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研究意义

一 选题的理论意义

国内外对于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赶超战略关系的研究颇多，但从后发劣势角度来探讨经济赶超战略的并不多。其实不然，自英国实现工业化以来，世界上真正从落后国家进入先进国家的并不多，而保持经济赶超成果的国家更少之又少，在近代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有德国、日本、原苏联取得了经济赶超的成功，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的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100多个国家却只有韩国一个中等规模国家和几个小城邦获得了工业化的有限成功，其中还夹杂着苏联工业化的倒退、拉丁美洲的逆工业化。如果仅仅从后发优势角度来看待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世界上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除去第一波工业化成功的国家以外，真正实现工业化后来居上的国家却寥寥无几，并且，随着现代化的高级化，赶超成功的国家却越来越少。看来，后发国家在面临着诸多后发优势的同时，更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后发劣势，并且这些后发劣势随时间而递增，对于今天的后发国家来说，后发劣势对于经济赶超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后发优势，严重影响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在继续关注、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更应该认真分析后发国家面临着哪些后发劣势，研究如何克服这些后发劣势，使经济的赶超变为现实。

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如何实现经济的赶超是其永恒主题，从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到苏联的工业化理论，从结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今天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经济赶超目标一直贯穿于发展经济学的始终。自英国实现工业革命以来，各独立民族国家都把经济赶超、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加入独立国家行列，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当然，发展经济学并不把经济的赶超作为唯一目标，但所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无不把经济赶超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否则，发展经济学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然而，随着现代化的高级化，传统的线性发展观已经落后于时代，后发劣势的递增已经使后发国家的落后全面化，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资本等各个方面，当前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不再是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论时期的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由于传统的发展理论对于后发国家当前面临的发展困境认识不足或不全面，导致传统的发展战略纷纷失效，造成发展的危机，也动摇了发展经济学的地位，使其走向衰落。

发展经济学的衰落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发展问题本来就有其特殊性，受当时各国的国内外环境、历史遗留的文化制度影响，并受国内的经济结构、阶层结构、种族关系等诸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想把成功的经济赶超战略向历史背景、国情差别很大的其他后发国家移植，很有可能造成水土不服，导致教条主义的失误，使发展结果事与愿违。但是，发展理论如果完全缺乏普遍性意义，理论就缺乏指导作用，没有价值，因此，如何在特殊性中找出共性，在共性中兼顾特殊性，把普遍性的理论与各国具体的国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发展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全部融入主流经济学或和主流经济学彻底决裂都不可取。从现实来看，全球性经济危机与全球性生态与能源危机正在不断恶化，发展经济学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却刚刚起步，导致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滞后于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蔓延使后发国家发展环境进一步恶化，而政府失灵则导致后发国家严重的社会危机。发展战略的贫困与发展环境的恶化使后发国家的发展困难重重，发展经济学由于难以合理地回应这些发展危机导致了其发展的衰落。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认真总结，在进一步深刻认识后发国家发展环境的基础上促进发展经济学的复兴，为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的现代化叫“摸着石头过河”，似乎很盲目，其实不然，中国的现代化也有规律可循，毛泽东时代基本采用苏联模式的赶超战略，改革开放前期基本采用的是东亚模式，当前则是东亚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混合，这些片面的发展战略在取得短期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导致后发劣势的递增与长期化，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将长期破坏市场的完善与民主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导致经济的长期依附性发展，集权体制的长期存在导致金权勾结的普遍化，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危机，而全球生态与能源危机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如果不对传统的发展战略进行及时转型，不能对全球化、全球能源与生态危机做出合理反应，中国的经济赶超将难以成功。

二 选题的现实意义

随着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急剧衰落，发展问题越发凸显出来，原有的发展理论已经很难指导今天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新自由主义战略由于脱离后发国家的国情，也没有对全球化与生态、能源危机做出合理反应，加上浓厚的意识形态性，使新自由主义实践鲜有成功，无论是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实验，还是俄罗斯、东欧的休克疗法，效果都不理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导致东亚模式的蜕变，在东亚文明日益消解的情况下，长期掩盖的制度缺陷加剧了政府失灵，导致东亚模式的衰落，只有进行必要的制度转型，东亚才能继续经济的赶超发展。至于非洲，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由于其后发劣势的不断累积，已经深陷贫困化陷阱而难以自拔，经济发展停滞，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可能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如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对传统发展战略进行合理扬弃并做出理论创新，对于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通过对东亚模式的模仿，在不断扩大私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获得了经济的赶超式发展，迅速缩小了和周边国家经济的差距，也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发优势递减，后发劣势递增，世界能源与生态危机的加剧也使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困难重重。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后发劣势的威胁与日俱增，经济的依附性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安全，技术的依附导致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政府的软化导致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能源与生态危机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的现代化陷入后发劣势的陷阱，面临着夭折的风险。从历史来看，经济发展的短跑冠军很多，如苏联、南非、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肯尼亚、伊朗等，然而，长跑成功的国家却并不多，仅有德国和日本，也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痛苦的民主转型之后才获得成功。相对于中国，阿根廷、南非等国家曾经有过比我们现在更好的发展条件、更高的人均产值、更多的发展优势，但后发劣势依然无情地把它们推入后发劣势陷阱而不能自拔。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不仅要充分利用递减的后发优势，更要认真分析递增的后发劣势并积极创造条件克服这些后发劣势，避免陷入后发劣势陷阱。

在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一些人或被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冲昏了头脑，或是为了博取某些集团的欢心大肆鼓吹盛世论、崛起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对于日益临近的危机视而不见。虽然高层领导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强调艰苦奋斗、居安思危的必要性，但盛世论、大国崛起论在一部分人中依然很有市场，这些浮躁的思想极大地掩盖了当前中国存在的许多严峻社会问题，产生麻痹意识，延缓了迫切需要的社会改革，如果不进行澄清，极易使我们的发展战略脱离实际，产生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现实国情有一个深刻了解，使发展战略更符合中国实际，以避免中国现代化误入歧途。与崛起论相反，中国现实的国情是：虽然经济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近30年，但由于底子薄，中国人均收入还很低，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表的权威报告显示（《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中国经济现代化水平相当于1858年的英国、1892年的美国、1957年的日本、1976年的韩国经济现代化水平；要到2050年，中国综合经济水平才相当于2002年美国的水平，前提是中国经济还要保持50年持续高速发展，因此中国离崛起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中国也不是盛世，盛世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方面中国人均收入刚刚进入下中等国家水平，按联合国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贫困标准计算中国还有2亿多贫困人口；社会方面中国社会分配极度不公，基尼系数位列世界前茅，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大，税负指数排名全球第二，矿难死亡人数占全世界矿难死亡人数的80%；政治方面腐败蔓延，金权勾结严重，法制不健全，民主不完善，盛世的依据也不充分。事实证明，中国离崛起、盛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们只有正视中国的后发劣势，强化民族危机意识，尽快地推进各项改革，才能克服各种后发劣势，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否则，一味地自欺欺人，以增长来代替发展，以稳定来拒斥改革，只会重蹈阿根廷、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覆辙。

对于中国面临的发展危机，国内外一些有识之士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澳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专门从后发劣势角度分析了东亚模式长期路径依赖的危害，特别强调了制度转型的必要性，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积极回应，但由于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原因，讨论很不充分。对于国内面临的社会危机，学者们分别提出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对于中国面临的生态、能源危机，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新型工业化战略被提了出来，但影响有限。对于西方文化冲击下国内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崩溃导致的精神危机、社会失范的加剧，国内一些学者提出重振新儒学的主张，并获得海内外华人精英的积极响应。应该说，国内对于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在逐渐深入，但是，由于中国学科领域之间缺乏交流，学者们所提出的对策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加上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必然导致发展战略脱离中国具体国情，而且中国学者务实精神不足，阶层之间利益急剧分化，使各种战略都受到狭隘阶层利益的影响，最终导致各种发展方案的片面性与有限意义，难以全面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由于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经济只是基本面，在其上的还有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没有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经济发展战略不能获得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支撑，赶超就难以获得成功，东亚模式的兴衰就在于此。然而，在发展战略上，我们一般忽视政治体制创新，更忽视文化的创新，导致发展战略的片面。因此，如何从世态、生态和心态各个角度全面了解中国的后发劣势，突破传统思维和西方文化霸权的束缚，全面地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创新，制定出合理的发展战略，以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发展危机，依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只有全面而深刻地认识递增的后发劣势，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经济学的复兴，为当前各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只有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根据变动的环境合理地调整发展战略，我们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帮助后发国家取得经济赶超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