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历史真相不容撼动
李方祥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已经写进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分别审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历史决议对于教育全党、统一全党思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今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肯定了这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并要求全党要“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核心，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就明确指出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2]，并且强调这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3]。然而近几年，这个早已得到党史学界甚至一般群众公认的历史常识却饱受指责，有的人批评历史决议肯定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4]，“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5]。其理由有二：一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仅仅是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在军事上也不过是周恩来的助手；二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6]。咋一看，此论倒也惊世骇俗。可是仔细查考史料，该“高论”的思维逻辑和历史推论却是经不起推敲的。
究竟应当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
如果从党内职务来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分工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他确实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是，能否由此就能推论毛泽东不是领导核心呢？
我认为，分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如果从形式上看问题，根据毛泽东没有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这一职务，所以他就不可能成为中央领导核心，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却能发挥核心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过。众所周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并没有担任党中央的主席或总书记这样最高职务，但他却发挥了核心作用，成为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今天早已为全党、全国乃至世界所公认，有谁能因为邓小平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而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呢？由此看来，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不做深入的历史分析，仅凭职务作为历史推论的唯一标准，无论理论逻辑还是历史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五大铁证
我们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不是个人崇拜的产物，究竟有没有事实依据呢？
根据目前披露的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这个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许多参加遵义会议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杨尚昆、邓小平等人，都曾有这方面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这个说法。
第一，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经得到大多数党内高层的认可，甚至有人提出由毛泽东来替代博古，并得到中央多数领导的拥护。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领导层内部就已经有人提出变更领导、请毛泽东“出山”。那么究竟是谁最早提议的呢？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长征时期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的回忆，认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不仅最早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而且首先找张闻天谈心，明确提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同志来领导”[7]。王稼祥的意见获得了张闻天的支持。另一种说法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认为是张闻天提出的动议得到王稼祥的赞同。年谱认为，1935年12月下旬，张闻天“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年谱说，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橘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8]尽管这两种说法在谁先提出这个问题上有所不同，但一个共同的是，他们都明确主张由毛泽东来代替博古、李德指挥红军。据聂荣臻回忆，王稼祥还与他就更换领导人问题交换过意见。湘江战役后，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由于脚化脓不便行走而坐担架，恰巧王稼祥因第四次反“围剿”受伤也坐担架，两人经常一起议论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王稼祥提出“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9]，并且明确主张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10]、“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11]。王稼祥的提议与聂荣臻不谋而合，当然获得聂的赞同。此外，王稼祥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意见，获得了众人的赞同。所以，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召开前，除博古、李德等少数人之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都是事先通过气、交换过意见，大家比较一致，认为博古、李德指挥不行，必须请毛泽东出来统率红军。这种比较明确的倾向性意见，对遵义会议在组织上进行调整奠定了思想基础。
遵义会议会址（上）和遵义城（下）
第二，在遵义会议上，由毛泽东来接替博古负总责或指挥红军的呼声很高。
我们知道，遵义会议是在紧张的环境下召开的，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仅开了三天，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同时在组织上做了几点变动：一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博古被取消了实权后，中央新的负总责的领导并没有在会上就确定下来，常委内部也没有明确分工。按照常理，为了便于领导工作的交接，会上应当明确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或进行工作分工，而且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涉及到领导班子的调整问题。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可能战事紧急来不及进一步研究这个因素。因为遵义会议即将结束时，出现紧急情况，就是蒋介石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的计划，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率兵于1月17日晚逼近遵义城，因此政治局常委没有充分的时间酝酿分工。但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就是在谁来接替博古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领导层内部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的看法。《张闻天年谱》引用杨尚昆1997年3月22日在一次谈话时的说法，“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12]。杨尚昆是遵义会议的列席者，他的回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可是经过考证，这则回忆与杨尚昆本人在其他场合的回忆似乎是相矛盾的。公开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所以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13]从表面上看，两种说法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如果与王稼祥、周恩来等人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相对照，《杨尚昆回忆录》中的这个说法不是孤证，也是可信的。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紧接着毛泽东的发言，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拥护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14]。“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5]所以，根据上述这些材料可以大致推断，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时，毛泽东或张闻天都是当时党内多数人比较倾向的人选。可是毛与张本人在会上都没有立即欣然接受，而是互相谦让。耿飙提供了一个说法，当众人推举张闻天时，“他推让给毛泽东同志担任，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说他自己不当总书记，可以指挥军队”[16]。杨尚昆回忆毛泽东是以“身体不好，有病”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情况是这样，在遵义会议上由谁来接替博古负总责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确定，只能暂时搁置起来。后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时，才决定改组中央主要负责人。据周恩来在1972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回忆，当时张闻天提出把博古撤下来，“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7]近年，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香港出版《博古和毛泽东》一书，披露了遵义会议后有关博古交权的重要历史细节。当时博古挨批评后，一时思想上有“疙瘩”，周恩来主动找博古谈心，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和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出发，结合自身的体会谈了自己为什么是发自内心地拥护毛泽东当领袖。周恩来这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内容很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是：广州起义失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的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斗争时起总结出一套运动战、游击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而且他又是一个擅长搞农民运动的人，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我真正理解毛泽东是到了中央苏区后，宁都会议前毛泽东打了几次胜仗，对他很是佩服。从内心讲，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合适做领袖或主帅。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坚定了信心，应该帮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加重了要尽快“去李换毛”的决心。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希望你能抛弃和毛泽东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18]周恩来这一番肺腑之言不仅在当时就深深地打动了博古，把他争取过来，拥护毛泽东“做领袖、当统帅”，同时也为我们今天认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史实依据。
第三，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力主由张闻天负总责。
正如周恩来、杨尚昆等人事后回忆，当时多数人认为“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19]“是众望所归”[20]。既然如此，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坚持谢绝而提议由张闻天来代替博古呢？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是以“身体不好，有病”作为拒绝的理由，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比其他同志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是为了党内的团结、避免党的分裂，使中央高层领导更平稳地过渡。时任中央秘书长并列席遵义会议的邓小平，在1965年6月向非洲朋友介绍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如何正确处理从遵义会议至党的七大期间党内问题时，曾经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21]邓小平这段话实际上把毛泽东为什么当时不担任党的总负责人[22]这个问题讲清楚了，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从有利于党内斗争、团结大多数同志这个目的出发。因为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根据当时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遵义会议只能先解决急需纠正的“左”倾军事路线，纠正“左”倾政治路线则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张闻天是在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当时，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时混同，[23]所以张闻天的身份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参加遵义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四人。在这种情况下，由原来的常委张闻天出面暂时主持中央工作，人事调整变动的幅度不大，不仅有利于保持中央领导层的稳定，而且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避免党的分裂。194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24]，指的就是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
第四，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也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确立的。
遵义会议后，陈云受中央的委托前往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10月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中介绍中共中央的人事变动：“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25]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陈云在报告中谈到“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关键问题时，并没有提到张闻天负总责，而只提到“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作为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并肩负着中共中央代表的这种特殊身份和重大责任，陈云是了解中共的组织原则，并且应当要如实汇报，所以他在这里显然不是有意忽略张闻天，而恰恰真实反映了当时党内的现实：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包括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内，不管自己担任什么名义的职务，都要自觉的以毛泽东为核心，自觉地把毛泽东当作核心领袖。陈云的这个报告对于证明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确立的核心，无疑是一份极为有力的证据。1977年9月，陈云应邀前往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陈列》，谈到遵义会议时，虽然时隔四十多年，但陈云仍然十分肯定地指出：“军队指挥权归毛主席是在会上定的。”[26]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承认和接受了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不仅在政治上批评和否定党中央确立的路线，而且在组织上向毛泽东“夺权”、争当领袖。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27]，“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28]。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力地维护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统一领导和团结一致，同时也可以证明，虽然张闻天当时是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但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所起的领导作用是得到共产国际公认的。
第五，四渡赤水期间，张闻天曾提议自己离开中央去上海做白区工作，这从侧面证明了他不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
1935年3月5日，红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致电中央反映，上海中央局机关在1934年10月遭到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局、共青团组织、工会、特科，“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沪台完全坍台，和中央关系中断三月”，并建议“中央台仍注意与沪台联络”。[29]党中央获悉这个情况后，张闻天立即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潘汉年秘密前往上海。在1935年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中央曾讨论过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曾自告奋勇愿意去，但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陈云前往上海。[30]这里有一个疑问：如果张闻天当时已经在发挥核心作用，那么按照常理，他此时怎么可能在红军最困难、最危急、最需要他的时刻，离开红军、离开党中央总负责人的岗位，去白区做工作呢？这是因为，虽然当时张闻天已经是党的总负责人，主持党中央的全面工作，但是他在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军事决策中并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恰恰是毛泽东。因而，这件事可以从侧面进一步证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二）毛泽东在中央决策中为什么能够起到核心作用
毛泽东既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委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张闻天，党内委托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是周恩来，但为什么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和红军中能够起到实际上的领导作用呢？
第一，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最高决策核心，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发挥核心作用的首要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具有较深的资历，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但是长期以来毛泽东主要是在地方从事具体工作，没有进入中央核心领导机关。从一大到六大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仅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成为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成员之一，担任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毛泽东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红军和地方从事具体工作。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临时中央以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为名义调回后方，并同时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一实职，实际上被排斥出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虽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在事关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上，仍然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用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这样，毛泽东在中央没有什么发言权，他提出的正确主张就很难对党和红军的决策产生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地方根据地负责人上升为中央高层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受排斥的地位，为毛泽东充分发挥其才能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平台。1935年3月4日，中央军委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兼任前敌政治委员，从而拥有对红军公开的直接领导权和指挥权。可是，红军前敌司令部在行政上是隶属于中革军委，不是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鉴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中央并没有赋予前敌司令部对于军事指挥问题的临机处置权力，而是不论大事小事都要经过中央开会讨论，并采取简单的表决方式，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红军的行动。在当时，中央每天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作战问题。在强敌围追堵截、战况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种集体决策的军事领导体制显然与紧急军情不相适应。为了及时抓住战机、加强对军事的集中领导，在鸭溪、苟坝一带，毛泽东提议设立由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代表中央全权指挥军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是党中央在当时处理党、政、军要务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它既坚持了小范围内的集体决策，同时又保证了军事指挥上必需的集权、高效。新“三人团”的设立，实际上有利于保证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在实行中能够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延误，实施及时、灵活的指挥，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第二，遵义会议后形成了比较正常的中央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生活，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正确意见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其他中央领导的重视，这是毛泽东虽无最高领导职务之名却能在实际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杨尚昆曾经说过，“他（指张闻天——引者注）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31]。为什么张闻天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反而能够保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与遵义会议之前不同，博古、李德在中央负责时比较专断，许多重大决定没有征求意见，甚至包括长征这样的战略转移也只是极少数人仓促决定。而遵义会议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比较民主，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中央讨论形势和决策的会议，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善于听取党内其他同志的意见。吴亮平有一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到毛泽东同志诙谐地说，洛甫是“明君”，能让大家都充分地发表意见。[32]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王首道对张闻天十分敬重毛泽东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工作中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他（指张闻天——引者注）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重要事件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33]具有浓厚的民主作风，这的确是张闻天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张闻天也不是完人，就知识结构、工作经验方面也是有欠缺的，尤其是对军事不了解，在这一点上张闻天本人也有自知之明，“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34]。在革命战争年代，军事斗争是党的中心工作，特别是当处于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最为迫切的工作是如何为全党和红军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彻底摆脱军事上被围歼的危险境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谁在党内负总责，或是由谁主持政治局会议，或是以谁的名义发布党的指示，等等，其实这些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并非至关重要，关键是谁能够为全党和红军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彻底摆脱军事上被围歼的危险境地，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在领导集体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实际上的党的领袖。显然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当中，毛泽东早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中，已经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相比，张闻天在这方面则大为逊色，这在客观上影响了张闻天所能发挥的核心作用。张闻天任总负责的这一段时间，在主持中央日常事务方面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比如主持召开会议、以中央或个人名义发布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等等，为维持党中央机关的正常运转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讨论、研究党中央所面临的军事、政治等各种复杂问题时，毛泽东则表现出其更加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成熟的政治智慧，经常出现杨尚昆所说的这种情况：张闻天“实际工作经验不足，所以，一切大事都要经过毛主席”[35]。毛与张之间实际上形成的这种特殊的工作关系，至少在当时杨尚昆等党内高层是知道的。甚至张闻天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36]。在亲身经历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挫败张国焘分裂活动之后，张闻天曾感慨万千地对吴亮平说：“我们党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领导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37]
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这在实际上也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发挥核心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38]。当然，这并不是说周恩来仅仅是徒有虚名的最高军事领导，实际上他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对于重大的军事计划和战略决策，一般是毛泽东先提出初步意见，周恩来参与讨论并充实完善，最后由他来具体部署落实。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客观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既分工又配合的融洽的工作关系。关于这方面，许多在他们领导下的老将军都深有体会。例如当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回忆：“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39]另一个原因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不同性格。周恩来在党内和红军内有较高的威望，而且他的性格比较随和、群众基础较好，对周恩来的意见其他人比较容易接受。而毛泽东性格上有一种“虎气”，“一贯重视路线、政权、方针、重大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凡是他认为是正确的，总是坚持不渝，绝不动摇和妥协”。[40]他批评其他同志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往往十分严厉、毫不留情面，这样往往伤害感情，不利于团结同志。再加上毛泽东在当时还没有那样大的权威和影响力，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尚未被人们普遍认同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往往成为实施他正确观点和战略意图的障碍。在中央新“三人团”内部，周为主、毛为辅的格局，有助于弥补毛泽东在性格上的这种不足，从而有助于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争论上，就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坚决反对，虽然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可是在会上讨论时他却成为少数，最后毛泽东以去掉前敌总指挥的职务力争，结果不但仍未能说服众人，而且连职务也给罢免了。在这种情况下，会后毛泽东连夜去找周恩来，让他暂时缓一点发布命令，再考虑考虑，并力陈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害关系，最终说服了周恩来。后来毛泽东又去找朱德商量，也获得了支持。第二天开会重新开会讨论，结果周恩来出面把众人说服了，从而取消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避免了一次极可能造成的军事损失。
第三，正因为有前两个方面的因素，所以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实际上能够指导着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否定了“左”倾错误军事指导，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总结创造的战略战术原则，这就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和作战方针在红军中的指导地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以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正确的预见力和洞察力，对党和红军摆脱危境、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正确处理了一系列复杂问题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首先，中央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妙地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而这一胜利，正是确立新的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尤其是在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高超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前提下取得的。党中央在北上途中又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从而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直至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党多次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从失败转到胜利，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而这一切，主要是在尊重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接受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才取得的胜利。毛泽东作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在处理党所面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确是起到了扭转乾坤的杰出作用。
“张闻天任总书记”之说不能成为否定毛泽东领导地位的依据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当前个别人否定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其立论的要害就在于张闻天是担任“总书记”职务，可是党史把这个问题搅乱了、把真相掩盖了，实际上确立的是张闻天的领导地位而不是毛泽东。关于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究竟是称为“负总责”还是“总书记”，这个问题虽早已争论多年，但有了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41]但是有的人重翻历史旧案，甚至试图以毛泽东没有担任总书记这一职务作为他们否定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关键依据。为了搞清楚这个重大历史问题，有必要对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演变，从文献史料上做进一步的梳理和考证，着重澄清若干关键史实。
（一）“总书记”职位之史的考察
要回答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究竟是担任总书记还是负总责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名称的演变做一梳理，尤其是把张闻天的前任博古是担任总书记还是负总责这个关键问题搞清楚。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总书记并不是从中共一大开始，而是从中共四大开始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人员少，事务少，所以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暂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先建立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称为书记。中共二大、三大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人职务改称为委员长。党的四大时开始改称总书记，这个职务称呼一直使用到中共六大。这一段历史在党史学界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分歧。
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对白区工作的危害，党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向两人的叛变并且供出中共中央的组织状况和人员名单及中央机关所在地，使中共中央的主要机关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完全暴露在国民党特务面前，中共中央领导人处于极其危险之中，根据安排紧急转移，离开上海。
此时，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及半数，王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准备去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构处于不健全状态，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经中央负责人商议，“陈绍禹提出秦邦宪进入中央负总责”[42]，由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领导机构及其组成人员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于9月下半月在上海成立。[43]那么，临时中央政治局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究竟是仍旧沿袭六届四中全会时“总书记”这个职务称呼，还是用“负总责”呢？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博古就开始担任“总书记”。笔者认为，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博古担任的职务只能是“负总责”而不可能是“总书记”。这是因为：
首先，从党的组织程序来说，按照中共六大的党章规定的组织原则，党中央的总书记必须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而在1931年9月的上海，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及半数，而且又处在白色恐怖之下，是不可能召开中央全会，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来选举总书记。如果指定“总书记”，显然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因而只能指定一个总负责人来主持临时中央的日常工作，而他的正式职务或名义，必须经过事后召开中央全会进行确定。正是考虑到这个重要因素，当王明、周恩来商量指定由博古负总责的同时，他们还规定“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44]。
其次，据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回忆，临时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不设总书记。一个是博古本人在延安时期的三次回忆。1945年5月，博古在中共七大上做自我批评的发言时，谈到自己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央的总负责人”。他说：“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45]另一次是1943年9月博古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笔记《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对个人和党的历史上的若干争论问题做简要的解释。其中解释“‘篡党’问题”时说：“是王、周决定组织临时政治局”，“在我家通知我组织新政治局，因他们要走，后来酒店开会，因为卢福坦要做总书记，主要谈无总书记问题。”“进苏区后在叶坪开会时，我曾推弼时负总责，多数推我。”[46]再一次是1943年11月13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博古在会上明确谈到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的大致缘由。他说：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47]）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48]。博古的谈话记录稿现存于中央档案馆。近年博古之子秦铁也发表文章说到这个情况，他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49]另一个重要当事人是周恩来。他当时与王明一起去找博古商量、指定博古负责主持临时中央工作。在酝酿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时，产业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在政治局内资格最老，曾提出想担任总书记，但没有得到周恩来等人的支持。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到这个历史问题，他说：“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50]此外，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张闻天于1943年12月16日所写的笔记也进一步印证了当时不设总书记这一史实：张闻天“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51]。由于博古、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当时这一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和直接经历者，他们回忆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时期基本上集中在40年代初，距30年代初不过近十年左右，时间不算太久远，当时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进入到研究党的历史这一阶段，上述当事人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回顾党的历史。而且此时其他亲历者包括王明、陈云等在内也都健在，因而上述有关回忆细节具有相当高的准确度和可信度。这些回忆性的材料都有原件存在中央档案馆，并且都已收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这部公开出版的专题资料集之中。可见，博古任职时并无“总书记”这个职务的史实应当是很清楚的。
（二）博古进入苏区后任“总书记”吗？
那么，从1931年9月下半月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博古向张闻天交权，博古“负总责”的身份有没有得到中央全会的正式确认呢？有，但是仍然没有用“总书记”的名义。
由于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左”的方针，使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的损失，甚至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也难以继续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迁入中央苏区。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设有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的代表机关，即中共苏区中央局。苏区中央局是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项英在江西宁都成立的。根据1931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的规定，在苏区设立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导和帮助地方党部工作”[52]的组织，即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或代表机构。1933年1月下旬，上海临时中央机关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后，博古主持召开了一个中央会议，决定中共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两个机构合并，成立“苏区中央局”，6月改称为“中央局”。这次会议推举博古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并没有选举“总书记”。[53]
对这个历史细节问题目前存在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被大家推举为总书记。[5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也持相同观点，其依据是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提到“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55]。该同志本人是该年谱编辑领导小组的常务成员，其立论依据大概是由此而来的。笔者认为张闻天所说的这次会议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这个说法应该是不可靠的，很可能是记忆错误。主要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因为根据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的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56]。也就是说，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而此时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局”只是工作机构的合并、精简，并不是经过中央全会选举、批准确认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因而从性质上说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央领导机构，仍然是带有“临时中央”的性质的。这样从理论上、组织程序上，都不具备选举中央总书记的合法条件，实际上还是不能实现1931年9月成立临时中央指定博古负总责时提出的“今后在多数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时，须将此事提请中央委员会讨论”。因而，博古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也只能是非正式名义。二是因为1933年1月下旬，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区合并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尚未成立，中央书记处和书记是在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才成立的。而且党的六大修改的党章不再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改为主席，博古等人只不过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时怎么可能在党中央的机构中突然冒出一个总书记的职务呢？第三，也是最直接的一个依据是，1943年9月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写的一个笔记，其中对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自己在中央人事调整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我曾推弼时负总责，多数推我”，“承担负总责是错误的”[57]。也就是说，当时大家推举的是“负总责”的人选，而不是“总书记”的人选。由上述三方面分析可以推断，1933年1月下旬博古被推为总书记这一说法是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
遵义会议会场。悬挂正面墙上的照片为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左起：陈云、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
进入根据地后，由于中共中央有了相对公开、稳定的环境，具备了召开中央全会的条件。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张闻天、陈云等人被补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同时，五中全会增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陈绍禹（在苏联）、张国焘（在鄂豫皖）等七人组成。书记处成员的工作分工，由于缺乏直接的史料而无法得其详，但是我们从1934年9月中共中央给党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的一份电报中，可以大致了解书记处成员的工作分工概况：周恩来主要负责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张闻天负责政府工作，项英负责游击队运动，陈云负责邻近苏区的工作和供给工作，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秦邦宪，他并不像其他书记处书记那样分工负责具体一块工作，而是“负责书记处的工作”[58]。实际上就是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相当于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博古虽然没有总书记的头衔，但实际上是大家推举的中央总负责人。[59]这样就通过正式、合法的组织程序确认了博古在党中央正式的领导人地位。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据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回忆，“那次会议仍然没有设总书记”[60]。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关于六届五中全会中央领导机构，当时只设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没有“总书记”的史料记载。[61]所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陈云传》等权威党史著作，一般均采用“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央主要负责人”等称谓。1939年9月，李德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检讨其在华工作中的错误时两次提到博古及其职务时都称为“中共中央书记”，比如“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支持下”、“1934年，我同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协调工作”。[62]这一重要旁证也可证明博古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担任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何方同志在其文章中引用了张闻天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提到博古在五中全会上“弄起总书记来”这句话作为其立论依据，我认为，当事人的回忆录固然具有权威性，但是也仍然需要加以考证才能辨别、判断其回忆的准确性。实际上，张闻天此处的说法与本文前面所引用的大量史料是相矛盾的，因而在史实上是有些出入的。
至于当时为什么不正式称“总书记”，由于反映当时成立中央书记处的文件、史料基本没有保存下来，其组建的详细过程无从细考，以至究竟为什么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的原因至今仍然无法做出解释。根据目前有限的史料推测，可能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酝酿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意见。1932年1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就开始考虑迁入中央苏区，为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就中央负责人的去向安排问题，就已经多次通过电报与共产国际进行沟通、汇报，并且准备在中共五中全会上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由13名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组成，即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黄平、周恩来、任弼时、项英、邓发、毛泽东、王云程、王明、张国焘。书记处由秦邦宪、张闻天、陈云、周恩来、任弼时等6人组成，秦邦宪、周恩来和项英任书记。[63]这份电报由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格伯特报给共产国际执委皮亚特尼茨基，征求共产国际的意见。共产国际于12月27日收到，31日即回电对名单没有疑义，只是要求李德应当随同去苏区。[64]1933年8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批准召开中共五中全会，并且责成库西宁、皮亚特尼茨基、米夫以及王明和康生等人，讨论中共中央领导的结构和人员组成问题。[65]10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中共关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并在此名单的基础上做了适当调整，政治局由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秦邦宪、康生、陈云、张国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邓发、朱德、顾作霖组成，书记处由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秦邦宪五人组成。共产国际建议中共中央对这个人事安排方案给予考虑。[66]11月4日，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意见，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并建议张国焘、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参加书记处。[67]显然，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回电指示中，仅仅是在政治局内成立书记处，并没有打算在五中全会上设立总书记。五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基本上遵照预先的酝酿。另一个原因可能与书记处的最初设置有密切关系。由于中央书记处是党历史上首次设置这样的领导机构，其职能、定位及权限等尚不清晰，其职权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在发布文件时也时常使用中央书记处或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正因为如此，在中央书记处设置后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常把中央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常委混同起来。这种现象直至1938年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关于党规党纪的报告中提出把六大“党章的常委改为书记处”，才将早已设立的书记处在党的文件中确立下来，从而结束了常委会与书记处经常混同的情形。
（三）张闻天没有担任总书记的史料根据
通过上述对1931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前后这一段时间博古的任职问题进行梳理考察，可以明确的一个基本史实是：这个时期党中央负责人的职位没有正式设立“总书记”的头衔。既然没有这个职务，那么博古向张闻天交权，或张闻天接替博古，从组织上说只能是“负总责”类似的职务，而不可能是“总书记”。既然张闻天不可能接替博古“总书记”的职务，那么，在遵义会议上有没有任命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呢？也没有。主要有六个直接证据：
首先，最直接有力的证据是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之一。1977年8月23日，陈云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谈话，在谈到中央人事变动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68]时隔40多年，对于张闻天究竟“是否叫总书记”，陈云“记不清”、不能确定，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大约在1982年的2、3月间，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一份手稿请陈云、邓小平、杨尚昆、聂荣臻等老同志辨认。经辨别、考证，确认是出席遵义会议并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在会议结束后的2、3月间，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起草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提纲提供了许多重要史实，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遵义会议的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关于遵义会议时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明确记载：“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69]这份传达提纲是陈云在遵义会议结束后特别是在鸭溪会议确定中央领导分工后不久，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其中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更换这样重要的事件，本该是传达的重点之一，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否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这份手稿的发现，使遵义会议时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名称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了。1982年12月底，陈云书面答复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这一问题，明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70]这些重要文献成为我们今天判断张闻天没有“总书记”的正式名义最为直接、最为有力的史实依据。
其次，张闻天本人在报刊上发表的公开申明。1938年3月26日，《救亡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洛基”的采访录《张闻天论当前抗战诸问题》，其中提到张闻天的职务为“总书记”。为了纠正这个明显错误，4月9日张闻天致电汉口的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要求针对《救亡日报》发表的这个采访录刊登一个声明：“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71]应张闻天的要求，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示》，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位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72]实际上，早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书记处，12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中央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对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地位、各位书记的工作纪律等重大原则、程序问题做了11条明确规定。[73]在书记处中没有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为了避免产生误解，张闻天专门就中共中央没有设“总书记”一职发表声明，纠正《救亡日报》这篇采访录中的错误。
第三，杨尚昆、王稼祥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回忆。《思考》一文认为，杨尚昆在其回忆录或谈话中“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74]。提出这种看法恰恰反映了该文作者对史料了解和掌握得不够充分。杨尚昆当时作为红三军团的政委出席了遵义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历史见证人，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指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75]。王稼祥虽然没有直接留下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忆文字，但是王稼祥同志的夫人朱仲丽同志根据王稼祥生前所谈遵义会议情况整理的一个回忆性的材料，其中关于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认为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76]这虽然不是最直接的证据，但作为重要旁证可以作为参考。
第四，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1935年3月，中共中央接到二、六军团任弼时的来电，获悉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央派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的潘汉年前往上海。据刘英说，她当时与潘汉年一起在扎西听过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的调整问题。[77]由此看来，潘汉年在离开长征队伍前往上海时，对遵义会议的领导人调整应当是了解的。到了上海后，1935年6月20日，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写信，介绍了长征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原因，以及如何恢复联系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封信中称张闻天为“中央新的负责同志”[78]，而没有用“总书记”。
第五，1939年底毛泽民在共产国际对李德的揭发和批判。毛泽民的外孙耘山同志多次前往莫斯科查阅共产国际档案，发现了尘封多年的毛泽民等人在1940年初起草的《关于中国党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的错误问题》等珍贵档案文献，其中涉及到遵义会议前后博古的任职问题。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12月底，共产国际监委会召开审查和处理李德问题的会议，毛泽民等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应邀参加。在会上，毛泽民联系遵义会议前后党的历史，严肃地批判了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国际监委会主席福洛林专门请毛泽民把中国同志在审查会上的发言和意见写成报告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参考。毛泽民等人共同起草了上述报告，其中有两处反映了博古当时的任职：一是共产国际干部部部长马尔维洛夫在会上曾揭发“在中国党任总负责人的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也不是”；另一处是毛泽民提到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中央书记的职务”。[79]毛泽民和马尔维洛夫两人当时都提到博古的职务是“中央书记”而没有用“总书记”，说明当时中央并没有“总书记”这一职务。这份信息与陈云、周恩来的说法是一致的。前面提到陈云在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批复中曾明确指出，虽然自从向忠发到党的八大一直没有设总书记，但是“说博古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做过书记还是可以的”[80]。周恩来在1972年回忆曾说过，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党委嘛”。[81]
第六，遵义会议在性质上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之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从组织程序上说不可能推选总书记。这个情况与本文前面提到的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时的情况相似，只可能推举中央总负责人，而不可能选举有正式名义的中央最高领导人，否则是违背六大党章的。
（四）“总书记”称呼为何在党内约定俗成
既然博古、张闻天都没有担任总书记这个职务，但是为什么在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录或文章中常常又称他们为“总书记”呢？有文章认为：陈云在张闻天职务问题上是有矛盾的，由起初是“记不清”是否叫书记，到后来明确肯定“没有总书记的称号”。《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等权威党史著作采用了陈云的说法。然而，“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和回忆，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张闻天担任‘总书记’”，这样就“形成了权威党史著作的表述与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以及知情人的谈话或回忆中说法互相矛盾的状况”，从而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等权威党史著作的权威性。[82]该文作者看到了上述“互相矛盾的状况”，但却不能对此表面上的相互矛盾现象做出解释，只能把陈云与张闻天、邓小平等人回忆或谈话中的提法对立起来。其实，之所以在一些老革命家当中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甚至前后不一致的现象，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首先，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危险环境，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党中央组织机构的不健全、不稳定、不固定，在客观上使人们容易混淆。
有的人列举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比如，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致悼词，都提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83]应当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现象呢？我们查阅著作、资料，的确可以发现在一些老革命家的回忆录或讲话、文章中，对博古、张闻天的职务称谓“总书记”。比如，彭德怀在“文化大革命”被“审查”期间撰写的自述回忆，对遵义会议的人事变动：“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84]又如，邓小平在几次讲话中也提到张闻天曾任总书记。除了前面何方同志文章中提到的那一次外，1965年6月14日邓小平在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谈话并介绍中共从遵义会议到七大期间的党史时，也提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洛甫当总书记”。[85]彭德怀作为遵义会议的列席者，由于战事紧急“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邓小平当时任中央秘书长，也是遵义会议的列席者。按照常理说，他们的回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对于这类回忆史实的运用，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考证。特别是一些历史细节，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当事人可能记忆不清甚至出现错误。198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向邓小平呈报《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时，邓小平就批示“遵义会议的细节我也记不清楚了”[86]。上述这些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引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也就是说，是在对遵义会议的史实缺乏翔实、可靠史料和考证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不准确的认识。人们对遵义会议包括张闻天任职问题的研究出现重大转机和突破，应当是在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原件的发现，以及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经过反复核对考证所形成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把遵义会议有关的重要史实弄清楚，从而使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得以澄清。《邓小平文选》编辑组在把邓小平这篇讲话收入文选第一卷时，做了认真细致的考订，尤其是吸收了史学界关于遵义会议研究和档案发现的最新成果，在此基础上对张闻天的任职做了简要的注释，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8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全部文章和注释包括这条张闻天任“负总责”的注释都经过邓小平本人的亲自审定、认可，这说明邓小平在张闻天究竟任何职问题上也有一个认识上的变化。
其次，缘于习惯上的称呼，把在中央书记处负总责的书记称为“总书记”。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同志在其晚年的回忆中说，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当时这个职务“习惯称为总书记”[88]。当时为什么会把在中央书记处负总责的书记“习惯称为总书记”呢？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党中央曾经有过总书记这个职务，五中全会后新设立的中央书记处在职权上实际上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其中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主持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等等。因而，与中央书记处的其他书记相比，就显得更加突出、地位更加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没有总书记之名，但实际上其职权是相当于总书记的，所以党内不少人才习惯上把负总责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或者说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书记称为“总书记”。在当时党组织不健全、根据地处于分割和信息闭塞、交流不畅的特殊情况下，出现把负总责的中央书记误称、简称或当作“总书记”是正常的。正因为如此，一些老同志在解放后的回忆中混淆起来，往往用“总书记”这个称呼，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回忆中都使用过“总书记”或负总责。例如，前述李德在1939年时提到博古的职务时就不称“总书记”而称为“中共中央书记”，但是在其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却说五中全会“任命博古为总书记”、[89]“博古作为党中央总书记”[90]。在同一个人的记述中对博古究竟任何职竟然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但是，只要加以分析即可推断，李德在1939年的说法更为可信，因为从时间上看当时仅四五年左右的时间，尚记忆犹新，而且又有陈云等人的旁证可以相互印证；而其晚年的回忆录由于事隔三十多年，难免记忆出现偏差。我们今天在研究这个历史问题时，既要参考一些老革命家、当事人的回忆录，同时更要注重从基本的史料出发、从客观事实出发，对于那些不相一致的回忆性资料，更应当注意分析、辨别和考证。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档案馆在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经过反复核实考证的基础上，组织编纂并经严格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为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准确、可信的史料依据。有的学者之所以在一些问题上纠缠不清，往往是对回忆性资料缺乏必要的考证，特别是忽视了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充分利用。
第三，有些人为了突出强调张闻天所起的历史作用。
近年来有的人为了重新评价张闻天所起的历史作用，做了一些翻案文章，其中持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观点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张闻天究竟是正式当过总书记职务还是负总责，这作为一个史实考证性质的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考证分析。但有的学者常常对史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对史料所处的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的分析，而是不加辨别地直接加以引证。比如有的人武断地说，起初一些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有不少人用了“总书记”的称呼，但是后来按照统一口径被迫改称“负总责”，而有些老同志却仍然坚持不改，如伍修权1991年出版的《回忆与怀念》就仍然坚持用“总书记”，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也未作更改。[91]实际上，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之际，伍修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缅怀张闻天时就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党中央书记，在中央常委分工中负总责”[92]。至于《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提到张闻天任“总书记”，为了尊重历史文献的原貌，文献编辑者不宜改变邓小平讲话的原意，而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是通过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澄清了这个历史问题。我们弄清张闻天没有“总书记”的正式名义，并不会贬低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客观历史出发，讲清楚张闻天在负总责的岗位上究竟对中国革命事业起到哪些积极的作用，而没有必要依靠片面史料的堆砌，牵强附会地去论证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曾出任过总书记。
1935年2月中下旬或3月上旬，出席遵义会议的陈云在行军途中撰写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
诚然，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党的一些关键性的档案文献有所遗失，这必然会影响到对张闻天究竟担任“负总责”还是“总书记”这个问题的考证，但并不等于说这就是一个历史“谜案”。目前从总体上来说，张闻天担任“负总责”之说，实际上已经有了大量的可以相互支撑的旁证史料，而且近年随着共产国际、毛泽民等文献史料的发掘，从侧面更进一步证实了张闻天任“负总责”之说。当然，作为学术上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我们也期待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能够提出更为确凿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考证，平心静气地进行探讨和争鸣，以深化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
请重视邓小平留下的证言
遵义会议的召开距今已经70多年了，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报刊或文献来了解这段历史。许多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领导人，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很深的体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破除了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全党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已经可以很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当然其中也包括遵义会议这类重大问题。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党中央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遵义会议问题，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认真分析、反复推敲，最初是这样表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在审阅时明确主张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他指出，这个事情他清楚。因为遵义会议的时候他是党中央的秘书长，是到了会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他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93]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意见被吸收进历史决议。当时许多经历过长征、参加过遵义会议的老同志，比如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等，都还健在，对这个历史问题是清楚的，没有人提出任何疑义，所以这个提法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经过认真审议并一致获得通过。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重要论断是党中央以大量可靠的史料为基础、经过慎重研究而做出的权威结论，绝不是什么“个人崇拜影响下”得出的结论或“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载《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3] 同上书，第293页。
[4]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5] 同上书，第29页。
[6]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7] 《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168页。
[9]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0] 同上书，第193页。
[11] 同上书，第195页。
[12]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注释③。
[13]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14] 《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页。
[16] 《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17]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18] 秦福铨：《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大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9页。博古之子秦铁的回忆文章《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也提到鸡鸣三省这个地方中央领导人交接时，周恩来对博古的谈话。周恩来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参见秦铁口述、李菁主笔《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载《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
[19]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20]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22] 这是1965年6月邓小平的一次谈话，当时他用“总书记”这个提法。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遵义会议的基本史实进行认真调查、考证，形成了《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对“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究竟是“总书记”还是“负总责”这一争议问题做出了调查结论，明确指出：“经查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务，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邓小平文选》编辑组对邓小平这句话中关于博古的职务专门做了注释说明，指出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包括注释在内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全部经过邓小平同志本人亲自审定。
[2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第63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25] 《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27]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28] 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转引自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30]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修订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31] 《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32] 《吴亮平文集》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
[33] 《王首道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34]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35]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36]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37] 《吴亮平文集》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
[38]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3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页。
[40] 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41] 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经过陈云等重要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回忆和查证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这一问题做了结论，认为“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务，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此后，一些权威党史著作，例如经中央审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采用了“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负责）”这个绝大多数人比较认同的提法。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43] 实际上，根据近年共产国际的解密档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是在1931年10月3日、11月3日两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1931年10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组成人员；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指黄平——引者注。）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反对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9-40页。）1931年11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再次听取中共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并决定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人员的提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4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45]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4-115页。
[46] 黎辛、朱鸿召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
[47] 明、周、卢、博四人，分别指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
[4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49] 秦铁口述、李菁主笔：《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载《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46期。
[5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51] 同上书，第142页。
[5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5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54]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5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1900-194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页。
[5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57] 黎辛、朱鸿召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5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页。
[59]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08页。
[60] 朱佳木：《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页。
[6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6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351页。
[63] 同上书，第286页。
[64] 同上书，第288页。
[65] 同上书，第471页。
[6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2-543页。
[67] 同上书，第591页。
[68] 《陈云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69] 《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70] 《陈云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3页。
[7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上（1900-194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83页。
[72]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73]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页。
[74] 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
[75]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76]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77]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7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50页。
[79] 耘山、周燕：《革命与爱——共产国际档案最新解密毛泽东与毛泽民兄弟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80] 《陈云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03页。
[81]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82] 李庆英：《“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关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职务问题争论的思考》，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8期。
[83]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8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85]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8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5页。
[87]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88] 《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89]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90] 同上书，第70页。
[91] 张培森：《张闻天：曾经模糊的总书记》，载《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
[92] 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 怀念闻天同志》，原载1985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回忆张闻天》编辑组：《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93] 转引自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