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五四运动前后：实用主义中国之旅顺利启程，果实累累

当人类历史跨入20世纪之际，西学东潮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繁荣景象。作为一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美国实用主义，在我国迅速形成传播高潮，就是这种繁荣景象的一个主要体现。这并非偶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1840年鸦片战争，由于满清统治王朝的腐败无能，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我国一步一步地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对灾难深重的国家，我国忧国忧民之士提出效仿西方“船坚炮利”，以抵御列强的侵略。当时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一句著名的口号：“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以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富国强兵之路，是抵御列强入侵之上策。从而在我国出现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高潮，派遣学生到欧美留学，建立翻译机构，出版了大量西方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等的译著。例如我国近代著名数学家李善兰（1810—1882）同西方两位学者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re）、艾约瑟（Joseph Edein）共同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英国19世纪著名数学家梯莫更（A.Demorgan）著作《代数学》、美国科学家罗密斯（E.Lomis）著作《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英国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著作《谈天》，以及介绍牛顿三大定律的物理学著作《重学》。我国另一位近代著名化学家徐寿（1818—1884）在江南造船局工作期间翻译了《汽机发轫》、《化学监原》、《化学求数》、《物理遇热改易记》等十多种著作。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对于打破封建的闭关自守，促进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开拓人们的眼界，解放思想都起着一定作用。但是企图通过效仿西方“船坚炮利”，以引进科技求强求富，走“科学救国”之路，在当时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之下，完全是一种幻想。所以“以夷制夷”，不仅不能抵御外侵，反而会“引狼入室”。鲁迅先生一针见血指出：“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1]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后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步步紧逼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点。

甲午战争失败后，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界名人，一方面在政治上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认为变法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唯一出路。变与不变，全变与小变，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康有为在《上清皇帝第六书》中说：“顺变者兴，逆变者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系统地提出变君主制为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另一方面把目光从效仿西方“船坚炮利”，转向引进与传播西方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康有为指出：“尝考太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他所谓“穷理劝学”是指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学术。严复认为：以往学习西方的做法，就像蜜橘移到淮北成为酸枳一样，事倍功半，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汽机兵械，船坚炮利，均非命脉所在。真正命脉在于：学术上“黜伪而崇真”，政治上“屈私以为公”。这是说，在学术上要有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学说，其中最主要的是指他推崇的重实验、重印证的经验论和科学方法（经验归纳法），在政治上是指他所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

据统计从1896年到1907年，仅十年期间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译著就达一百多种，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

蔡元培在《50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说：“50年来，介绍西方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成为我国系统地介绍西方进化论的第一本著作。他以进化论为武器，批判“好古而忽今”的复古主义，在当时思想界影响甚大。在《天演论》译文的按语中，他以简明的语言介绍与传播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五大哲学家及其思想。严复于《天演论》之外，他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他翻译了《穆勒名学》。同时他还写著作介绍弗兰西斯·培根的经验论和经验归纳法，反对唯古是从、唯书至上，提倡要读社会这部“无字之书”。他称培根“为今世之圣人”。

继严复之后，梁启超又是一位西方哲学的积极的传播者，他写了大量著作介绍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其中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霍布斯、孟德斯鸠、康德等。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称培根、笛卡儿为“近代之圣人”，他们的学说“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认为培根的经验论“一洗以前空想臆度之旧习，而格致实学，乃以骤兴”。笛卡儿哲学及其怀疑论“一洗奴性，而使人内返本心，复其固有之自由。”称赞“笛卡儿之功，不在禹之下也”。他在1903—1904年间在《新民丛报》连载《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文章，称康德是超越时代的伟人，“康德者，非德国人，而世界之人也；非十八世纪之人，而百世之人也”。同时还较系统地介绍了《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思想要义，指出康德的“理性”有三个作用：“视听作用”、“考察作用”和“推理作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但是革命果实，很快就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军阀手中，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全国人民仍处在专制统治的灾难之中。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失败充分说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它不可能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一次批判与冲突，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仍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辛亥革命后，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这为我国民族工业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我国资产阶级势力也随之壮大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为代表的知识界名人，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封建反军阀官僚统治的革命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以科学和民主为主题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力地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西方哲学在我国的传播，当时掀起了康德哲学、尼采哲学、柏格森生命哲学和实用主义在我国传播高潮，这是时代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

康德哲学此时备受人们青睐，究其原因是由于康德思想贯穿着科学与民主精神。正如贺麟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中指出的：“这情形大概是和五四运动开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相联系，因为康德知识论是和科学相关的，要讲科学的认识论就要涉及康德知识论。另外康德的意志自由，讲实践理性，这就必然同民主自由相关，因此，这时期传播介绍康德哲学是学术理论界的中心内容。”

尼采哲学反传统的叛逆精神，反权威的革命精神，反对偶像，蔑视落后，提倡个性解放的个人战斗精神，柏格森哲学宣扬生命冲动与无限创造力，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这两种哲学很自然就和我国当时反封建反专制，提倡科学与民主精神融合在一起。

实用主义哲学极力提倡的实验科学方法论，着重阐发的实践、效用的真理观，以及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广为宣扬的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主义教育等，既反映了我国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反对脱离实际的陈腐的“皓首穷经”的学风，提倡新文化和新学风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人们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要求。

这个时期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高潮的重要标志，是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在华期间被邀请到十一个省市的教育团体讲演，并受到热烈欢迎，他的讲演分别刊登在多种杂志和报刊上。另外，我国学者撰写发表的介绍、评述实用主义（主要是杜威思想）的文章甚多，据不完全统计，仅杜威在华期间前后，发表的有关文章就有数十篇：

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 陶行知 《金陵光》 1918.4/9：4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 陶行知 《新教育》 1919.2/1：1

实用主义的方法论 徐彦之 《晨报副刊》1919.3.22—25

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 陶行知 《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3.31/6

试验教育的实施 陶行知 《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4.14/8

实验主义 胡 适 《新青年》 1919.4.15/6：4、5

实用主义之要旨 周兆沅 《晨报副刊》 1919.5.19—21

实用主义评论 朱谦之 《新中国》 1919.7.15/1：3

新教育 陶行知 《教育潮》 1919.9/1：4

实验主义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 梦 麟 《星期评论》1919.10.10

杜威论思想 胡 适 《觉悟》 1919.6.27—30、7.1

杜威之哲学的根本观念 胡 适《新教育》 杜威号 1919/3

杜威之论理学 刘经庶 《新教育》 杜威号 1919/3

杜威之伦理学 蒋梦麟 《新教育》 杜威号 1919/3

杜威之教育原理 蒋梦麟 《新教育》 杜威号 1919/3

杜威之道德教育 胡适之 《觉悟》 1919.7.6—9

杜威的教育哲学 胡 适 《觉悟》 1919.7.14—19

杜威哲学概要 夏丏尊 《教育潮》 1919.8/3

杜威论思想 张东荪 《新中国》 1919.11/1：2

杜威博士的德育原理 希 志 《新潮》 1919.10./2：1

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 胡 适 《新教育》 1919/1：3

杜威教育的观念 许文锵 《新学报》 1920.1/1

孟轲杜威二家的教育学说 张明道 《新陇》 1920/1、2

对杜威“试验主义”的感想 希 平 《觉悟》 1920.7.27

杜威著作目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1920/4：5

杜威与罗素 石 岑 《学灯》 1921.1.10

杜威论哲学改造 衡 如 《东方杂志》 1921.4.25/18：8

杜威先生与中国 胡 适 《东方杂志》 1921.7.10/18：13

评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费觉天 《评论之评论》1921/1：2

杜威论中国思想 刘伯明 《学衡》 1922.5/5

评杜威之教育哲学 吴江冷 《学灯》 1922.10.22

和杜威博士关于宗教的谈话 徐宝谦 《生命》 1922/3：1

（注：记号排列：年、月、日，卷、期。例：1919.4.15/6：4，即1919年4月15日，第6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