创了巴王国，故枳在白虎巴人心目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无异于第二故乡，特将这里选作安葬已故的巴国首脑的地方，故《华阳国志·巴志》曰：“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这正是“狐死正首丘”之意。1972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和重庆市博物馆等在涪陵小田溪发掘了一批属于川东巴国最高统治者或大贵族的墓葬，出有许多精美的随葬品[31]，证明《华阳国志·巴志》所载不虚。
2.白虎巴人立国江州
白虎巴人以枳为基地向东扩展，到达今丰都一带，并将此设为一个重要据点，《华阳国志·巴志》叙述巴国国都时曰：“或治平都。”即指此事。据《水经注·江水》载：“（江水）又东迳东望（突）峡，东历平都，峡对丰民州，旧巴子别都也。”
廪君巴人从枳出发，向西溯江而上，到达今广阳坝，由于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宜于耕牧，故巴族统治者将此辟作国家牧养牲畜之地。所以《华阳国志·巴志》说：“其畜牲在沮，今东突峡下，畜沮是也。”接着便到达了今重庆市渝中区。这里是长江、嘉陵江的交汇之处，北、东、南及西北三面半环水，仅西南半面背山，但此处窄如鹅项，最狭处不及一公里（即今重庆市鹅岭公园处，古时称此处为鹅项颈），从而使整个地势有如江中之洲。《说文解字》卷十一曰：“水中可居曰州”，[32]即用“州”字而不用“洲”字，可见古代“洲”、“州”二字是通用的，因此重庆市渝中区远古时代便有江州之称，只不过真正的含义是“江中之洲”罢了。这种“环江为池，以山为城”，有险可凭，易守难攻，且又有水陆交通之便的地方，正是建都立国最理想的地方，白虎巴人来到此地，即把这里选作自己的政治中心——国都。
巴人建都江州是有史可查的：《华阳国志·巴志》方：“巴子时……都江州。”《汉水·地理志》载：“巴郡（治今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故巴国。”《左传·恒公九年》杜注：“巴国，在巴郡江州县（治今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元和郡县志，渝州（治今重庆市渝中区）》载：“古之巴国。”《舆地广记·恭州（治今重庆市渝中区）》载：“巴县（治今重庆市渝中区），古巴子之都，本江州，古巴国也。”巴都江州的具体所在从古到今都有人不同意在今渝中区下半城，如《通典》卷一百七十五曰：“汉江州县故城在县西。”《嘉庆一统志》“重庆古迹”下记江州故城曰：“在巴县西，本巴国都。”
嘉庆《四川通志》、《巴县志》均袭此说。著名学者冯汉骥先生在结合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葬的发掘资料进行研究后也认为：“巴子故都在江州以西什么地方现在虽不能确指，但或者离现在的冬笋坝不至太远。”[33]
我们认为，既然巴都江州是确定无疑的话，那么江州的位置就不能脱离它的地貌特点来谈，因为江州一名的出现是与其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对此，古人早有记述：
扬雄《蜀都赋》曰：“分川并注，合乎江州。”《水经注·江水》引庾仲雍的话说：“江州县对二水口，右则内涪水，左则蜀外水。”《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六曰：“巴县，本汉江州县地，属巴郡。按巴城在岷江之北，汉水之南，即蜀将李严所修古城也。今州（即渝州）所理在巴城北故仓城，汉水北有一城，时人谓之北府城，后汉巴郡所理，寻复还今理……”内涪水、汉水皆指嘉陵江，蜀外水系指岷江，古人很长时间都认为岷江是长江正流。
由此可见，江州之所以名江州，正是由于它处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舍此就无法称“江州”二字了。巴都江州，也只能在这里，否则就不能叫“都江州”，这一点，我们认为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三 巴子国的建立
1.巴师参加武王伐纣
商朝后期，古老的周族在西边勃兴，关于周族发展壮大的原因，徐中舒先生[34]早在四十几年前就指出：“盖周之王业，实自太王迁岐始。岐在渭水河谷……南接褒斜，通江汉、巴蜀，周人骤得此而国盛，因此肇立翦灭殷商之基础。”
这时的巴国肯定与蜀一道参加了周组织的反商大联盟，并于武王十一年参加了伐纣战争。
固然，响应武王号召而来的诸侯未必有八百之多，但大小方国、氏族总计起来肯定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而巴国以师相从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虽然《尚书·牧誓》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35]
《尚书》没有提到巴，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点出其中八个最大的、领头的“诸侯”，其他的小的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正因为司马迁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参加伐纣的“诸侯”写成八百，而不担心与《尚书·牧誓》发生矛盾。实际情况是八个大“诸侯”之下分别率有一大批次一级的方国部落，而跟着这些次一级方国部落的还有更大数量的弱小部落和氏族，几级之和，虽不一定有八百之数，但数量可观是可以肯定的。《尚书·牧誓》未提巴，主要是由于它立国川东，尚不知名，还不能担任一方“诸侯”的头领而起带队参战的作用，只能附于邻近的大国而参加伐纣之战。
笔者认为，当时巴国紧邻的是蜀国，这时的鱼凫朝蜀国，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其统治族是巴人的一支——鱼凫巴人，因同族的原因，使两国关系非同一般。从以后开明朝蜀国与巴国联兵伐楚（详见后文），而史书则只曰：“蜀伐楚”，并不书巴，因此，我们推而论之。在武王伐纣中参加以蜀为首的集团开往牧野前线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牧誓》中的蜀师实际上是包括了巴师的。因此，常璩在回顾巴族历史时，曾大胆地肯定了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他在《华阳国志·巴志》中写道：“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徐中舒先生研究了注家们对《牧誓八国》的地理考证以后，也认为：“此八族中，虽没有巴，但注家对此八族所在，一致认为即在西南，其中当有巴。”[36]
毛泽东对武王伐纣评价甚高，认为它是“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37]。巴族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在商周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唱着雄壮的战歌，跳着威风凛凛的战舞，向商军发动攻击。巴军磅礴的气势，凌厉的攻击，迫使商军瓦解并在阵前起义，倒戈相向，为最后彻底打败独夫商纣的军事力量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对勇敢善战而政治落后的巴族加强其政治领导和控制，使之成为一支有利于周王朝奴隶制大一统的力量，在灭商以后，将姬姓宗族封到巴族聚居地，建立起亲周的藩封之国。《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有的学者不相信有封宗姬，建姬姓巴国一事，其实《正义》在解释《左传·昭公九年》周詹桓伯所说的“……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一语时就明确指出：“巴、楚、邓，中夏之国，惟濮，远夷也。”[38]
所谓“中夏之国”，就是指曾经受过周朝正式分封的华夏系统的国家。《路史·后记》卷九下亦曰：“周之初兴，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巴、周……皆姬（姓）国也。”
《左传·昭公十三年》所载的楚共王的爱妾巴姬的“姬”字非姬妾的姬，而是姬姓的姬，因为当时国君之女出嫁异国，就以自己的国和姓组成名字，如齐羌、燕姞、陈妫等皆是，巴姬当然不例外。由此证之，江州巴国的首领的确为姬姓，当然是宗姬受封所建。
巴国是堂堂正正的姬姓国家，是诸侯之一。故周成王大会诸侯于成周洛邑时，巴国亦在被邀请之列，据《逸周书·王会》所载：“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方贡献方物，氏、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卜（濮）人以丹砂，夷人以
木。”
在这诸侯云集的盛会上，巴子向周天子成王贡献了自己的土特产比翼鸟，以表示其宗藩关系，并尽其受封诸侯应尽的义务。向天子贡献并非只此一次，另据《蜀典》所载：“夷王二年，巴人、吕人来献琼玉。”
2.巴子国的强盛与拓展
白虎巴人在江州建的巴国，其建国伊始范围并不太大，蜀国虽政治中心在川西，但对川东一带有强大的影响，《太平御览》和《路史·国名记》中出现的“昔蜀王栾君王巴蜀”便是最好的写照。当然，是不是整个川东都在其直接管辖之下，尚可进一步研究，但其影响之大是不能低估的。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施政川西，“巴亦化其教”，这里的“巴”，显然是文人们借用笼统的语言来谈川东地区，正像我们用川东这晚近的地理名词谈巴国、巴人的事一样，所谓“巴亦化其教”，并非接受蜀杜宇朝的教化，巴蜀各为一国，蜀焉能施教化于巴，应是指受到蜀国的影响。而北面阆中一带，南面川南、黔西北一带皆在蜀国直接统治之下，鳖灵建立的鳖国自不消说，阆中地区也是开明朝蜀国的头领们常往的重要区域，尤其是开国之君鳖灵在此更是频繁的活动，故有许多鳖灵的传说和遗迹流传下来。
在距江州北面不远的今合川一带，以至川中，为濮族居住地，当时种落很多，有“百濮”之称，何谓“百濮”？《春秋释例》曰：“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为聚，故称百濮。”
其中尤以今合川为中心的一支最为强大，当白虎巴人向北推进时，便与其头领，即所谓的濮王搞了一场政治斗争，最后终于占领了这块地方，据李文昌《图经》记载：“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39]
完全可能是廪君巴人的统治者利用会盟的形式，胁迫“濮王”就范，以便将这块地方并入自己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从而把巴国的奴隶制统治推向川中、川北。结果讹诈不成，巴人原形毕露，引起濮族上层的竭力反抗，双方首领在混战中同归于尽，从而巴国统治者借此为由，挥师北上，占领了濮族居住的地方，进而向川北推进。为了加强对濮族的控制，在原濮族居住的中心——古垫江，建城置邑，后此地遂成为巴都江州北面的一个重镇。
在征服濮族攻占川中后，巴师进抵川北，通过一系列斗争，把蜀国的势力挤到阆中以西、以北，从而完全控制了川北以及汉中。同时在南边，攻占蜀的鳖国之地，控制了今黔北，由于这种原因，使得巴、蜀两国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巴与蜀仇”[40]、“巴蜀世战争”[41]，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白虎巴人就是这样不断用武力扩张获得领土，到它的鼎盛时期，其疆域之辽阔，竟至比中原韩、赵、魏三雄之和还多，囊括了今陕西汉中东半部、川东、川南、湘西北、贵州北部，用《华阳国志·巴志》的话来说是：“其地东至鱼腹，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