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的产品质量影响下的宏观经济增长质量——2013年质量观测报告总论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2013年的质量观测在全国29个省区92个城市展开，对6217个消费者进行了调查，调查的内容涵盖了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方面。产品、服务、工程等构成一、二、三产业发展内容的质量是具体而微观的，因而本报告将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领域的质量界定为微观的质量（以下简称“微观的产品质量”）。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指标如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市场制度的完善、社会福利的改善等方面具有宏观特征，因而在本报告中将这些方面界定为宏观经济增长质量。按照质量强国理论以及微观的产品质量决定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微观的产品质量“在推动国家强大的各类要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同时微观的产品质量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核心要素[2]。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微观的产品质量的年度变化与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性评价指标之间具有高度正相关性，进一步验证了微观的产品质量决定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以下分别围绕着GDP的增长、经济的健康性、产业结构变动、消费增长、社会福利水平、产品国际竞争能力、市场化动力、环境质量、投入产出效率等方面来具体地论证微观的产品质量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并对2014年在微观的产品质量影响下的经济增长质量变动趋势进行预测。

一　微观的产品质量变动显著地影响我国GDP的增长

衡量一国财富最核心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总和。因而经济增长的质量，离不开构成经济一、二、三产业的产品（服务、工程等）微观领域的质量，作为经济增长质量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使GDP稳定可持续增长。数据分析表明，微观的产品（服务、工程）质量显著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2013年我国的总体质量安全指数为66.52分，与上年度基本持平，质量满意指数为64.51分，较上一年增长了2.49分，增长率为4.01％。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性进入一个上升周期，质量的底线有了较为稳固的基础，质量的满意度取得了较大进步。在质量满意的四个领域中，有三个领域取得了较大增长，服务、工程和环境分别较上一年度增长了3.79、4.9和3.03个百分点，产品的质量虽然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在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等主要领域也出现了一定增长。微观的产品质量进步是我国经济能够在较大的下行压力下仍然保持平稳增长的根本基础。相关性分析表明，我国区域的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指数，同区域经济GDP增长率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分别为0.116和0.178。此外，我国的货物出口总量达到了2.2万亿美元，增长了7.9％，[3]继续保持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区域的年度质量发展与区域年度经济增长情况相一致，在质量发展方面2013年总体质量排名第一位的是天津，其总指数为69.02分，质量安全指数为70.07分，质量满意指数为70.00分，质量公共服务指数为67.02分，均排在所有省区的第一名，仅有公民质量素质排在第六名。在宏观经济增长领域我国2013年省级人均GDP排名第一的是天津，其人均GDP为10.16万元，从2011年开始连续三年成为处于全国省级人均GDP第一的位置。以上事实表明，微观质量与总体的宏观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质量的改善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基础，经济总量的可持续性增长离不开微观质量的提升。

二　质量安全的稳定性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健康性

经济增长的健康性就是要使得经济总体增长较平稳，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要让市场既没有短缺，也没有大范围的生产过剩，使得市场供需基本均衡。质量安全的产品能够保证产品达到基本的健康环保标准，从而能够满足社会大多数人最基本的需求，保证了市场的基本均衡。如果大量产品是不安全的，那么一方面会导致安全产品的短缺，另一方面出现不安全产品的大量过剩。我国产品质量的总体安全性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健康性。我国的质量安全评价已经达到了66.52分，高于质量满意评价2.01分，与2012年的安全指数基本持平。这表明，我国的质量安全已经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上升周期，虽然质量安全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质量安全问题已经不是我国质量治理的主要问题，影响总体质量水平提升是消费者体验性的质量满意问题。质量安全既保障了我国产品的底线也保障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底线，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外需增长乏力以及政府刺激性政策退出的条件下，仍然取得了GDP 7.7％，货物出口7.9％的增长速度，并且在趋势上呈现“总体向好”的健康发展态势，取得这一成绩的重要前提就是产品质量的安全性能够得到总体的保障，总体上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总体安全性具有信心。2013年度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中，出口增长低位走稳，总体增长率为7.9％，投资增长波动较大，只有国内消费需求基本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增长率在10％～12％之间，〔2〕是支撑经济总体平衡较快增长最为重要的动力。产品、服务等微观领域的质量水平是我国国内消费平稳增长的重要前提，从而是保障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健康的决定性要素。

三　服务质量的进步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增长质量在结构上的表现是要使得产业结构高度化，即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的发展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体验性，只有质量的不断提升才能拉动其需求的不断增长，因而质量对于驱动产业结构的变动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数据分析表明，服务质量的进步促进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在2013年调查的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质量中，我国服务质量满意度较上一年增长了3.79％，其相对位次也从第二位变成了第一位。服务业中的互联网、医疗、公交、物业等产业均有了大幅上升，分别增长了4.51分、4.01分、5.09分和2.32分，服务业质量的整体水平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并且在医疗、物业等短板领域取得了较大突破。我国服务业的满意度增长明显与我国服务业的实际增长状况高度吻合，2013年我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为8.3％，占GDP的比重为46.1％，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超过了2.2个百分点，成为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一大产业，年度增长率也超过了第二产业0.5个百分点。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服务业出口增长10.6％，高出货物出口的增长率2.7个百分点。服务业的PMI指数在整个2013年的12个月均超过了制造业的PMI，增长态势明显好于制造业，其最低点为53.9，最高点为56.3，而制造业的PMI最低为50.1，接近了荣枯分水线，最高点为51.4，[5]服务业与制造业在PMI上这种差异性表现是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状况。经济结构高度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上升，质量观测的数据分析表明质量的大幅提升，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用户体验，刺激了消费者对于服务的新的消费需求增长，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化。

四　产品质量的波动显著影响了GDP增长的稳定性

产品质量满意水平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能力，并间接对投资、出口等产生影响，进而带来经济的波动性，我国国内消费和对外出口中主要还是产品，产品质量的波动性是经济总量波动的重要诱致性因素。数据表明，四大领域的质量满意度中产品质量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性，总体指数为62.08分，较上一年度下降了4.08％，在可回溯比较的10个产品项目中，有5个领域的指数出现了增长，分别是：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和化妆品； 4个出现了下降，分别是：汽车、食品、粮油和乳制品； 1个保持不变，是肉制品。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3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为88.9％，较上一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两组数据共同说明了我国在产品质量上发展的根基不牢。产品质量满意度水平的下降与实体经济的变化高度一致，2013年净出口贡献率为-4.4％，较上一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外贸需求增长乏力。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收入等影响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以后，产品质量满意度对于消费的拉动效应并不显著，在各个具体的产品项目中仅有日用消费品质量满意度的作用是显著的，其提高1分所能够带来的消费增长为0.83个百分点，服务质量满意度增长1分所能够带来的月消费支出增长为1.1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我国的总体质量中服务业的质量状况较好，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而产品质量整体上其质量发展水平不稳定，没有成为促进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由于产品质量满意性的增长根基不稳固，影响了国内、国外需求的增长，是导致我国整体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虽然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产品的出口和国内消费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出口中我国的货物出口占到了90％以上，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稳定的产品质量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仍然不可或缺。若能积极地改善我国产品质量状况，其对消费增长的潜力非常巨大。现有的产品质量总体满意度与70分的“较好”水平还有7.92分的差距，除了家用电器等少数领域以外，主要产品项目的质量满意水平均还没达到“较好”的水平，如能取得与服务业总体的消费支出弹性值，将极大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五　质量体验的高要求制约了我国潜在消费能力的释放

安全性是质量的底线要求，但是在供给比较充实的前提下，满足了安全性的产品或服务并不一定是消费者需要且愿意购买的，只有在安全性得以满足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或服务的体验感，才能真正地拉动消费增长，我国质量发展中消费者对于质量体验高要求与质量满意总体水平不足导致了我国消费水平的释放不足。质量观测数据表明，质量安全评价指数高于质量满意指数，两者的总体差距为1.38分，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汽车等领域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的差值分别为0.93分、1.42分和0.93分，质量满意的区域间变异系数为33.17，质量安全的区域间变动系数为20.67，质量满意的波动性较质量安全的波动性要大。这表明，消费者对于产品性能、个体性化体验满意度等方面的质量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质量的满意度方面发展仍相对滞后，质量发展的这一结构性问题，是导致我国当前消费需求增长不足的根本性原因。据统计，201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一年实际增长为13.1％，增长了1个百分点，较2011年回落1.83个百分点，社会消费总体增长较为乏力。在GDP的三大驱动力中，消费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1.8％下降为50％，下降了1.8个百点，而投资的贡献率则由50.4％上升到54.4％，超过了最终消费的贡献率4.4个百分点。虽然我国一直强调通过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来调整经济发展的结构，主要是扩大政府的投资需求、提高居民收入、加大民生保障的投入等，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需求刺激政策，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并可能导致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如：地方政府债务严重、部分领域的投资过剩、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民间投资受到挤压等。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转移到消费需求的增长上来将导致经济增长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而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产品质量在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需求方面仍然不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并不能直接地依靠政府的结构调整行为，而应在微观上改善产品质量，尤其是对于产品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进行更为合理的政策设计。

六　产品质量水平影响宏观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质量在结果上的表现就是要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数量。市场经济环境中，在同样的资源要素投入下，优质的产品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就是使得构成经济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得到更高的市场价值，因而质量是提高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的基础性要素。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相关性数据表明，我国区域的质量满意度指数与每万元GDP的平均能耗值（以吨标准煤计算）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与每万元GDP的用电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8，服务质量满意度与每万元GDP能耗值的相关性系数为-0.19，与每万元GDP的用电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8，因此产品质量提升通过获得更高的价格降低了单位GDP的能耗以直接地提高了投入产出的效率，而服务质量的提升则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总产出水平，另一方面使得资源更多地流向服务业进而使得经济结构中高耗能的产业比重降低。以上数据均表明，一般而言质量水平越高的地区，其单位GDP所需要消耗的能源值就越低，证明了产品质量水平可显著地影响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率。

七　质量水平决定了资源在行业与区域间的配置效率

通过竞争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是让资源从产出效率较低的行业或区域自由地流向产出效率较高的行业或区域，价格是资源配置的信号，而价格背后更为重要的信号是质量，只有优质才能优价，因而质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地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也决定了经济中区域和行业结构的调整。2013年度，我国的产品质量中，指数最高的仍然是家用电器，为70.5分，并且较上一年度有了1分的增长。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家电行业主营业务收入预计将接近1.3万亿元，增幅达到14％—15％ ；利润总额约为730亿元，增幅超过25％，〔1〕家用电器行业竞争从早期的价格竞争转向了质量竞争。品质好、用户体验好的中高端家用电器增长明显，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质量创新能力上较好的优秀企业脱颖而出，如：海尔、格力、美的等。质量评价较高的行业其产业总体增长的速度较快。在区域层面，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产品质量满意度指数分别是63.23分、62.23分和60.90分，服务质量满意度分别是66.03分、64.38分和63.51分，均呈现出依次递减的关系，这与我国经济的区域结构完全一致，这表明资源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与区域的质量总体水平是密切相关的，具有更高的质量创新能力的区域才能吸纳更多的资源要素流入，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调整的基础是市场，市场促进经济效率的主要路径就是将资源从产出低的行业或区域自由地转移到产出高的行业或区域，而在当前条件下市场对于资源在行业间、区域间的调整已不再是基于数量的调整，而是基于质量的调整，质量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资源的流动方向。

八　消费者质量意识与能力的不对称影响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升

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要使得增长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1〕资料来源：《2013年家用电器行业运行形势回顾及2014年发展展望报告》。消费的增长既取决于收入的增长，同时很大程度上受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的影响，或者说受消费者质量综合素质的影响，较高的消费者素质能够引导企业生产高质量的产品，进而提升经济的总体竞争力，而消费者质量素质不高则不利于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在我国消费者质量素质评价中，质量意识、质量行为与质量知识的指数分别为69.49分、64.05分和62.72分，质量意识分别超过质量行为能力和质量知识能力5.45分和6.77分，反映出消费者的质量意识超前，与实现消费者权利的质量行动能力和质量知识能力欠缺的矛盾。转型时期，我国消费者的质量意识超前于质量行动与质量知识的这种特征，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其突出表现是对于国产产品的质量信任度相较于国外产品而言较低，使得我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受阻。2013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为7.9％，与2012年度持平，进口增长了8.9％，高于出口增长率1个百分点，较2012年度的进口增长率高出4.6个百分点，表现进口增长的态势明显，尤其是在乳制品、汽车、电子产品等方面，消费者仍然相对偏好于国外产品。即使国外产品也同样出现了质量安全问题，消费者依然对国外产品存在着一定的消费惯性。这种对于国内外产品的偏差性认识，主要是由较高的质量意识与具体的质量知识能力缺乏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公民质量素质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是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升的一个障碍性因素，也是我国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九　环境质量满意度的提升表明居民对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处于可接受范围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是经济增长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环境质量的满意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经济增长需要付出一定的资源环境代价，而质量型的增长能够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降低到最小。人们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做出权衡选择，只要经济增长的结果相对于资源环境的代价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也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质量观测调查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的四个领域中总体的环境质量指数为62.13分，较2012年度上升了3.03个百分点，空气环境质量满意度从2012年的不及格水平上升为60.97分，上升了2.8个百分点。虽然环境污染的绝对值在上升，特别是全国范围内的霾成为环境治理的一个热点问题，但人们对于空气环境质量的评价的上升表明；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收益而言，人们对于资源环境的代价处于一个可以容忍的区间。宏观的经济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GDP的单位能耗下降了3.7％，虽然在能耗的绝对值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但是能够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降低能耗水平，相对地降低污染所带来的福利损失，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内在表现。因此，在微观上环境质量满意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的降低。

十　政府质量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化动力不足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以及市场主体的自由交易。政府的质量公共服务能力是保障微观的产品质量发展的制度前提，也是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建设内容，而质量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市场化动力仍然不足。2013年质量观测的四个维度中，政府质量公共服务是唯一一个未达到及格线的维度，其指数为57.82分，与总体质量指数相差5.92分，是拉低总体质量指数的关键性领域。政府质量公共服务的主要短板在于质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对质量信息的公开性、对质量投诉的响应性、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等方面。质量公共服务的相对滞后性突出地反映了我国整体经济运行中的市场化动力不足，我国从2013年开始推行大范围的经济改革，核心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我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变实缴注册为认缴注册制，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63％，2014年我国还要取消行政审批200项以上。但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的任务还非常艰巨，据美国传统研究基金的数据，2013年中国经济自由化指数为51.9分，在177个国家中排名第138位，处于“比较压抑”的程度，[7]在市场主体的形成、市场准入的程度、市场中介的发展以及市场制度的建设等方面仍然比较滞后。质量的公共服务能力的不足是我国市场发展动力仍然不足的突出表现。

十一　产品质量水平促进区域社会幸福感的提升

经济增长质量还需要注重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幸福感受到收入、消费、社会保障、环境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产品（含服务）质量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还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比例，从而促进社会分配的公平性。[8]工程和环境质量的提高可显著改善消费者对其生存环境的满意水平，因此微观的产品质量对于提升幸福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质量观测的数据表明，一个地区的质量指数与其幸福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在中央电视台所发布的2013年幸福感城市前20位名单中，天津、杭州分别排名第5位和第9位，在质量观测调查的所有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中，这两个城市在质量发展指数上也是排名前列，其中在质量安全性指数中天津、杭州排名第1位和第2位，在质量满意指数中天津、杭州分别排名第1位和第3位。由于质量观测调查与幸福感调查的样本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两者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但是在前10名的城市中有两个城市的排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表明了质量促进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这一理论假设可以得到实证数据的验证。

综上，微观的产品质量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可概括如图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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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虹、陈昕洲、罗连发：《质量强国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宏观质量研究》2013年第3期，第2页。

[2]程虹、李丹丹：《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基于微观产品质量的解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7页。

[3]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数据来源：新华社中国金融信息网（http://dc.xinhua08.com/17/）。

[7]数据来源：“2013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Country Ranking”（http://www.heritage.org/index）.

[8]程虹、李丹丹：《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一般理论——基于产品质量的解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