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现阶段，以中国为立足点，围绕“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这个论题展开研究，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价值与意义。

就理论层面来看，无论是现代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大学治理，都属于学术领域方兴未艾的热点话题，并且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因此，“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这一研究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深化与扩展。由于行为主义在二战后的流行，国家一度被作为一个“陈旧的概念”排除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之外。但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家”再度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分析的核心范畴。在这一背景下，以安东尼·吉登斯、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克波、约瑟夫·R.斯特雷耶、贾恩弗朗哥·波齐、弗朗西斯·福山等为代表^[9]，一批西方政治和社会学者以欧洲为主要分析对象，开始重新梳理国家的概念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检视传统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分界与转换，探讨现代国家的基本内涵与建构逻辑，反思新兴独立国家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与策略。我国学者比较密集关注和研究这一问题始于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以胡鞍钢、王绍光、邓正来、徐勇、任剑涛、常士訚、林尚立等学者为代表^[10]。这些学者在引介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国家及其构建的相关理论和观点的基础上，着眼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转型的实际，一方面从理论上进一步梳理国家的诞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界分以及现代国家的内涵特征与实践指向；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自清末“新政”以来，经历民国时期、新中国前30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国家建构的曲折历程、经验教训。两个方面共同的理论指向在于试图探寻和建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经验、教训与路径。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开始把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迁移运用到其他领域，如徐勇等学者将这一理论延伸至村民自治与乡村治理领域，任剑涛、史云贵、郭圣莉等学者将这一理论扩展至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和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陈琼则从组织变迁的视角考察现代国家建构与妇女公共参与的演变等。

以中国为立足点，围绕“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这个论题展开研究，既是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在纵向的深度上进行延伸，更是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在横向的运用上进行拓展。就理论的纵向深度推进而言，有别于已有研究集中于欧洲发达国家特别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诞生和发展历史的分析，这一研究以中国作为基本立足点，重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背景、现实境遇和逻辑走向进行考察、阐释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本书在梳理现有学者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研究进路基础上，注意从中国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从清朝末期以来中国所遭遇的特殊的现实发展情境出发，思考和探索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西方欧美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共性内容与个性特征，总结和梳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模式与演进逻辑，构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与此同时，本书将深入考察和描述中国这种特殊的现代国家建构模式与逻辑对与政治国家相对、但又密切关联的社会领域的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塑造和独特影响。笔者希望，这一研究能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拓展和延伸。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试图打破此前单一从教育学和管理学的视角研究大学治理的学科樊篱与陈旧界限，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迁移运用至现代大学治理领域进行分析。一方面，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动态描述自清末以来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段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及其与大学治理的互动关系，国家权力为何嵌入大学，如何嵌入大学，而大学又如何应对国家权力的这种进入，国家和大学之间究竟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动态关系，国家权力究竟如何深度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大学的治理机制，而大学的治理与发展又是如何影响甚至撬动现代国家建构，进而形成对现代国家建构的反作用的。另一方面，从功能、结构、过程、机制等多个维度，同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大学的现实状态进行深度描述，着力阐释国家权力对现代大学治理的塑造以及大学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与机制。笔者希望，这一研究，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扩展，对于现代大学治理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于多学科交叉研究路径的探索，能够产生一定的价值与意义。

从实践层面来看，“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这一研究高度契合当代中国大学治理的迫切需求。如前所述，无论是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于处于追赶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治理无疑都是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国家和现代大学几乎同时起源于100余年前的清朝末年，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建立时间尚短、历史沉淀和制度基础相对薄弱，期间又都经历了政治动荡、战争困扰以及思想纷争等多重动荡、曲折、波动和反复，目前又共同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因此，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后发赶超”的现实需求和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政党—国家”对大学发展的深度介入；另一方面，现阶段已经形成的庞大的大学体系及其急切的发展需求又迫使不能包揽大学发展任务的国家—政党逐步开放和让渡部分空间，赋予大学自主、自治和自律的空间。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学治理既面临上述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的共性问题，又面临“后发赶超”的急切使命、政党与国家体制交织、现实基础薄弱和传统历史文化困扰等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情境，深陷政治与教育的复杂纠葛。进而言之，中国的大学治理显然不能简单模仿甚至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模式，又不能回避和无视现阶段客观存在、甚至日益尖锐的治理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以积极进取的姿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担负起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模式的艰巨使命与任务，建立起适应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有别于已有研究专注于对欧美现代大学制度的引介、模仿甚至复制，缺乏对中国特殊政治、历史与文化因素的充分观照，缺乏对大学的核心使命与作为学术组织之最根本特性的深入研究，停留于将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治理理论与模式进行评介、移植和引入等突出问题，“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这一研究将在对国内大学治理研究现状的细致梳理和评析基础上，紧紧抓住“现代大学制度无不深受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塑造”这一关键问题，在深入分析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指向的基础上，借助对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分析，提炼和概括出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一方面，研究着眼历史，深入细致地梳理一百余年来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揭示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研究立足现实，重点从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逻辑关联入手，着力中国现代大学在基本功能与使命任务、内外部的组织体系与结构框架、实践运行中的过程与机制等方面进入，深入比较中国大学治理与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理念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大学治理的经验模式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与此同时，研究还将运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连接国家与大学治理之间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描述和深度解析，既是对上述理论分析和观点的验证，也是旨在更为客观和细致地呈现现阶段中国国家与大学治理中，政党、政府、大学、教师、学生、社会等各方面力量交织互动的复杂生态和治理逻辑。我们希望，这种基于现代国家和现代大学治理深度关联的实践性研究，对于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治理，构建适应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传统，既满足国家建构需求又符合大学自身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