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抗战胜利后，美国操纵远东军事审判法庭，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的细菌战犯罪。为了制衡美国这一行为，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次年，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军区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期间俘获的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了审判，即著名的“伯力审判”。事后，以俄、中、日、英等文字出版了该审判的记录，全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称《伯力审判材料》)。第一次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伯力审判材料》是日本细菌战史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它也不乏令人遗憾之处。一、苏联检察官和法官主要注重对苏细菌战的企图和活动的追诉，相对漠视日军在华细菌战犯罪行为。二、《伯力审判材料》一书只是公开了整个审判材料的一部分，还有大量材料未予公布。另外，苏联缴获的日军细菌战档案文件也有相当部分未予公开。

伯力审判后一个月，苏联驻美大使正式照会美国，要求美、苏、中等国合作成立特别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美国政府不予答复。但苏联的立场得到了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积极支持。当时形成了一个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的高潮。1951年3月，储华编著的《日寇的滔天罪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一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整体认知状况。1952年中国向世界舆论控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社会组成“国际科学委员会”进行调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揭露。

进入1950年代中叶以后的冷战时期，中国国内调查研究出现了偃旗息鼓状态，只在各细菌战受害地，由当地文史部门等在《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不时登载一两篇相关的回忆或调研的文章。这一时期的日本，原731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在1956年出版了揭露日军细菌战黑幕的《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引起社会关注。此后断断续续有零星的相关揭露著作。但是，这些揭露并未显现出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

二

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书揭露了731部队基本的罪恶面目。此后，日本出现大量有关731部队的著述，据统计，整个1980年代这类著述达90种。^[1]日本学者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主要着眼于查明731部队本身的真相，没太注意实际在中国撒布细菌和受害的情况。”^[2]1981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发表《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一文，首次向世界揭露了美国为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黑幕。1988年，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和大卫·瓦雷斯的《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一书，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日、美学者的这些研究，重新开启了已冷落近30年的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之门。

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是1989年选编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该书以大量日俘的口供档案、日伪档案和中方抗战时期档案，揭露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对推动日后国内外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三

1990年代是中、日、美学者在日本细菌战史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10年。据日本学者统计，1990年代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著述共计127种。^[3]综观这10年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有以下特点：一、发掘出《井本日志》和731部队人体试验报告等新的重要史料；二、日本学者主动与中国学者联合进行日本细菌战探索，由1980年代注重证实731部队的存在转变到研究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史实的新层次；三、日本学者的研究与日本市民运动相结合，促成了“细菌战索赔诉讼”在日本的展开，从而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和揭露。

考察1990年代美国的研究，当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为最高成就，其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它运用大量的美国国家解密档案等资料来证实日本的细菌战罪恶历史，以及美日如何狼狈为奸掩盖这段历史的史实。正如有评价所说：“(该书)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4]

1990年代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较10年前有了很大进展。东北学者对731部队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云南学者首次对滇西细菌战进行了调查揭露，浙江学者对宁波和衢州的细菌战作了翔实的证实，湖南学者对常德的细菌战给予了多方面的调研，广东学者揭开了8604部队之谜；韩晓、郭成周和中国台湾的藤井志津枝则对于日军在中国整个细菌战的概貌作了各自的研究和著述。^[5]

四

2000年11月至2001年2月，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谢罪和赔偿诉讼的法庭审理中，先后有6名日本学者以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这些学者递交法庭的证词，实际上也是十分严谨的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论文。2003年，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将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大量关于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以及多种英文的相关资料制成电子版，^[6]使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史料储积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方便。

2007年1月12日，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解密日本细菌战等二战战争罪行方面的档案。这些解密档案和以往解密的细菌战档案，都经整理制成索引目录以便研究者查找利用。^[7]但这只是经过一定选择后的“解密档案”，并非毫无保留的解密。^[8]

这10年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学者对731部队“特殊输送”等问题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出版了《731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等9部著作。华北学者对日军华北1855细菌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华中学者对日军华中细菌战和1644部队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华南学者对日军8604部队在华南和9420部队在滇西的细菌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五

综观各国近30余年的研究，日本暂处领先地位。作此判断是基于：一、在1980年代研究高潮再兴过程中，日本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村诚一的《恶魔の饱食》一书，其影响大大超越了日本本土。二、1990年代，日本学者发掘出《井本日志》等重要史料，使《伯力审判材料》得到“二重证据”的证实。三、日本学者还发掘出大量日本细菌部队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并积极调研、运用中国受害方的资料和获取、利用美国方面的解密档案资料等，使其研究置于广泛的资料基础之上。四、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明显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日本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侧重于谴责此种战争的反人道性，侧重于探索和揭露731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细菌武器攻击及对美军战俘的人体细菌试验，并涉及美国战后为了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肮脏交易黑幕。尽管美国学者带着特别的“身份”和“观念”加入这一研究，但从学术角度观之，他们的研究发掘出了大量新史料，以及许多其他新史实。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在20世纪曾表现相对滞后，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取得重大进展。目前，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如下优长之处：一、从国家和各地档案馆发掘出大批细菌战档案资料。二、国内各地研究人员获得大量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三、中国“受害者”的身份，使中国的“细菌战受害研究”取得了最为充分的成果。四、中国研究者队伍正日益扩大。

但是，中国的研究或许也存在如下不足：一、各地研究者各自为政，侧重研究本地区细菌战受害史，研究缺乏交流和综合性探索。二、目前中国参与这一研究的队伍人员甚众，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的并不太多。三、现有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成果相对欠丰富。四、关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资料的建设也需加强，如翻译整理美国解密日军细菌战档案、日本多年来发现的新资料以及国内相关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各地口述受害史料的调研等。^[9]

六

本书努力搜集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史料以及中外学术界重要成果，对日本细菌战史的各个方面，此前学术界涉及或未涉及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试图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包括整个日本细菌战史，作一个综合考察，尝试构建一个研讨和阐释以侵华为核心内容的日本细菌战史的史学认识体系。

本书以史实为依据，表达了以下主要观点：

大量史料表明日军细菌战部队的建立是由日本军部策划和天皇批准的，其最终指挥权在大本营参谋本部，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一项重要的军事战略，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项国家犯罪。

日本细菌战机器在中国建立和运转长达13年，大量史料和事实表明，它不是苏联《伯力审判材料》所给人的“还主要处在准备阶段”的概念，而是已经长期地、经常性地、大规模地在中国各地广泛实施细菌战，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日军731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5大细菌战基地，又围绕这些基地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至少40多个支部，在中国台湾也建有细菌战研究所，日军每个军团和师团都配建有细菌战部队，日军的细菌战机器体系极为庞大。

日军细菌战在中国的实施，不仅限于东北、华北、华南广大区域，目前资料表明，在内蒙、甘肃、宁夏、陕西、湖北、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省区，也都有其实施和活动的证据。只有西藏、新疆和青海没有发现日军细菌战活动痕迹。

日军的细菌人体试验、活体解剖，除在731部队本部进行外，在其他细菌部队（100部队、1855部队、1644部队、8604部队）及其支部（典型的如1855部队的济南支部）也广泛地进行。死于人体试验的人数大为超过传统说法的3000余人，约在2万-3万人或数字更大。

日军细菌战造成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估计在30万-60万之间，但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日军细菌战的危害，不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它对于各受害区域的社会经济、社会环境、人们社会心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带来巨大的破坏和长期负面影响。

日军在中国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一个重要目的是企图能以此对抗苏、美、英等世界强国，但至日本战败，其细菌武器还没能达到有效杀伤对方军队的水平。然而它在中国广大区域实施，由于中国防疫能力的相对落后，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有史料显示，战后南京政府依从美国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意图，默认美国操纵远东军事法庭包庇日本细菌战战犯的行径。

由于日军细菌战长期秘密进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又大量销毁其资料和证据，故当前学术界对日军细菌战的揭露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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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近藤昭二：《日本731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年“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文理学院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协办)参会论文。

[2] ［日］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回顾》，见《战争与恶疫》，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3] ［日］近藤昭二：《日本731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年“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文理学院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协办)参会论文。

[4]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译者后记)，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页。

[5]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藤井志津枝：《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731部队》，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

[6] ［日］近藤昭二编：《731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CD-ROM版，东京：柏书房出版，2003年。

[7] 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http：//www.archives.gov/iwg/japanese-war-crimes.

[8] 孙伶伶：《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载《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9] 以上学术史述评参阅拙文《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战史研究述评》（20000字），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