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句丽与汉魏西晋王朝的封贡关系
高句丽是生活在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族属貊系。朱蒙建立的高句丽政权始于公元前37年,至公元668年为唐朝所灭亡,共历28王,存705年。
一 高句丽与两汉王朝的朝贡关系
朱蒙政权建立在汉玄菟郡内,经玄菟郡接受西汉朝廷的封赏、印绶、衣帻,“赐鼓吹技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主其名籍”,[46]保持与西汉的臣属关系。这样朱蒙可以放心大胆地向东北扩展其领土。先是驱逐了肃慎人,后来逼迫松让以沸流国降,接着于公元前32年“命乌伊、扶芬奴,伐太白山东南荇人国,取其地为城邑”,公元前28年“伐北沃沮,灭之。以其地为城邑”,[47]朱蒙的三次征伐巩固了其北部边防,随着实力的增强,其对西汉政权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48]其继承者琉璃明王即位后开始安定西边,于公元前9年计取鲜卑,“鲜卑首尾受敌,计穷力屈,降为属国”。[49]高句丽之所以能够在早期扩张中取得如此成就,是由于它尽量与中原王朝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得以专心对付周围对立的部族。
高句丽何时与西汉王朝确立臣属关系已无从得知,但从《汉书·王莽传》的记载来看,王莽篡位后,实行新政,强制收回西汉王朝颁发给各少数民族首领的印绶,而代之以新朝的印绶,“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进而王莽对少数民族政权“尽改其王为侯”,说明高句丽在王莽篡权之前已是西汉的藩属国,而非独立的国家,王莽将高句丽王改为侯,亦可见西汉王朝对其属国高句丽政权首领的封号是高句丽王。
王莽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压制的民族政策,导致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日益紧张,公元12年“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先是溃逃的高句丽人杀死辽西大尹田谭,后是王莽不听劝告,命令严尤进攻高句丽,“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传首长安”,又“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50]进一步激化了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矛盾。
汉末大乱,高句丽琉璃明王乘机扩张领土,14年灭梁貊,攻取了原属汉玄菟郡管辖的高句丽县。到大武神王时期,高句丽国力日升,于21年击败宿敌夫余,26年吞并盖马国和句茶国,[51]进入汉乐浪郡辖区,势力扩展到鸭绿江以东的朝鲜半岛地区,成为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中的佼佼者。
东汉建立后,其统治者吸取了王莽的教训,注意与少数民族保持友好关系。“建武八年,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52]从此,高句丽开始以政权的形式与东汉王朝有了朝贡关系。
高句丽共与东汉发生5次朝贡关系,主要集中于东汉前期,即124年前,即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53]建武二十五年(49),“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54]安帝永初三年(109)正月,“遣使贡献”。[55]永初五年(111),“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56]延光三年(124)十月,“遣使入汉朝贡”。[57]且这5次朝贡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即32年到49年2次,109年到124年3次。从49年到109年的60年内没有一次朝贡,这段时间高句丽和东汉的关系是时战时和,因而其对东汉的朝贡也就时断时续。
东汉建立之初忙于平乱,无暇东顾,高句丽大武神王乘机占领了乐浪地区。为了限制高句丽进一步向南扩张势力,给其一些惩罚,光武帝在国内形势稍微稳定时,于44年秋九月,“遣兵渡海,伐乐浪,取其地为郡县。萨水已南,属汉”。[58](萨水(今清川江)),此后东汉一直与高句丽以清川江为界。
高句丽民族“随山谷以为居,食涧水。无良田,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59]因此肥沃的辽东平原自是其垂涎之地。49年,高句丽慕本王“春,遣将袭汉北平、渔阳、上谷、太原”。[60]当时驻守辽东的太守祭肜,“肜为人质厚重毅……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61]不仅劝退慕本王的进攻,而且使高句丽和东汉“乃复和亲”。[62]同年,高句丽王向东汉朝贡,“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63]因此获得东汉王朝更多的赏赐。
即使如此,面对强大的东汉王朝高句丽统治者仍存有戒心,高句丽大祖大王三年(55),“春二月,筑辽西十城,以备汉兵”。[64]
大祖大王时期,相对安稳的环境使得高句丽国力上升,军事实力也随之提升,先后吞并东沃沮、曷思国、藻那部、朱那部,[65]完成对长白山以南地区的统一,使高句丽东部边境到达沿海地区。
然而在向西与东汉争夺辽东半岛的斗争中,高句丽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大祖大王在位时曾六次进攻辽东,均毫无进展。其间,一旦落败为缓和与东汉的关系,便遣使入汉朝贡。
105年,“高句骊寇郡界”“秋九月,辽东太守耿夔击貊人,破之”,[66]貊人即高句丽人。高句丽失败后,在东汉强大武力还击和威慑下,于109年,“春正月,遣使如汉,贺安帝加元服”。[67]111年,“宫遣使贡献,求属玄菟”,[68]宫即大祖大王,以示对东汉的归附。
沉寂几年后的大祖大王又于118年、121年、122年三次侵扰辽东,“王与貊袭汉玄菟”,“潜遣三千人,攻玄菟、辽东二郡”,“王与马韩、貊侵辽东”。[69]而东汉在夫余王的帮助下击退了高句丽的侵犯。于是高句丽王故技重施,于124年“遣使入汉朝贡”。[70]
此后到东汉末年,虽无高句丽与东汉朝贡的史料记载,但从高句丽与东汉王朝在辽东的拉锯战中,本初元年(146)秋八月,“王遣将,袭汉辽东西安平县,杀带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71]建宁元年(168),“汉玄菟郡太守耿临来侵,杀我军数百人,王自降乞属玄菟”,熹平元年(172),“汉以大兵向我”。中平元年(184),“汉辽东太守兴师伐我”。[72]可见尽管高句丽与东汉存在着边境冲突,但高句丽作为臣属东汉王朝的地方政权的性质并没有变,只是偶尔挑衅,一旦失败后,就乞降归附,东汉王朝也就偃旗息鼓,对于其朝贡与否并不刻意要求。
二 高句丽与曹魏和西晋王朝的关系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辽东襄平人公孙度乘机“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73]时“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74]“东夷九种皆服事焉”。[75]高句丽对身边崛起的公孙氏政权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策略。一面结好于公孙氏,一面暗中通好远方的东吴和曹魏政权,用以钳制公孙氏的势力,减缓其对自己的威胁。
高句丽虽然臣服于公孙氏政权,但双方为了各自的地方利益,也偶有战争,互有成败。197年,高句丽故国川王弟发歧与延优争夺王位发生内战时,发歧求助于公孙度,“伏愿假兵三万,令击之,得以平乱。公孙度从之”,[76]兵败,发歧自杀。209年,公孙康进攻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落”,[77]令高句丽元气大伤,无力再与公孙氏争夺辽东。
战败后的高句丽不得不借助东吴和曹魏的势力来维持其与公孙氏政权的稳定相处,要取得东吴和曹魏的支持,不免以朝贡的形式与东吴和曹魏建立臣属关系。吴主孙权吴嘉禾二年(233),“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78]吴嘉禾四年(235),“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79]三国魏明帝景初元年(237),“遣使如魏,贺改年号”。[80]
此时,公孙氏政权虽然臣服于曹魏,但曹魏在前方与蜀、吴的战争,迫使其对后方崛起的公孙氏政权只能采取怀柔的政策,234年“魏遣使和亲”[81]拉拢高句丽,借高句丽的势力牵制公孙氏势力的扩张。
东吴也积极派使臣联系高句丽以期搅乱曹魏的后方阵营,用以缓解曹魏对其前方战事的压力,“权遣使浮海与高句骊通,欲袭辽东”。[82]“其年,宫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旦等见权,悲喜不能自胜。权义之,皆拜校尉。间一年,遣使者谢宏、中书陈恂拜宫为单于,加赐衣物珍宝。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陈奉前见宫,而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以吴使自效。奉闻之,倒还。宫遣主簿笮咨、带固等出安平,与宏相见。宏即缚得三十余人质之,宫于是谢罪,上马数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诏书赐物与宫。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还”。[83]由上可知,东吴主动与高句丽联络后,高句丽王曾于233年、235年两次向东吴朝贡,东吴不仅赐衣物珍宝与宫,而且拜宫为单于,承认其为地方独立政权,目的就是希望高句丽能与东吴联手对付曹魏。
但由“(高句丽王)宫受魏幽州刺史讽旨,令以吴使自效”[84]可知曹魏对高句丽与东吴通好是大为光火,威逼高句丽:如果东吴再派人前来,一定要杀掉。236年春二月,“吴王孙权遣使者胡卫通好,王留其使”,[85]秋七月,“高句骊王宫斩送孙权使胡卫等首,诣幽州”。[86]从此彻底中断与东吴的联系,一心与曹魏交好。237年,“遣使如魏,贺改年号”。238年当魏讨伐公孙渊时,高句丽“王遣主簿大加将兵千人助之”。[87]
公孙政权灭亡后,高句丽直接与曹魏交界,双方边境冲突不断,242年,高句丽东川王“遣将袭破辽东西安平”。[88]246年,为了惩治高句丽的这种叛逆行为,曹魏命幽州刺史毌丘俭伐高句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89]次年,毌丘俭二次征讨高句丽,东川王败逃到北沃沮,毌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追击,“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返。[90]毌丘俭的两次征伐给高句丽以沉重打击,使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都无力向辽东扩张其领土。此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安定局面。但从史料上看,在魏晋之交的这几十年中,未有高句丽朝贡中原王朝的记载。
西晋建立后,在东北设置护东夷校尉府,专管东夷各族事务,高句丽、夫余、沃沮等族都受东夷校尉管辖。终西晋一朝很少见高句丽向西晋朝贡的记载,但从高句丽接受西晋的封官,如“高句丽率善仟长”、“高句丽率善百长”,[91]表明其与西晋的隶属关系始终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