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景汉简传

（一）家中人事

李景汉于1894年1月22日出生于北京东郊通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排行第二，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祖辈世世代代都是文盲，大字不识一个。由于生活条件所限，李景汉幼时体弱多病，一次病重，呼吸停止，家人以为他已死去，就把他丢在地上，然而不知是不是由于土地潮气的刺激，他居然缓了过来。在李景汉童年时代，八国联军侵入京城临近村庄，兵荒马乱之中，他的亲生母亲和兄妹患了白喉症，因未及时医治，相继死去，只剩下父亲和他二人相依为命。

年幼的李景汉十分聪敏好学，然而这在旧社会却得不到以务农为生又不识字的父辈的支持，他求知的渴望心情得不到鼓励。直到后来他的一位做木工的叔叔因为当时没有男孩，加之父亲独自一人无力抚养，便把他过继给了叔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的儿子来养育。他的叔父拿出加工木器的一部分所得供李景汉读书，这样，他才进入了学堂，开始了知识的汲取。因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在学习上极为刻苦努力。由于担心长辈责怪他浪费灯火，为了能够读书，他常在夜晚别人都入睡之后，悄悄地躲到蒙上了被子的饭桌下，点上一个自制的小油捻灯继续读书。李景汉的努力并没有白费，1916年从通县的协和学院毕业后，他幸运地得到了庚子赔款资助留学的机会，于1917年赴美。^[6]

（二）求学经历

留学美国后，他抱着强烈的报效祖国的愿望，认为要为祖国服务，就应该先了解社会、深入社会，所以选了社会学为主修课程。他的这种愿望和决心，在日后所著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的自序中作了回忆：“我在美国求学时，因受种种刺激，就已抱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决定。”^[7]留学期间，发生了一件令李景汉深受刺激并影响了他一生的事情。他在攻读珀玛拿大学学士学位时，起初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某日，社会问题研究班讨论各国男女人口的分配，当时教员忽然问及中国男女人口的性别比，因为中国没有此项统计，他只得答以不知。又问到中国的人口数字，因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人口普查，多少年都是一个“四万万同胞”的估计数，他又无言以对。某日又被问及关于中国工资涨落的指数，他又无以应对，后又被问关于中国土地的分配，他又不能答。而询问到同班的日本人、印度人、欧洲人、澳大利亚人等，都能有根有据地加以回答。因为这样，每次上课时李景汉都感到局促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高者之后矣！”^[8]中国没有社会统计使他倍感国耻，深受刺激，于是立志毕生从事社会调查事业，以科学的数据呈现给世人，以应答他们的提问。回国之后，李景汉发奋从最基础的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工作做起，写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实地社会调查方法》等中国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李景汉在美求学期间，除奖学金外，无任何经济来源，于是他也和很多留学生一样到处打工。他曾在柑橘园做采摘工，在食品店加工冰激凌，为各家的草坪定期割划。他说这些工作都给了自己机会体验美国劳动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不怕劳累，把它当成实地社会调查的极好机会。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穷孩子能有机会出国留学是童年时代根本想不到的，所以就应利用每时每刻，不但在学校努力学习，同时也要向社会学习。这段打工经历也为他后来的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

李景汉不仅在学术成就上有很高的造诣，而且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在国外留学期间，曾被选派参加演讲比赛，获得奖杯。作为一位海外学子，在众多竞争者中以他流利的口才、丰富的内容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是很不容易的。此外，他还参加过大型网球比赛，并获奖。由于他的工作多在农村，所以一年四季经常在外，长年不能返家，但他对于三个子女却一直挂在心中。他为孩子写的信编绘了一套《小淘气漫画集》，每次写家信时总忘不了附上几张他自己画的漫画给孩子们，达数年之久，可惜这些漫画无一保存下来。西南联大建校后，李景汉随清华大学也迁到昆明。一天，他所住的房间突然冒出一丛竹子，随后在室内生长直达屋顶，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在那敌机狂轰滥炸自身又远离家乡的年代，这丛竹子给了他不少欣慰。他以优美感人的文笔用英语写了短篇散文《笙巢》，描述八年抗战期间住在昆明附近的一个农村小屋中与这丛竹子之间的人与植物相依的感情交融，歌颂竹子的挺拔顽强，充满活力又虚怀若谷的性格。这篇散文他后来曾给美国友人作为消遣阅读，读后友人们来信建议他投稿，但他自己却认为没有文学根底，没有资格冒昧投稿。但后来他透露自己曾以笔名写过短篇的文学作品并获过奖，这恐怕也是社会学界鲜为人知的事。^[9]

（三）学术经历

1924年，李景汉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并着手都市人力车夫劳动与生活水平的调查，以及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的调查。在旧中国，要真正从事社会调查，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李景汉为了实现“要从事一辈子社会调查”的夙愿，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做”的戒条：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给军阀当爪牙。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从下层社会入手，从事城市社会调查。为了能够了解北京市底层平民的生活情况，他选择了洋车夫作为调查对象，每日风雨无阻地混迹于车夫当中，在大街小巷和他们谈话。车夫休息场所、人力车厂、车夫家庭，统统被他走遍了。他曾自豪地说过：“老舍^[10]可以写一个洋车夫，我要写一百个洋车夫！”由于当时连“社会调查”这个名词也鲜为人知，朋友们见他每天与人力车夫、苦力、手艺工人等往来，有的诧异，有的暗笑。但是他丝毫不为这些所动，仍然锲而不舍地工作下去。当时有朋友曾借用唐代诗人刘禹锡^[11]的名句，给他送了一副对联：“谈笑无鸿儒，往来有白丁。”对此，他自己幽默地加上了一个横批：“我行我素”。^[12]他相继发表了《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中国人的普通毛病》、《北京的穷相》、《为洋车夫的统计答西滢先生》等调查报告和论著。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他的调查工作是采用记账方法调查都市的下层民众的生活，工作重心在城市，并且这些调查活动纯为学术，为调查而调查。李景汉本人在回顾其调查历程时也说回国后四年的社会调查是“纯粹为求得知识性质”^[13]。这一时期，李景汉刚刚回国，他关注的是用西方调查技术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还尚未有明确改良社会的意识。

1926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社会调查方法课，请当时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任主任的李景汉授课，该班有15名学生。他先是指导学生对燕京大学附近的人力车夫做调查练习。全班对实地调查热情很大，于是又进行了规模稍大的黑山扈村调查，成果甚佳。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增设社会研究方法，仍请李景汉授课，并选择学校附近的挂甲屯作为实地调查点，从3月到5月的三个月中，在挂甲屯共调查了100个家庭。同时，李景汉还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数人对黑山扈进行复查，并对黑山扈村附近的马连洼村30家与东村15家进行调查，到6月底共调查了45家。参加调查的学生有严景耀、张世文^[14]等。陶孟和对调查随时给予指导，陈文进、李如山、林颂河、杨锡茂、王树勋、金玉垚等人也予以了帮助。^[15]这次调查涉及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当时京郊居民的生存状态。这是李景汉先生学术历程的重要一步，是他调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过渡。他说：“侥幸得此机会获得指导学生实习北平郊外农村调查之经验。使我对于调查的兴趣渐由都市而移向乡村。”^[16]

他将调查成果著成《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家庭调查的报告。该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挂甲屯村100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因为挂甲屯村离京较近，村民主要以工匠、车夫、仆役、机关中做差事为职业，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的较少，所以，对挂甲屯的调查被认为是对下层劳工群体的调查。第二部分是黑山扈村、马连洼村与东村64家的调查，三村村民以农业生产为主要职业。对黑山扈等三村的调查也被认为是李景汉农村社会调查的开端。选择黑山扈村的主要原因是该村较小，比较适合李景汉和其学生组成的调查团体。并且，李景汉的一名学生家住该村，便于与村民的沟通。在《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一书中，李景汉沿用了以往都市调查中的方法，只做客观的记录和统计，少有个人主观的分析和结论。^[17]正是这次调查研究，使李景汉“从填写的答案中实在发现了许多关于中国乡村可悲可喜甚至于可惊的种种现象”。^[18]而这种种现象正是他初步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的“愚、弱、贫、私”的表现。可以说这次调查是推动李景汉转向大规模农村调查一个契机，是他调查兴趣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过渡，这是李景汉学术历程的重要一步。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著者希望不久在各处都有大规模的农村调查与研究，借以了解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19]。

1928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选在河北省定县开办平民教育，聘请李景汉为该会社会调查部主任，调查定县情况。他本计划花一年的时间，用系统科学的方法调查全县一切社会情况，发现农村的各种问题，不但为平教会在农村建设的计划提供可靠的根据与参考资料，并对社会学学科有所贡献。然而到了定县后，他原先的勇气消失了一大半。调查之初，他的工作经常遭到农民的怀疑，要从农民口中得到所需的资料很难。因为农民多年饱受苛捐杂税征兵拉夫的困扰，把调查人口视为大祸将至。并且，农民本身知识水平较低，这也给调查带来了难度。一些先进的农村调查理论往往应用不上。李景汉说：“你以为某县之人口分配，必须按照地域之分配，选择某几区内之某几村，某几村内之某几街，和某几街内之某几家，如此才能合乎科学的抽象方法。但在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它不是为你的调查便利而存在的。”^[20]与此同时，他发现农村老百姓看到穿长衫的先生就感到害怕、怀疑，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的隔阂很深。他举例说，曾有一位农学博士去定县调查，这位博士不认得荞麦，叫它“长得好看而整齐的草”。农民也幽默，以后就管荞麦叫“博士草”。^[21]为了打消农民的顾虑及其与学者之间的隔阂，他辞去工作，放弃在城市的优越生活，干脆搬到定县，一住就是7年。这样，他的调查生活完全由都市移到乡村，由纯粹为求知识性质的社会调查转为改良社会之应用性质。因为他在定县天天作统计整理分析，所以同事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一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十”，横批是“加减乘除”。^[22]除了执着的精神以外，他认为要真正融入农民的生活，还要看调查人员有没有与农民共同生活的勇气。几十年后李景汉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记得初到翟城村时，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得有多少细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23]

对于乡村建设，李景汉认为：“必须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的根据必须以实地社会调查为结果为材料。否则拟定的方案不能与社会的情形适合，就不能对于人民的生活上行为上发生任何影响，易犯药不对症或削足适履之病。”^[24]这一时期正是李景汉学术最成熟、最出成果，也是他奠定在中国社会学界地位的时期，他的调查也由此完全转向了农村。在这段时期他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活动都是以定县农村为对象。李景汉称此机会“正合我的志愿，从此我的调查生活，遂由都市而移到乡村”。^[25]调查重点转变的同时，他也最终完成了由学术调查到应用调查的转变。他在《实地调查方法》自序中便说：“于是我由四年纯粹为求得知识性质的社会调查，而转向为社会改善之应用性质的社会调查。”^[26]此后，李景汉在定县一系列调查都是“为实用而调查，为随时应付本会之需要而调查”。^[27]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的李景汉为祖国出力心切，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先后任北京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主任、北京财经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年，他担任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全力投入了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并亲自指导建立了社会调查研究室。1952年院系调整时，社会学系被取消。在其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一共换了五次工作。在财经学院时，他甚至辅导过机械学、纺织学等课程。从未接触过这些知识的李景汉只好从头来摸索诸如多刀多刃或是牛头刨床、轧棉花机之类的东西。到后来，他的体力脑力都支持不住了，被迫休养。他在那段时间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因为当时主流观点认为必须先学好四门政治课，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具备对马列主义的起码知识后，才有资格谈问题。他自认为在这方面实在差得很远，当然以少讲话、不写东西为是。^[28]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养病的时候，觉得前途毫无希望，便把精神寄托在文艺小说上。当时年纪已过60岁的李景汉萌生了按照劳保条例规定退休的想法。1955年，民盟开始注意知识分子问题，费孝通拿李景汉的境遇作为典型，把他的情况向上反映并广为宣传。1955年12月29日，在民盟中央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第一次汇报会上，罗隆基^[29]便以他的材料作说明。^[30]当时全国高校像李景汉这样“有业无务”，即有教职但未开课的教师有几千人之多。李景汉的问题受到广泛注意后，他的专业和他以前所做过的社会调查都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31]

1956年秋天，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32]见到李景汉的著述后，邀他重新调查他30年前调查过的北京郊区的一些村庄。李景汉欣然同意，前往京郊做了为期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调查成果一部分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今昔》为题，从1957年春节在《人民日报》连载三天。他的调查报告通过今昔对比，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这个报告在反映农民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一系列可喜的变化的同时，也提出了合作化后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人民中国》杂志向他约稿，英文版的《中国妇女》杂志要求他写《中国妇女之今昔》，广播电台、苏联专家邀请他去作“今昔”报告，人民大学决定成立由他主持的社会调查研究室。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也引起了国家统计局对他过去许多大规模调查的兴趣。薛暮桥^[33]和他商量，请他参加筹备一个由国家统计局、科学院和人民大学联合组成的社会调查团，计划先在无锡、保定两地作重点调查，并邀他带领人大社会调查研究室的干部参加。正当李景汉满心希望大展宏图，报效祖国的时候，“反右斗争”的暴风雨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他不得不沉默20多年，而北京郊区的调查也令人痛心地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调查，大部分调查材料直到1981年才得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为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之后，耄耋之年的李景汉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国社会学的重建事业，尽自己最大力量给予支持。他一方面抓紧整理自己一生的著作，其中包括尚未发表过的一些调查资料；另一方面将处理、选编、出版著作的全权委托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所。1985年1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为祝贺他执教60周年、诞辰90周年召开座谈会，会上他表达了使中国社会学“执世界社会学牛耳”的希望和雄心大志。^[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