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高唱入云的主旋律。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闹了革命；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靠了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未久，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毛泽东号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总之，“革命”始终伴随了这个世纪的中国。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能绕开研究“革命”。
可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形成的所谓“革命史范式”，让革命史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在这种范式下，论者往往以政治家的论断为己见，以历史上的政治结论为定论，乐于再现高层的折冲樽俎，不厌其烦地复述文山会海的故事，芸芸众生的生活和思想难以进入视野。当着“新史学”的浪潮袭来，这个僵化的研究范式不禁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本不景气的史学研究，也让这个范式难以继续。当然，研究范式的改革和更新，并不意味着也不等于就要淡化革命史的研究。恰恰相反，包括革命史的研究在内，应当如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所提倡的，实行“原生态”研究，深入历史的“现场”，真实、生动、全面地展现其本来原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揭示，亦以此为根本基础。[1]为此，有必要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做好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实现研究的细密化。
1923年至1927年间，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一系列革命的重要阶段。这场革命，国民党得以雪洗辛亥以来历次失败，建立全国政权，而初出茅庐的共产党也因之经受了考验和锻炼。这场革命，不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在党内合作的条件下所进行，而且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外力作用。因此，这场革命运动的内部、外部关系十分复杂，而它的直接前景也因之变得并不十分明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会走入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烙印的资本主义前途，也有可能走入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前途。由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深度介入，且两者的目标和期待虽有一致性，但又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发生冲突，这就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前途，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这个阶段的中国革命，必须始终把这个国际因素考虑在内，不能有丝毫的虚化。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所派遣的代表或顾问，是十分重要的中介，鲍罗廷就是其中影响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鲍罗廷（1884-1951），原姓格鲁森贝格，在中国期间化身英国人、银行家，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先后担任了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顾问，拥有首席顾问的地位，同时对中国共产党负有重要的指导责任。可以说，他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败、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兴衰，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鲍罗廷，分析他在国民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研究这个课题，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国共两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国共两党与联共（布）、共产国际的关系，拂去尘埃，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我们廓清对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增强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必要性、复杂性和中国革命道路曲折性的理解，增强我们坚持走中国道路的自信。
鲍罗廷其人其事很早就成为海内外历史学者研究的对象，并历久不衰。在海外，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L.霍罗布尼奇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1923-1925》、丹·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就在美国先后出版。这两部专著都带有较强的叙事特征，作者依据当时掌握的史料，研究和叙述了鲍罗廷在中国的主要活动。前者研究了到1925年为止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和他与中国国民革命的关系，尤其集中于鲍罗廷与孙中山的关系；后者除了叙述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以外，还比较细致地介绍了鲍罗廷来中国以前和返回苏联以后的活动。虽不以鲍罗廷为主角，但以较多篇幅涉及鲍罗廷的，则早在1938年就有美国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出版，该书于1951年出修订版。在台湾，1963年蒋永敬利用国民党撤离大陆时带走的史料，集中研究鲍罗廷在武汉的活动，出版《鲍罗廷与武汉政权》（传记文学出版社1963年初版，1972年再版），分析了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中的作用，阐述了鲍罗廷在武汉时期的各项政策主张及其实际运作的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鲍罗廷研究比较早地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1980年代，元邦建、向青、杨云若、黄修荣等发表了第一批研究成果。专题资料《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于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门著作则有丁言模所著《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至于在论述中涉及鲍罗廷的著作和文章之数，实则无法准确统计。
总的来看，前述国外有关鲍罗廷的著作，由于出版较早，在档案资料的使用上存在一定局限，不仅一般看不到苏联保管的具有核心意义的档案，就是台湾保管的档案对外提供也比较有限，而那个阶段中国大陆对外发布的历史档案更是稀少，这就难免使这些著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十分突出。台湾出版的著作，在“反共抗俄”的历史背景中完成，虽然他们的著作，具有史料方面的天然优势，但既以国民党蒋介石为正统，就必然难以对鲍罗廷做出客观评价，无法克服选择性记述的弊病。再如伊罗生，他曾是中国国民革命的见证者，后来见过托洛茨基，同情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因此，《中国革命的悲剧》实际上主要以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为基调来评人论事，距离客观观察和评论的要求也有一定距离。
国内发表的文章，数量较大，体现了鲍罗廷研究颇受关注的局面。但是，其中通俗作品较多，一些文章重复已有观点。受到研究范式的束缚，从已有政治结论出发做解释性论述，也是不容讳言的现象。199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汇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由于第一次披露的历史档案引入国内，极大地推动了新一波的鲍罗廷研究。一些富有新意的著作陆续问世，姚金果、苏杭、杨云若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奎松著《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虽不专为鲍罗廷而写，但在重构这段历史的实践中，无不较多地考虑了鲍罗廷的因素，是值得重点参考的著作。但是，至今仍然缺乏以全面总结已有研究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内外鲍罗廷资料，特别是最新发表的俄罗斯档案以及台湾有关部门馆藏国民党档案，站在新的基点，以新的视角，深入研究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关系的专题著述。
在有兴趣研究鲍罗廷的作者群体中，笔者也算一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多方搜集、整理、研究鲍罗廷在中国的资料，陆续发表了《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86年）、《试评鲍罗廷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主张》（1988年）、《北伐战争发动问题新探》（1989年）、《再谈1926年北伐战争发动问题》（200年）、《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关系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2002年）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1986年）、《布勃诺夫使团中国之行评析》（1987年）、《也谈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的主张》（1988年）、《共产国际与上海起义指导方针的形成及其演变》（2002年）等相关论文，为写作本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眼下，深入研究鲍罗廷在中国的活动，史料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过去的若干年间，中共中央和中共地方组织1920年代的档案已较为系统地公开出版或内部印行，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特别是1990年代新解密的档案陆续译成中文，1920年代的国民党档案、尤其是会议档案正式出版，加上一批与此相关的资料专辑，这是本研究的重要史料基础。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密切，查阅台湾岛内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等单位的相关档案，已经不是办不到的事情。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解放的持续，对历史问题的探讨具备了突破藩篱得出新认识的条件。因此，以全面了解研究现状和总结研究成果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内外鲍罗廷资料，特别是最新发表的俄罗斯档案以及台湾有关部门馆藏国民党档案，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视角，深入研究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写出新的著作，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
鲍罗廷
研究鲍罗廷的中国之行，有必要以一个基本认识作为基础。笔者认为，作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派驻中国的最重要的顾问，鲍罗廷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到来和积极工作，使国共合作得以实现，国民革命深入展开，并因此为共产党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广阔平台。他帮助改组后的国民党确立了以党治国和以党治军的理念，试图按照民主集中制模式改造国民党，以苏联红军模式建立国民革命军。国民党的改造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提供了组织力量。鲍罗廷认识到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特点，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民主政权的确立必须要有基层民主政权为基础。他在中国政治人物之间纵横捭阖，努力贯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和意图，故有人说他是“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所提供的革命模式是俄式的，他们依据自己的主观判断规划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具体路径，与中国实际情况距离多多。面临中国实际的鲍罗廷，不能不从中有所取舍。他的指导并不都是正确的。作为连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的外国人，鲍罗廷毕竟在短期内难以对中国国情做出深刻的了解，更何况莫斯科经常发给他的总是务必照办的指令。实事求是地讲，鲍罗廷的功绩在于他以其积极有效的工作，推进了国民革命的开展，促使革命势力发展到大半个中国，而革命的暂时失败，一方面有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鲍罗廷指导上的责任，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具有不可避免性，非鲍罗廷个人之力可回天。
如何深化鲍罗廷研究，笔者认为应当采用这样的思路，即：把它置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宏大背景之中，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找准国民革命的定位，从而找准鲍罗廷发挥其作用的历史坐标，不能脱离这个历史背景和具体进程来评价鲍罗廷的作为；进一步研究复杂、多变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在华不同组织和代表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及其对决策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与鲍罗廷的关系，中共中央、陈独秀等领导人与鲍罗廷的互动；研究鲍罗廷本人在中国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如此做去，方能建构丰满而真实的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关系的历史图像。
唯物辩证法应当是我们研究一切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研究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当然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同一原则之下，研究范式的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结论。研究范式的改革和更新，要从转变治史观念着手。新旧世纪之交以来，章开沅老师倡导参与史学。他认为史学工作者研究史学的态度应当是关心社会，参与历史。所谓关心社会，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设计史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之中，融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于一体；所谓参与历史，“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2]他提倡史学工作者独立思考，正确认识历史学的功能，不能把史学变成政治的奴婢。历史的多面相，决定了历史学科的跨学科特质，不能不运用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
就本项研究的实施而言，要践行参与史学的理念，坚持“原生态”研究，适当融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于一体，既有宏大叙事，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又有细部刻画，条分缕析深刻入微，还要洞察不同人物在特定时空的独特心境，入情入理而不作那种脸谱式的再现。
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研究鲍罗廷毫不具有拓荒性质。这样，精耕细作就成为必然的和内在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在全面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新的生长点，哪些是过去未曾涉及的，哪些是过去论述不足的，哪些是应当重新评价的，开列出来，逐一处理；另一方面，需要找准新的高度，科学认识国共合作条件下开展的国民革命在20世纪中国一系列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它应达到的目标与所实际采取的达到目标的思想理论、方式方法之间的矛盾；科学认识联共（布）、共产国际这两个指导中国革命的主体之间在战略、策略上的相同与相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内不同的政治主张及其对于这场革命的深刻影响；科学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历史经验。
做好这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应当成为重点：在进一步搜集、整理、研究鲍罗廷在中国的全部历史资料以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鲍罗廷在中国的全部活动，补足至今仍不明了的活动空白；系统研究不同阶段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鲍罗廷的指示以及鲍罗廷的反应，系统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两者的在华组织与代表对中国形势的不同认识并由此形成的政策、策略分歧及其对鲍罗廷的影响；研究鲍罗廷对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控制力、影响力以及三者的互动；正确评价鲍罗廷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难题，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关系的研究自然就相应得到深化。
本项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鲍罗廷1923年至1927年间在中国的全部活动；二是他在华期间与国共两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苏联政府驻华顾问之间的关系；三是鲍罗廷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关系及其经验教训。至于文章样式，可以时经事纬形式，也可以专题排列形式。两种形式，各有优长。专题排列的好处是论题明晰，便于集中分析，但在研究论文比较集中的题目中，论题较易与现有研究成果重复，不易显示其特色。时经事纬形式整体脉络清晰，横向展开亦有较大空间，作者的观点和感悟穿插其间，亦有便于阅读之利。鉴于此，本书采用时经事纬的形式完成书写。
正式开始本书的书写之前，有必要做两点说明：一是关于国民革命。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革命运动定义为“国民革命”，在国内历史学界，是1990年代初出现的事情。此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定义最为通行，间或也用“中国大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的提法。“国民革命”字样，首见于《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依其旨意，在孙中山思想中，自打1894年兴中会成立以来的中国革命，全都算是国民革命。而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更把国民革命的历史上溯到中法战争。其实，在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始于辛亥革命，兴中会的成立堪称这个革命的源头。至于兴中会成立以前，包括中法战争在内，上溯到鸦片战争，其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过去虽也曾冠以“革命”之名，终则名实难副。
如果按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的定义，那国民革命也不限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革命运动，上起辛亥革命，下限则可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在实际上，从来也没有人这样看待。孙中山在广东第三次建立政权之前，他和他的同志们并不热衷使用“国民革命”的说法，宁愿以不同阶段主要的政治事件来命名当时的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或辛亥之役、讨袁之役、护法之役等等。只是到了国民党改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阶段，“国民革命”一说才火爆起来。而在1927年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分裂以后，共产党揭橥苏维埃革命的旗帜，第三党宣扬平民革命的口号，都将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过去的国民革命相区别。国民党南京政府继续进行北伐，1928年6月，占领京、津以后，对外宣布完成统一。不久，又宣告实施训政，也结束了国民革命。事实固然如此，那为何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之前的革命运动也被排在国民革命的内涵之外呢？这就要提到“国民革命”的第二个定义。
1922年9月，陈独秀发表《造国论》，重提“国民革命”。1923年6月，又提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的观点，并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3]陈独秀赋予国民革命以全新的、完整的意义，即国民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开展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陈独秀给出的国民革命定义与共产国际关于民族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含义一致，列宁提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应改称为“民族革命”，[4]共产国际也指出中国革命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定义，认同国民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造成独立自由国家、拥护民众利益的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国民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国家政权以国民政府为名，革命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相称，大众宣传也有《国民革命歌》。这就无论是理论上，还是事实上；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之前的状况迥然不同。所以，把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革命运动称之为“国民革命”，并与之前的历次革命运动相区隔，是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参加为界标，分为两个阶段。布哈林将其分别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后来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按照陈独秀的阐释去理解，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就是布哈林所称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亦即毛泽东后来所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据此，本书所论述的国民革命，以1923年1月国民党发表宣言和党纲，宣布改进党务为正式起点，以1927年7月国共两党的合作在武汉宣告破裂为结束。至于那以后到东北易帜的一段历史，实乃国民革命之余波，限于主题，本书不涉及。
二是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众所周知，联共（布）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03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即列宁领导的多数派和马尔托夫领导的少数派。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2年12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成立，1925年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党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本书在一般叙述时，使用“联共（布）”的称谓，而在论及具体事项时，则依当时的名称作相应取舍。
共产国际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组织，创建于1919年3月，总部机构设在苏俄莫斯科。因为之前有马克思参与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后来所称的第一国际（1864年成立）、恩格斯参与领导的初名社会主义国际的第二国际（1889年成立），所以起始也自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实行高度集中体制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其章程规定：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一律应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工作，由执委会所在地的该国共产党承担；共产国际发出的指示具有普遍性的约束力，有权开除违反其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遴选不属于共产国际的同情政党和组织作为仅享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5]
联共（布）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地位。从战略和政策目标上说，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有同有异。共产国际的主要目标：在欧洲，是领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展工人运动，动摇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组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展独立的工人运动，建立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促进民族主义运动，使之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同盟。联共（布）与之主要的区别，在于它还要领导和实施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之间的这种结构关系，决定了联共（布）能够把自己的认识施加到共产国际，左右共产国际的战略意图和工作方向，也能够把本国利益带到共产国际工作中来，使共产国际为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服务，因为它公开宣称要使所谓个别国家利益服从于国际革命的利益，而国际革命的利益又实际体现在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上。
从机构和组成人员方面说，不少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就是联共（布）高级领导人，如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洛佐夫斯基，等等；联共（布）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设立了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发挥党团作用；联共（布）还决定共产国际一些机构的成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等。
由于中国革命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具有指标意义，并且对苏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所以，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历来超过其他国家。它或者通过共产国际，或者直接出面。因此，谈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实质上主要是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尽管共产国际与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有时也不尽一致，但这种差别往往主要存在于着力点的不同，并不是方向性的区别，所以不起决定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共产国际不过白手套而已。当时，各国共产党普遍成立未久、经验不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一个组织、协调中心，以组织队伍，引领方向。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他国共产党的指挥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基于共产国际与联共（布）虽为两个独立主体实则内部联系紧密的实际情况，本书为叙述的方便，有时并不把两个主体同时列出。
1922年6月，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接受共产国际二大所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全部条件，成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由于共产国际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和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享有特殊地位，就造成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绝对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处于成立初期的情况下。这种作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有利于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运用于中国，促进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并且从人力、物力、舆论各方面支援了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把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公式化，甚至以中国革命服务于苏俄（苏联）国家利益的错误。至于因关山阻隔、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决策滞后、决策失误，则更时有发生。
[1] 参见章开沅《不研究普罗百姓，就不知道历史“原生态”》，《北京日报》，2010年8月2日。
[2] 章开沅：《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江汉论坛》2001年第1期。
[3]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任建树 张统模 吴信忠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79页。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5]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