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

王平凡

何其芳同志于1977年7月24日离开我们，至今整整五年了。文学研究所内外的不少同志曾建议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做。可是，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觉得其芳同志还活着，还经常和我们商量所里的日常工作似的；有时，我似乎还听见他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和同志们亲切地交谈……这种心情使我无从下笔。沙汀同志和荒煤同志都说，其芳同志对文学研究所的建设是有贡献的，希望长期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多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在文学研究所协助其芳同志工作的时间较长，认真回忆他是怎样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研工作，这对我们今后办好研究所，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一

文学研究所是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决定，在1953年2月成立的。其芳同志以创业的精神，从无到有创建文学研究所。在领导工作中，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精神，凡是较重大的问题，都要提到所的领导小组或所务委员会上讨论决定，按照具体分工付诸实行。有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即使他个人已经作了处理，事后也一定要向所的其他领导打招呼，及时做到互通情报。因此形成了一个团结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他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在科研工作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文学研究所成立时确定总的方针任务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所的具体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以及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其芳同志根据这个指导思想，把科研业务列为首要任务来抓。从所成立到1958年期间，人员发展到125人，其中研究人员68人，编辑人员18人，助理业务人员23人，行政人员16人。虽然机构小，人员少，但工作效率高。这里仅从1953年到1957年这五年的工作来看，在古代文学方面，对《诗经》、屈原、宋玉、汉魏六朝诗、白居易、元人杂剧、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家和作品作了初步的研究；在现代文学方面曾先后进行了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的研究；西方文学方面，主要对莎士比亚、莫里哀、18—19世纪英国小说和浪漫主义诗歌等项目进行了研究。从1953年到1957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共写了文章294篇，356万余字；选注、整理50种，400余万字；翻译116种，450余万字。大多数论文都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要的文章都经过集体讨论，因此就当时的水平来说，质量是较高的。选注、整理、翻译一般是在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质量也较好。在这些工作中，其芳同志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就是译著的序文，他也大多参与修改定稿。

领导干部亲自参加科研业务工作，这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关键。其芳同志曾说：“真正要从思想上领导文化工作和文艺，不大量读人家的著作，并自己常有文章发表，恐怕是有困难的。”从研究所成立时起，其芳同志除了处理日常工作，就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他从《诗经》《楚辞》等开始重新进行阅读和研究，并写了大量的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学术论文。在“文化大革命”前政治运动频繁的年月里，他平均每年至少写40000字的学术论文。当时所里对科研人员最低限度工作量的要求是：专职研究人员平均每年完成50000字，兼一种行政职务的研究人员平均每年至少应完成著作30000字。其芳同志当时还是古代研究组研究员，并担任组长。他严格按照所里对研究人员的规定积极参加研究工作，并写了具有影响的论文，如《屈原和他的作品》《对胡适文学史观的批判》《论红楼梦》《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等。对如何正确地对待古典作家和作品，纠正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起了较好的作用。其芳同志对现实文艺问题也很重视，曾结合当代文学作品，写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评论文章，如《我看到了我们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优美的歌剧——〈刘三姐〉》。他对少数民族文学也极为关心，发表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其芳同志对外国文学研究非常重视，不仅自己写了如《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等有独到见解的论文，而且组织编委会翻译出版了数十种之多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系统介绍了外国文学遗产。又在所内成立了编辑部，出版了《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和《现代文艺理论译丛》，有重点地介绍了外国文学理论。这些工作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是一种基本建设，产生了很好和很大的作用。后来，在他的倡议下，在文学研究所的苏联东欧文学组、西方文学研究组、东方文学研究组的基础上，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

在领导编辑工作方面，其芳同志也花了不少心血，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他的支持下，文学所编辑出版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文学知识》等刊物，他都切实认真负责领导，亲自动手拟定和修改刊物的方针任务，每年的选题计划和重要文章都要认真审查，而且写了一些专论性的文章和学术性较强的“编后记”。

要建设好研究所，积累图书资料是极其重要的，从所成立起，其芳同志就强调要从多方面搜集图书资料。在他的关怀下，仅仅几年的时间，文学所的图书资料便已初具规模。现在收藏的书籍有30多万册，大部分是“文化大革命”前购买的。这极大地便利了研究工作的开展。

二

其芳同志非常注意在全所树立毛泽东同志倡导的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学风。这是他领导科研工作、培养科研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要坚持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其芳同志始终坚持上述正确的学风，身体力行，很好地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为全所作出了榜样，促进了科研工作。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但重新回忆他这方面的事迹，继续在科研工作中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我们都记得，1957年反右前后，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在文艺界则刮起一股否定文学遗产的歪风。文学研究所也有明显的反应，如大批“厚古薄今”，大张旗鼓地搞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其芳同志也在被批判之内。这时，简单化、庸俗化的风气，在古典文学领域内盛行一时。一些人对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家和作品采取了轻易斥责或否定的态度，如贬斥李清照为“贵妇人”，否定南唐李后主，抓住他们作品中的部分现象，就对这些文学史上杰出的词人一笔抹杀。其芳同志敢于坚持正确的意见，召集学术讨论会对扭转当时“左”的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说：我们是做研究工作的，不能简单地把古人的东西拿来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批判。他认为李清照的词是写得好的，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风格，肯定她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位重要的词人；但也并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恰当地指出其消极的、感伤的方面。在群众运动高潮中，为了追求真理，不怕“引火烧身”，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59年，我国出版了几部中国文学史，它们多半强调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一种规律。其芳同志认真研究了这几部文学史中的问题，并指出：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把许多作家和创作都划入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正确的公式。这种公式已经导致把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给以粗暴的否定了，把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简单化庸俗化了。为了纠正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左”的错误，其芳同志在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讨论会上，作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用马列主义观点探讨了古典文学研究和编写文学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对于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即使所谓“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同志，也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当时的《文学评论》就发表了两位老专家公开答辩的文章，这对于抵制当时的错误思想，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艺路线和政治路线往往是有联系的。但是否所有的政治路线斗争都一定反映到文艺和科研战线上来，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康生提出：对各研究所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要发动群众检查和批判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其芳同志即被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著作都被作了“翻箱倒柜”的清算。当时对他的批判，概括起来就是：“厚古薄今”，人性论，强调了文艺创作题材多样化和文学艺术的特征，等等。并且把这些都归结为右倾、“修正主义观点”。其芳同志认为，对学术问题采取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他曾气愤地说：“实践，只有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是一切思想学说和主张的试金石。”他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试金石，一切赝品都通不过它的考验。”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写进自己的文章《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中了。

其芳同志勇于坚持真理，虽然受到所内外的批判，但他在原则问题上，总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1961年4月，文学研究所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讨论会。在会上讨论写史的基本要求和指导思想问题时，曾在三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其中一个问题是，在编写中要不要提“厚今薄古”的口号。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从当时的情况看，多数同志主张要贯彻“厚今薄古”的精神。其芳同志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他根据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说，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要作两方面的考察：一方面是我们对“厚今薄古”这个口号了解得怎么样，是否全面；另一方面是我们对编写工作的情况了解得怎样，在对待古和今的问题上有无缺点。一切口号、方针和政策要在具体工作中贯彻，都需要作这两方面的调查和考虑的。如果我们对这些口号、方针或政策本身了解得不恰当、不完全，甚至对自己工作中的情况了解得很差，特别是不清楚和这些口号、方针和政策有关的情况，那是绝对不能贯彻得很好的。所以，以为我们在编写中，对“厚今薄古”的口号必须提而不必作什么讨论，只是盲目地执行就是了，这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针对学术界的一个时候的偏向提出的口号，和学术工作的根本方针、根本政策还不同”。不能机械地硬套或教条主义地乱联系，他严肃地指出：从对三部文学史（《蒙古文学简史》、《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的这次争论中，倒可以看出，某些流行的对这个口号作简单化和庸俗化的了解，已经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有的文学史把新中国成立前七八百年的文学史编为上册，新中国成立后十来年的文学史编为下册，似乎这种篇幅、字数上的安排就是体现了“厚今薄古”。有些同志在争论中也似乎表现出对“厚今薄古”的了解，只是限制在字面上。由于这样一些情况，也由于“厚今薄古”这个口号容易引起、事实上已经引起了一些误解，在我们编写工作中是不必提这个口号的，这个口号毕竟是针对一定时候的学术界的偏向提出来的，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的具体工作中，都必须把它提出来重新加以强调。其芳同志的正确论点，得到了同志们的赞同，从而统一了认识。

对于“古为今用”的方针问题，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其芳同志在这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会议上也作了正确的阐述。谈到这个问题，又引起了我的一段回忆。1958年，文学研究所在讨论方针任务时，在全所大会上曾开展过一场大辩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主张以系统的学术研究为主的称为“系统派”，主张以研究当前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为主的叫“当前派”，主张系统研究和当前相结合的名为“并重派”。这里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古为今用”的问题。其芳同志在总结这场辩论时，明确指出：我们对“古为今用”这个方针，必须要作全面的理解。对当前文艺问题要重视，我们已经采取了具体措施，加强研究。但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研究莎士比亚等外国古典作家，也是当前的需要。其芳同志在学术问题上具有战略性的眼光，他强调要把“系统研究”作为百年大计的长远规划来考虑。他的指导思想很明确，认为研究古今中外文学，都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他认为这就是“古为今用”。后来，他在《文学艺术的春天》一文中，更清楚地表述了他的这个观点。现在，我再回过头来简略地谈谈其芳同志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会上关于“古为今用”的进一步阐述。

什么是古为今用？其芳同志明确回答说：“对古为今用，我们应该理解得广泛一些。我们把各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加以科学的叙述，对过去的有历史地位的作家、作品和其他文学现象作出正确的说明和论断，从而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有助于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有助于加强全国人民的自信心，这就是做到了古为今用。”他针对长期以来对“古为今用”所作的片面理解，指出：我们“并不是要求在叙述过去的文学历史的时候勉强和现在的新事情联系起来，也不一定要特别突出和我们的时代有关的作品，才算古为今用”。其芳同志还结合会议上争论的有关问题，如对带有宗教色彩，涉及农民起义的作品的看法，以及爱国主义、批判继承等重大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作了科学的回答。今天重新来读，仍然感到新鲜、亲切、解决问题。

三

其芳同志一贯重视学习马列主义文艺论著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在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写的《战斗的胜利的20年》，充分肯定了我国文艺运动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进一步阐明了《讲话》中关于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其芳同志在文章中企图总结《讲话》以来文艺界反对错误倾向的经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训。他说：“20年来……我们既进行过反复的反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又进行过多次的反对教条主义和其他各种从‘左’的观点出发的简单粗暴倾向的斗争……总结这些斗争的经验，把其中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的东西研究清楚，对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一个迫切的必要的工作。”这是其芳同志从实际工作中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深刻地揭示出两种错误倾向的某些主要特点和规律：教条主义和简单粗暴的倾向是否认或忽视文学艺术的规律，或者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规律加以简单化，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则是承认某些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且常常是把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规律当作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并且加以绝对化。他要求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标语口语”式的倾向。

任何一个文学艺术家或文学理论家，都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他的文学理论归根到底也只能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上“左”的错误，对其芳同志也有一定的影响。1957年反右斗争，特别是1958年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后，他已经意识到文艺科研战线有一种“左”的倾向，感到自己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和某些文章中，也有“左”的偏向，曾多次提出，对学术问题，不能“进行群众运动方式的批判”，应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批评和反批评一视同仁”的精神。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他对我说，“毛选”第四卷中有不少反“左”的文章，希望我结合文艺科研工作的实际，写一篇反“左”的文章。我听了他的意见，曾动了一下心，因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些想法，准备写点体会。但我又想，在历次运动中，群众批评我们领导一贯右倾，我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于是，我回答他说，我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水平都不高，特别是文艺战线的问题，我看不清楚。你出的题目太大，我不能胜任。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思考了很久，准备从理论上探讨些问题。《战斗的胜利的20年》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写出来的。他的本意是反“左”的，但现在看来，其中“左”的烙印还是明显的。即使后来写的文章中也有表现。其芳同志是一个既能坚持真理，又能虚心修正错误的文艺理论家，如果他在世的话，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新形势下，对某些问题重新进行认识的。

四

培养干部是研究所的又一重要任务。其芳同志一贯重视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对他们寄予殷切的希望。凡是从大专院校或其他部门调来从事业务工作的同志，他都要抽出时间和他们进行热情的谈话，了解他们的专长、志愿和要求，根据工作需要，分配到适当的岗位。并确定导师，有计划地进行培养。他很强调年轻研究人员的基本训练，要求他们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丰富的文学基本知识和写作修养，能独立工作，并能创造性地解决专业范围内的问题。他针对所内年轻人员存在的问题，在谈话时曾指出：“研究工作者在知识上有三种类型：又广又深的；深而不广的；广而不深的；最好还是又广又深。大作家都是知识广博的。我敢断定，知识窄狭的都是小作家。”他要求年轻同志要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还提出要“精读”一些好文章，提高欣赏能力。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科研队伍，他亲自拟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古今中外名著100种书目，要求研究实习员利用业余时间，在四五年内读完，后来增加到300多种。他在指导年轻研究人员写文章时，总是要求把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观点结合起来。他说：“详细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根本方法。”他提出在选题时要考虑“工作和实践的需要”，在谈到如何进行研究时，他特别强调要有大胆创造精神，要有新意，不要怕标新立异。他非常注意培养青年人良好的学风，他说，搞研究工作一定要谦虚、刻苦、认真，“心浮气粗”的人不能做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多年中，他具体地指导年轻研究人员写了大量的文章。当时，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同志都愿意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去请其芳同志指教。为了使年轻研究人员成长得更快，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61年夏秋之交，其芳同志曾亲自与年轻研究人员座谈了七八次，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的困难和要求。并且结合共青团支部提出的问题，在这年的10月26日，向全所中青年业务人员作了题为《关于培养干部》的报告。报告着重谈的是如何做研究工作，实际上，总结了文学研究所培养干部的基本经验。现在看来，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培养干部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其芳同志在培养干部工作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现在在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中青年骨干，大都受过他的教育和培养。大家在谈到其芳同志时，都异口同声地称他是青年的“良师益友”！

其芳同志不仅对本所年轻研究人员精心培养，对社会上的业余文艺爱好者或年轻作家，也都抱着极大的热诚予以帮助。凡是向其芳同志请教的信，他都热情地作答：对收到的稿件，都非常认真地帮助修改。这种“业余”辅导工作，占了他相当多的时间。有时从外地来了一些青年，他不管正在午睡或自己正有病，都要热情接待和交谈。这种动人的事例举不胜举。

五

如何团结知识分子一道工作，其芳同志也给我们作出了榜样。研究所一成立，就集中了一批专家，他们大都是我国知名的学者，知识渊博，学有专长。其芳同志对他们是避其所短，用其所长，予以充分信任，并积极地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主动和专家们交朋友，建立了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合作共事的关系，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尊重他们，妥善安排工作，使他们的专长、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在古典文学方面，根据他们的专长和志愿，有的分配做研究工作，有的则做选注、整理工作。在文学研究所成立后的最初五年中，就完成了《诗经选》《史记选》《元明清短篇白话小说选》，八十回校本《红楼梦》《汉魏六朝诗选》《宋诗选注》等的编注工作。在西方文学方面，根据部分研究人员的外文专长，安排他们搞翻译。五年内的翻译项目有：希腊戏剧12种，易卜生戏剧10种，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莫里哀戏剧14种，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阿拉贡诗文钞》《艾吕雅诗钞》等。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地对待学术思想问题，这是其芳同志贯彻知识分子政策上的一个突出表现。1954年，在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进行错误的批判时，其芳同志作为俞平伯先生所在单位的领导人，虽然无力改变当时大的形势，却也给了俞先生力所能及的保护。当时曾经有人在报上指责俞平伯先生垄断古籍。其芳同志为此作了专门的调查，证明并不符合事实，后来他还特地写信给陆定一同志，要他在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中，替俞平伯先生作些必要的解释。其芳同志这种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地对待老专家的态度，的确令人感动。

虚心向专家学习，是其芳同志的又一个优点。1962年前后，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三卷本）过程中，在讨论重点章节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时，他总要请老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写《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碰到一些难解的词意或典故，他亲自登门求教，或写成文字交给大家请求帮助解决。他写的比较重要的文章，都要打印出来送给老专家和年轻研究人员征求意见。他对同志们的各种意见，都能认真地记下来，反复思考，虚心采纳。其芳同志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其芳同志对老专家不仅在工作上充分信任和尊重，而且在生活上也热忱关心，尽力照顾。因此他受到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一位年老的研究员说：“其芳同志在文学研究所里最重视人才，最理解知识分子，是我们的知音。”这表达了老专家的共同心意。

六

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在工作中，凡是比较重要的文件，大都是他亲手起草的。为了总结办所的经验，他曾亲自起草了《文学研究所工作纲要25条》等一系列条文。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恢复正常的研究工作秩序，我们在其芳同志亲手拟定的条文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和修改，重新打印出来，作为工作的依据。其芳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长期在他领导下的同志，不论年老或年轻的，都愿对他谈心里话，在工作上表示不同意见，甚至敢于和他争论，毫无顾忌。现在每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常常感到十分难受、不安，悔恨自己当时没有起好助手的作用，更可惜失去了一位难得的老师和令人敬爱的领导同志。

其芳同志曾经说：在文学艺术工作上，我们要有远见。我们必须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了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他在1958年就提出鼓舞人心的长远规划：在古典文学方面，十年左右完成14卷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理论方面，十年内完成文学理论专著十种；在外国文学方面，十年内编出苏、英、法等九国文学史，还计划继续出版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汉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汉译《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但是，我们在“十七年”期间受到“左”的干扰，特别是十年内乱的破坏，其芳同志这些美好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粉碎“四人帮”后，他又积极组织力量，准备着手编写14卷《中国文学史》，还考虑重新制订新的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规划，以及其他研究计划。然而，正当我们大家都等待着他率领前进的时候，他却突然与我们永别了。

其芳同志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家，学识渊博，兼古今中外而有之。他对党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极端负责的工作态度，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都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毛泽东同志曾经称赞其芳同志做事“认真”。这是对其芳同志特点的最深刻的概括，也是对他最正确、恰当的评价。“认真”的确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要以其芳同志为榜样，为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繁荣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平凡，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原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