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关文献的简要综述
一般认为，对于稳定经济体来说，货币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中性的，而对价格水平的作用也基本是中性的。这方面代表性的结论来自麦坎德利斯和韦伯（McCandless and Weber，1995），他们研究了110国家、跨时30年的数据。至于货币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以及价格水平的影响差异则比较大，往往与不同阶段、不同时间长度有关系——沃尔什（Walsh，2003）在《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第二版）进行过详细总结。
但是，对于中国这一转型经济（不再具体区分与“转轨经济”的差别）来说，在制度变革巨大的情况下，货币短期以及长期冲击（包括产出与价格）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厉以宁（1995）认为，1979年以来，中国坚持渐进式改革道路，成功实现了经济由计划向市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邹至庄（2002）认为，由于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研究中国经济需要综合运用“‘历史-体制’的以及‘理论-定量’的方法”；易纲（2003）认为，中国货币化进程能够持续下去而且具有合理性。
其次，如果把货币（或资金）纳入进来，还要包括“中国奇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在货币经济学上出现的两个中国现象——高“货币化”（易纲，1991，1996）与“迷失的资金”（李扬，1998）、“中国之谜”（麦金农，1993；易纲，1995）；钱颖一（2002）认为，可以继续用转轨经济学考察政府行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杨小凯（1997）认为，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一种可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的新理论”。
最后，从具体实证上看，所有国内研究支持货币冲击。冯春平（2002）认为，货币冲击有波动性，这与货币政策效果不对称性问题脉络一致；刘金全、刘志强（2002）发现存在由经济增长到货币供应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但是，使用VAR分析货币供应、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关系时，发现任意两个变量之间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张茵与万广华（2005）系统地总结了三者间关系的不同观点，他们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货币适应产出和价格的变动，而不是导致这些变动”，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是内生于经济的；李斌（2004）则以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认为货币需求被低估，而货币、产出和价格三者关系是“两部门陷阱”内生机制的反映；战明华与李生校（2005）认为，只有M2与GDP之间存在着相互间的正向影响关系。何海峰（2011）提出了“中国‘迷失的货币’”并构建了一个涵盖货币、信贷、投资与经济增长和物价变动的分析框架。
当我们把目光从货币经济学（货币分析范式）转向中国实体经济未来增长时，我们必须寻找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它们既是背景，也是未来的动力。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的可持续性》中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十年约在31.6%。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模型中包括了10个变量，存在自相关的可能性——因此，应针对不同性质的变量进行区分。实际上，正如他们所注意到的那样，此前，一些国内外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例如，蔡昉（2007）和加诺特（Garnaut，2006）等。蔡昉（2007）所指出的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两个问题——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模式持续性，以及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即劳动力流动问题；李扬、殷剑峰（2005）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中已经进行过深入分析。以上研究的具体差别在于对这一过程长短的判断，而现在更需要我们重视的是中国现代化背景下主要力量的未来趋势，我们认为，这里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市场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未来完善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它本身具有较强的政策与制度变量意义，同时也可以从市场化程度上更多体现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结果来。中国工业化方面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来自吴敬琏、陈佳贵等人。吴敬琏（2006）在《思考与回应：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抉择》指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双重含义——现代增长模式和为工业化增加了新的加速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他认为“这种不顾资源禀赋的状况片面追求经济结构重型化的浪潮，已经给国民经济带来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略）”。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最早也是最系统地提出了衡量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模型与指标，其结论是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十一五”期间继续追踪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经济重大问题跟踪分析》子课题十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问题”。李毅中（2008）认为，中国应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信息化相结合），并概括了六项具体重点工作（略）。中国城市化与中国工业化具有密切联系，它们都是中国储蓄（消费）-投资以及劳动力转移的基础决定因素，如果工业化指向了投资（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就是投资驱动），那么城市化不但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代表了服务的普遍化，这实际上是未来第三产业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关于中国城市化方面，李善同（2008）全面对比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组的差别与差距，指出了中国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提出了五方面政策建议。彭人哲（2009）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逐渐出现了集群化这一基本趋势，它表现为城市群和城市圈；而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应该是相对集中和适度分散相结合，走大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加快实现“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陈甬军、景普秋、陈爱民（2009）系统地总结了有关理论与经验，特别强调了中国产业演进、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推动机制、拉动机制和摩擦机制。当然，前文已经说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跟踪研究。实际上，不论工业化还是城市化，在不能确定中长期内世界以及中国产业技术重大变革或引领点的情况下，它们都是中国潜在产出与实际表现的测算或预测的重要基础。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中国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估算”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则从事了更多的具体工作（略）；张永军（2007）的《经济景气计量分析方法与应用研究》则是这方面比较新的研究成果——他研究了用于预测中国消费价格、出口额、社会消费品额走势的先行指标体系，不仅有助于判断和预测这些指标的未来走势，而且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宏观经济波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课题组（2011）则结合中国潜在增长研究，将经济增长阶段之于生产函数结构的影响进行了解析，实现了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的一个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