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与学科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
张海鹏
胡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胡绳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且一直十分关注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
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自己说，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中国共产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该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研究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1985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才辞去了所学术委员一职。他与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先于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
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对民国时期的历史娓娓道来，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981年正式出版）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们提出意见，还特别给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近代史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自己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
1982年，胡绳应邀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
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坦承这种担心。胡绳在1985年5月10日复信给王来棣，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近代史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
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
1987年，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后来告诉我，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讨论会，参加人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中央领导人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中共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有关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还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活动的方式纪念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前辈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也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召开了一个庆祝会。这时候，因胡绳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
胡绳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每次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接到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而拟稿从不需要别人代劳。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如果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近代史所主办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东道主都是胡绳或刘大年。这样做扩大了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1996年年中，因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的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欲借香港回归前后的时机，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他的名望在香港找到资助。胡绳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于是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来自香港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人士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件事未果，但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仍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如此，胡绳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
胡绳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是称赞。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
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此时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研究员。王庆成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扩大发展成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我后来想，也许是已经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再在近代史所建立相似机构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吧。
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一起到胡绳家，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待到会议举行的这年11月中，胡绳出席了大会。我感到他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
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出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以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将是对刊物和读者很大的鼓励。信中提到希望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以便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写的题词。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力写出了这个题词。题词中，胡绳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再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引起了学术界注意。
第二次是1997年9月11日，我给胡绳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在这篇书评中，我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的信，很谦虚地表示，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是在胡绳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
第三封信是1997年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对本人《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有关谋略处的文章是他信中索要的。
胡绳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胡绳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
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1]
我对胡绳的这一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他的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
胡绳的最后几年多在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生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腿部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去看过他。这是唯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报告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大概是身体原因，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革命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