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初为人师

从学古书院（经世学堂）肄业后不久，已经在贵州士子中初步崭露才华的熊范舆，迎来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段教书生涯—执教兴义笔山书院。尽管这次初为人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却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刘氏家族与笔山书院

兴义地处贵州西南部，为滇黔桂三省交界之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在19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交通不便，兵燹迭起，兴义的学校长期停办，文教事业不兴。直到各类起义、兵事相继平息之后，该地的文化教育才逐渐恢复，历史悠久的兴义笔山书院也得以重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刘氏家族的精心经营下，笔山书院大力延聘名师执教，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在贵州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笔山书院为兴义最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由于各种原因，先后历经多次兴废。第一座笔山书院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由当地绅士集资兴办，位于兴义老城后山的水井坡山麓。之所以得名“笔山书院”，是因为“其背后山峰耸立，状似笔架”，“花水河绕流其下，阡陌开阔，方正之妙，酷似书卷，山前龙潭似砚，镶于千亩田畴之间。山水相映，乃似笔砚”。[42]这座书院后来年久失修，逐渐荒废。嘉庆十八年（1813年），兴义知县杜友集合地方士绅之力，创建了第二座笔山书院，院址改为府城东门外。这座书院后来还经过一次扩建，规模颇为宏大，但由于咸丰同治年间兵事不断，遭到破坏。第三座笔山书院建于1875年前后，院址为老城后山文昌宫，主要讲授八股文和试帖诗，是当地士子求取科举功名的必由之路，当地人称之为“老书院”。

鉴于“老书院”地势较高，位置较偏，空间狭窄，光绪十五年（1889年），兴义权势人物刘官礼以官、绅双重身份，在兴义知府孙清彦的鼎力支持下，借助当地群众捐献的工料，以团防总局历年库存白银作为基建经费，在兴义土城东北隅的老鹳坟建成第四座笔山书院。院门北向文笔山，门额楷书“笔山书院”四字。门联石刻：“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麟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斯文无畛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43]新建的这座书院有房屋百间，规模宏伟，成为黔西南第一学府。

刘官礼发起的笔山书院建成后，以剩余库银为基金，同时划拨卷田、学田、匪产、绝产、斗息、称捐、屠宰捐和学租，作为书院的常年经费。刘官礼开出一年300两到400两白银的高薪，希望能够招纳名师前来任教。严修任满离开贵州后，次年戊戌变法宣告失败，雷廷珍一时慨然于新旧学说纷纭、政治腐败不堪，也离开了贵阳经世学堂。[44]在学生刘显治（刘官礼次子）等人的劝说和邀请下，抱着振兴兴义文教的初衷，他来到了笔山书院任教。

雷廷珍并非腐儒，他欣赏清初顾炎武为代表的经世之学，也研读西方各类书籍，与严修共过事，长期以来践行经世、改革思想。他来到兴义后，为笔山书院带来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和新式办学思想。除教授学生经学、小学外，在刘官礼支持下，他还派刘之侄子刘显慎前往两湖一带，购进大量经史子集书目，以及各类时务书报，供笔山书院学生阅读。同时，他还从日本购进各种与近代科学相关的图表、书籍、仪器等，供学生学习使用。雷廷珍执掌笔山书院将近三年，使兴义闭塞的风气为之一变。[45]

湖广总督张之洞幼时曾经在兴义生活过，听闻雷廷珍主持笔山书院成绩斐然，且知其与自己政见相合，遂派人邀其赴武昌两湖书院讲学。雷廷珍欣然前往，但行至重庆期间，不幸猝然病逝。雷廷珍离任前，向刘官礼荐举自己的得意门生姚华和熊范舆接替笔山书院的教职。同为学古书院（经世学堂）同窗的刘显治，也向父亲刘官礼竭力推荐二人。

2. 短暂的兴义教书生涯

刘氏家族的邀请，对熊范舆而言来得正好及时。从学古书院（经世学堂）肄业之后，他的身份依然是生员（俗称秀才），还需要参加更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在举人—进士的阶梯上继续艰难攀登。但与此同时，已经成年的他也面临着生活的压力。进入学古书院的当年，虚龄20岁的熊范舆，便已迎娶绍兴籍在黔官员黄芑渔的长女黄德昭为妻。熊家家境清寒，开店铺收入微薄，熊范舆还要以每次月考所得奖金补贴家用。婚后三年内，他们有了两个孩子，经济状况更加拮据。幸而黄氏幼习诗书，通情达理。她比熊范舆大3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娶妻过门时，岳父不愿自己的女儿受委屈，曾经声明女儿嫁到熊家后不进厨房。但黄氏过门后并无丝毫大小姐姿态，依然恪守传统妇道，尽心操持家务。[46]

在老师的推荐和同学的邀请下，熊范舆遂与姚华接受了笔山书院的聘约。姚华与熊范舆祖籍均为江西，又为学古书院（经世学堂）的同学。1898年，姚华赴京会试不第，返回贵阳后锐意著书，收徒授学，熊范舆幼弟熊继成（字述之）即在此时拜入姚华门下学习经史。同窗好友加上老师与家长的关系，两人私交更笃。[47]1902年2月，熊范舆偕熊继成，与姚华结伴而行，三人一道前往黔西南的兴义府。

从贵阳到兴义将近一千里远，基本都是山路。熊范舆等三人雇乘肩舆，一路上走了12天，风尘仆仆赶到兴义。同行的姚华在诗中描绘了路上的情景：

行从石隙道巑岏，打杵如篙下旱滩。

（姚华诗中夹注：“交那路中石立夹道，累累散布，舆行甚艰。予与述之谓之旱滩。”）

信口同呼舅子路，问君何处小姑山！

黔道艰难过蜀道，巴人僰仆亦相怜。

黎峨风土谁曾识，浪语传呼小四川。

两山本相连，蓦地忽分判。

为有济人心，路成身已断。[48]

同行三人中，姚华年龄最长，此时也不过26岁；熊范舆居中，时年24岁；熊继成最幼，也已年届18岁，此前已拜姚华为师。他们正当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又兼同窗好友、师生之情，共同奔赴远方，追求事业前程，自然难抑心中的兴奋之情。熊范舆未能留下有关此行的诗文，不过，姚华一路上写下的这些诗歌，肯定也跟熊范舆兄弟两人共同切磋、品赏过。诗中描绘了山路难行、旅途多艰的情景，实际上是在借景言志，表达了深受传统儒家人格熏陶的青年士子已经学有初成，怀抱强烈济世理想，准备一展抱负的心境。这种体验显然不仅姚华有，想必熊范舆也差不多。

姚华、熊范舆先后担任笔山书院“山长”[49]，大体遵循了雷廷珍所定的规制，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在此任教期间，除了课业授徒、埋头读书，他们也经常一起吟诗作赋、切磋书画。姚华试图创新一种泼墨加拓法的“水画”技法，熊范舆和幼弟熊继成则向他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敦促他进一步完善：

拓已伫视颇自喜，易简理得窥天精。

熊四熊六两不许，相与讥弹轰砰訇。[50]

姚华诗中所说的熊四、熊六，即熊范舆和熊继成，他们在兄弟姊妹中分别排行老四和老六。从姚华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他们三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敞开来谈，毫无保留。正是因为这种融洽、信任，熊范舆三人虽然远离家乡千里之外，但并不感到寂寞。

两人在笔山书院任教的时间不算长。1903年春，姚华再次北上，准备参加翌年的会试。不久之后熊范舆也返回贵阳，参加了1903年秋天的癸卯科乡试，并且顺利考中举人，与陈廷策（字幼苏）、张协陆、桂百铸、何麟书等人成为乡试同年。[51]

他俩之后的继任者，是原学古书院（经世学堂）的同学徐天叙（字叔彝）。三人均秉持认真负责态度，尽力施教。1904年，笔山书院改名为高等小学堂。次年，徐天叙带领该校魏正楷、窦简之等13名学生投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竟囊括了前13名，一下子震动了全省。后来在贵州乃至全国军政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王文华、王伯群兄弟，也是笔山书院的杰出学生。王伯群夫人保志宁回忆说，王18岁时，曾经从姚茫父、熊范舆、徐天叙三先生专攻孟子、左传和数理学。[52]短短数年间，笔山书院从一所黔西南地区普通的书院，一跃成为贵州知名的新式学堂，这与雷廷珍、姚华、熊范舆、徐天叙“一师三徒”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