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鲜卑与东汉魏西晋王朝的封贡关系

1世纪中叶至4世纪后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东部鲜卑人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未受中原地区政权更迭而完全中断，仅在檀石槐时期拒绝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五胡十六国时期东部鲜卑中的慕容氏又先后建立起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政权，其中以前燕所表现出的边疆民族内附、立国、称王（称帝）过程中与中原王朝之间朝贡活动变化轨迹最为鲜明。

鲜卑人的先世是东胡人，西汉初期，东胡为匈奴冒顿所击溃，分为乌桓、鲜卑二部，其中“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54]退保鲜卑山的那支东胡族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鲜卑族。鲜卑之所以不通于西汉王朝，不仅在于受乌桓所阻，还受制于匈奴势力的影响。^[55]鲜卑经常与匈奴、乌桓一并寇掠东北边疆，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鲜卑与匈奴入辽东，辽东太守祭肜击破之，斩获殆尽，……由是震怖。及南单于附汉，北虏孤弱。”^[56]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东部鲜卑在辽东太守祭肜的招抚下，成功地与东汉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

1世纪中叶至4世纪后期，鲜卑人的分布状况随着时空变化而有所不同。从《晋书·慕容廆载记》的记载来看，“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苖裔，世居北夷，邑于紫濛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57]《魏书·序纪》中记有，“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58]既然慕容与拓跋均以“鲜卑山”为号，二者是同族不同部，其所依之鲜卑山当不是同一座山，慕容部所依之鲜卑山在柳城县西南，拓跋部之大鲜卑山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鲜卑人最初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地区，西晋时期，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一带分布着东部鲜卑三部：慕容部、宇文部、段部。^[59]

东部鲜卑向东汉王朝的朝贡，可追溯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这年“鲜卑始通驿使”，同卷又载，“其后都护偏何等诣祭肜求自效功，因令击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斩首二千余级。其后偏何连岁出兵击北虏，还辄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此后，东部鲜卑与中原王朝维系了三百余年的朝贡关系。

直到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六年（391）秋七月，鲜卑向中原王朝的朝贡活动共69次。在鲜卑向中原王朝的朝贡活动中，共包括了3次内附和一次归附。《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建武三十年（54）春正月“鲜卑大人内属朝贺”；《晋书·武帝纪》中，咸宁三年（277）“是岁，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晋书·武帝纪》中还记有太康十年（289）“鲜卑慕容廆来降，东夷十一国内附”。而《通志》卷二〇〇中记载了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求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但结合上述4次鲜卑内属、内附及归附的记载来看，此时期鲜卑的内属、内附及归附与朝贡活动当是同时进行的，在自愿接受中原王朝统治，取得中原王朝的臣民资格后，仍然会“返回故乡”，与中原王朝保持“间接的政治、经济关系”。北魏初期，东部鲜卑向北魏朝贡，而与南朝无涉，至北魏道武帝登国五年（390）“慕容垂止元觚而求名马，帝绝之”之后，东北亚地区的鲜卑人与中原王朝的朝贡活动不见于史籍记载。尽管此条记载无确切遣使朝贡的记录，但从“帝绝之”来判断，当有后燕派遣使节到北魏之迹象。

东部鲜卑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曹魏齐王正始元年（240），为鲜卑诸部分别向中原王朝朝贡；后期从曹魏齐王正始五年（244）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六年（391），为慕容、宇文、段部鲜卑向中原王朝朝贡。

一 鲜卑各部对东汉、曹魏的朝贡

前期东部鲜卑入东汉、曹魏朝贡有明确记载的共34次，有学者将东汉时期东部鲜卑与东汉王朝之间的正式隶属关系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东汉初至明、章二帝，即公元1世纪80年代以前，是汉王朝建立对鲜卑正式管辖关系的时期；第二阶段，从和帝年间（89—105）至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时叛时服，与汉王朝的关系比较紧张；第三阶段，是鲜卑领袖檀石槐的崛起”。^[60]结合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曹魏齐王正始元年（240）东部鲜卑的朝贡活动来看，现将这近200年时间划分为五个阶段予以探讨。

第一阶段：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四年（49—61），此阶段有明确记载的朝贡活动共有8次。其中鲜卑大都护偏何遣使朝贡6次，仅建武十五年（39）就有5次，永平元年（58）“鲜卑都护偏何击破赤山，斩其魁帅，持首级诣辽东受赏赐”一次。鲜卑大人于仇贲朝贡2次；其中一次与满头一并朝贺，即建武三十年（54），“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诣阙朝贺，慕义内属。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61]与建武三十一年（55）秋九月“鲜卑大人于仇贲率其种人贡献。封贲为王。”^[62]此二次朝贡活动，均记有封鲜卑大人于仇贲为王一事，但考虑到此二次朝贡时间一为建武三十年，一为建武三十一年九月，则暂将其分为2次。

这一阶段东部鲜卑之所以能够同东汉王朝维系25年的朝贡活动，与东汉王朝所任用的郡吏得力有直接关系。自建武十七年（41）开始，祭肜拜为辽东太守，此后多次击破匈奴、鲜卑寇边，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为建武二十一年（45）秋季，数万骑鲜卑骑兵寇略辽东郡，祭肜仅亲率数千兵丁出击，鲜卑军大多奔走，溺水而死者超过半数，东汉军队一直追至塞外，斩杀鲜卑军三千多人，缴获数千匹战马。经此一战，鲜卑不敢再度进犯辽东郡。祭肜也因此而意识到匈奴、赤山乌桓、鲜卑三方联合，是对东汉边郡的一大威胁，便于建武二十五年（49）改以招抚的方式利诱鲜卑，才使得东部鲜卑大都护偏何遣使奉献，归附东汉王朝。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祭彤卸辽东太守任。在祭彤任辽东太守这28年中，成功地维系着与鲜卑的朝贡关系。

第二阶段：东汉明帝永平五年至东汉和帝永元五年（62—93），这一阶段虽无东部鲜卑朝贡活动的确切记载，但从祭彤死后，“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来看，东部鲜卑的朝贡活动依旧存在，只是没有祭肜健在时密切而已。另据祭肜之子祭参任辽东太守期间，“永元中，鲜卑入郡界，参坐沮败，下狱死”来看，^[63]鲜卑的寇边行为开始复苏。

第三阶段：东汉和帝永元六年至顺帝永建二年（94—127），此阶段有明确时间的朝贡活动共有5次。永元六年，鲜卑大都护苏拔廆因助东汉乌桓校尉任尚征讨南匈奴有功，永元七年正月而受封赏，“乌桓校尉任尚将乌桓、鲜卑，合四万人讨之。时南单于及中郎将杜崇屯牧师城，逢侯将万余骑攻围之，未下。冬，邓鸿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向满夷谷。南单于遣子将万骑，及杜崇所领四千骑，与邓鸿等追击逢侯于大城塞，斩首三千余级，得生口及降者万余人。冯柱复分兵追击其别部，斩首四千余级。任尚率鲜卑大都护苏拔廆、乌桓大人勿柯八千骑，要击逢侯于满夷谷，复大破之。前后凡斩万七千余级。逢侯遂率众出塞，汉兵不能追。七年正月，军还。冯柱将虎牙营留屯五原，罢遣鲜卑、乌桓、羌胡兵，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又赐金帛”。^[64]其中虽无鲜卑朝贡之记载，但从鲜卑助汉伐南匈奴后，“封苏拔廆为率众王，又赐金帛”的记载来看，从永元六年（94）开始，鲜卑再度接受了东汉王朝的领导。自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起，鲜卑恢复了向东汉的朝贡，但从史书记载来看，在鲜卑大人燕荔阳朝贡地点、赏赐者、赏赐物品等问题上略有分歧。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分析，“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是后或降或畔，与匈奴、乌桓更相攻击”^[65]，鲜卑大人燕荔阳的此次朝贺行为，不仅获得东汉所赏赐的印绶，可以“赤车参驾”，还开通了与东汉之间的互市贸易，并“筑南北两部质馆”，使鲜卑的各部落纷纷遣使入质。辽西鲜卑大人乌伦一次；其至鞬一次，即永宁元年（120），“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诣邓遵降，奉贡献。诏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众侯，赐彩缯各有差”。^[66]

第四阶段：东汉顺帝永建三年（128）至灵帝后期，这一阶段东部鲜卑无明确的朝贡活动见于史籍记载。此阶段恰值檀石槐崛起时期，檀石槐逐步统一鲜卑各部，势力扩展迅速，马长寿先生认为：

檀石槐领导下的部落军事大联盟的范围很广，包括了整个蒙古草原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它的划分是这样的：（一）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为东部，共二十多个邑。大人有四：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二）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共十多个邑。大人有三：柯最、阙居、慕容等。（三）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共二十多个邑。大人有五：至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上述十二个大人皆为大帅，都制属于檀石槐。现在对上述十二个大人的来历、族属以及实力略加阐明。按《三国志·鲜卑传》云：“素利、弥加、厥机皆为大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初不为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此所云素利等三人的所在地与王沈《魏书》所云“从右北平以东至辽”合。同传又谓厥机死于汉末建安中，素利死于曹魏太和二年（228），弥加的死期不详。槐头，据姚薇元氏的考证即宇文氏的祖先宇文莫槐，“莫槐”为“莫槐头”的简译。《魏书·宇文莫槐传》云“世为东部大人”，与王沈《魏书》合。《周书·文帝纪》云：“宇文氏始居辽西。”然则槐头在三国时的居地在东部的辽西。中部大人中的慕容，《通鉴》胡注谓此为慕容氏之始。若然，则“慕容”原为大人之名，后世始演变为氏族之名。西部大人中的宴荔游，与《后汉书·鲜卑传》中的“燕荔阳”名称酷似。燕荔阳于汉安帝永初中（107—113）朝汉，邓太后封之为王，并给以印绶及车驾。他活到桓帝时（147—167），又参加了檀石槐组织的军事联盟，当为诸大人中年龄较高的一位。此外，还有西部大人推演，《资治通鉴》卷七七胡注云，西部大人中的推演就是拓跋魏始祖毛五世孙的推寅可汗（宣帝）。东汉政府又无力控制，延熹九年（166）夏，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后汉书·乌桓鲜卑传》）^[67]

无论是封赏还是和亲，都无法阻止檀石槐势力的扩张，此阶段檀石槐频繁寇边，边吏不能制，尽管东汉政府于177年派出夏育、田宴、臧旻出击鲜卑，仍没有取得胜利，致使东汉王朝损失惨重，直至181年檀石槐故去，东部鲜卑的军事联盟才随之瓦解，诸部纷纷独立，东汉的边疆危机也自然随之缓解。

第五阶段，东汉灵帝后期至曹魏齐王正始元年，此阶段见于史籍记载的东部鲜卑朝贡活动共15次。檀石槐死后，鲜卑诸部各自独立，新的统一联盟尚未建立。“《三国·鲜卑传》：鲜卑步度根既立，建安中，遣使献马，帝拜为王”，^[68]檀石槐的后裔鲜卑大人步度根5次朝贡，一次向东汉朝贡，4次朝贡曹魏；“鲜卑素利、弥加、厥机因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通市。是时，梁习为并州刺史，鲜卑大人育延尝为州所畏，而一旦将其部落五千余骑诣习，求互市”。^[69]鲜卑素利、弥加、厥机纷纷朝贡，以求通市，这一阶段，素利共朝贡3次，其中2次朝贡于东汉，1次朝贡于曹魏；弥加朝贡3次，2次于东汉，1次朝贡曹魏；厥机2次朝贡东汉；鲜卑大人育延1次朝贡东汉；鲜卑大人轲比能五次朝贡，1次于东汉，4次于曹魏；泄归泥1次朝贡曹魏。此阶段鲜卑各部大人之所以恢复与东汉王朝的朝贡活动，不仅在于继檀石槐之后，短期内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军事联盟，还与各部鲜卑大人欲谋求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有直接关系。延康元年（220）“鲜卑素利、弥加遣使献马，封加为归义王”。^[70]黄初元年（220）“鲜卑歩度根遣使献马，帝拜为王”。^[71]

二 慕容、宇文、段部鲜卑对中原王朝的朝贡

东部鲜卑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后期是从曹魏齐王正始五年（244）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六年（391）。这一时期慕容、宇文、段部三部分别朝贡，朝贡活动以慕容部为主。

后期有明确记载的朝贡活动为35次，依朝贡对象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向曹魏朝贡。时间为正始五年（244）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72]之所以将此次“鲜卑内附”作为东部鲜卑向中原王朝朝贡关系后期之开端，主要基于此内附之鲜卑当为东部鲜卑中的慕容部，换言之，自正始五年开始，鲜卑慕容部在东北的政治舞台上初露端倪。

第二阶段，向西晋朝贡。时间为咸宁三年（277）至晋惠帝永宁中（301）。此阶段东部鲜卑的朝贡活动有7次，其中有明确时间者5次。西晋武帝时期，内附的鲜卑部落呈递增趋势，自公元277年起“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73]逐步发展至遣侍子入贡。^[74]据《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三上太康二年（281）条载：“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居辽西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鲜卑慕容部首领至涉归时，曾被拜为“大单于”。太康五年（284），慕容廆被国人迎为慕容部首领，从“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来看，为取得出兵宇文鲜卑的合法权，慕容廆曾向晋武帝上表，遭拒。在出兵屡屡受挫之后，向西晋“乞降，帝嘉之，拜鲜卑都督”。同年五月，慕容廆谒见东夷校尉何龛。永宁中（301），慕容廆开仓赈灾，晋武帝“闻而嘉之，褒赐命服”。此后，慕容廆走上了勤王之路。

晋怀帝永嘉初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至晋愍帝“遣使拜廆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郡公”，终西晋一世，都曾对慕容廆政权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慕容廆在“晋怀帝蒙尘于平阳，王浚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时，慕容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表现出其尊西晋为正统的意识。

第三阶段，向拓跋鲜卑朝贡。据《魏书》卷一《序纪》载，“昭帝崩。徒何大单于慕容廆遣使朝贡”。另据《别本十六国春秋·前燕一·慕容廆》载：“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时，魏昭帝名禄官卒，弟穆帝名猗卢，总摄三部。先是，昭帝之世，廆为东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贤王普根击走之，至是与廆通好。”从《魏书》卷一《序纪》中记载的慕容廆朝贡时间为公元304年，而永嘉初“至是与廆通好”至迟发生于永嘉三年（309）之前来看，直至昭帝禄官卒后，鲜卑慕容部与拓跋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松动。而此一时期尚在西晋统治期间内，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个阶段，主要在于此时朝贡对象发生了变化。

第四阶段，向东晋朝贡。从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康七年（341），这一阶段东部鲜卑朝贡东晋的活动共有10次。此一阶段多次遣使上表于东晋，以寻求政治利益为主。尤其是在前燕朝贡过程中，需要详细分析的还有前燕向晋帝进表的内容。

慕容廆上书东晋始于建武元年（317）六月，即“景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75]单看上文记载很难判定慕容廆上书劝进的内容，事实上，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曾先后两次对慕容廆进行册封，均遭到慕容廆的拒绝，而“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即发生于慕容廆两次拒绝东晋元帝册封之间。在《晋书·慕容廆载记》中完整地记载了慕容廆此次上书劝进的全过程：“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让而不受”。也就是说，在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后，东晋元帝于“建武初”首次册封慕容廆为“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承认了慕容廆称雄一方的事实，但遭到了慕容廆的拒绝。为此，前燕征虏将军鲁昌劝说慕容廆时强调的是：“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也正是在鲁昌的劝说下，才有慕容廆“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一事的发生。等到晋元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廆将军、单于”^[76]时，再度遭到慕容廆的拒绝。在元帝初年，慕容廆虽然在朝臣的说服下承认了东晋为西晋的继承政权，也曾遣使于东晋，但是并未把自己归入到东晋的册封体制之内。

东晋成帝时期的咸和六年（331）秋，前燕君臣对慕容廆的官爵问题再度予以关注，“僚属宋诙等议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无别不足以镇华夷。共表请进廆官爵。参军韩恒驳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复之功，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后，九锡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宠，不亦荣乎？”其结果是“廆不悦，出恒为新昌令”，以参军韩恒遭贬的结果，足以体现出慕容廆对二派观点之争的倾向性。随后便发生了慕容廆遣使东晋，并书于太尉陶侃。此次慕容廆派遣的使者并没有实现其出使的目的，而是在去往东晋的途中“遭风没海”，故而，在前燕朝贡东晋的途中，起码有一段为艰难的海路，抑或此段海路开辟的时间不长，非前燕使团所熟谙。

在慕容廆所派遣的使者遭风没海之后，“廆复更写前笺，并赍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以慕容廆“位卑爵轻”为由，向陶侃请命，希望能够“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达到“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民，望风向化”的目的。陶侃答慕容廆书，“当今扬淮锐勇，飞廉超骥，收屈卢必陷之矛，集鲛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在答封抽等书中，陶侃婉言拒绝了封抽等人上书欲进封慕容廆为燕王的请求，使慕容廆在位期间没有得到东晋将其册封为“燕王”的封号。尽管慕容廆生前没有得到燕王之封号，但从慕容廆上书太尉陶侃后，陶侃答封抽等书中“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篚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伐段国，北击塞外，远绥索头，荒服献欵。惟北部未宾，屡遣征讨，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国（一作官）摧勒，然忠义竭诚，见于辞表。今腾笺上听，可否迟速，当在天台也”的记载来看，慕容廆确有建立独立政权之实，只是尚未得到东晋成帝的承认而已，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割据政权之属性。

据《别本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二·慕容皝上》载：咸和八年（333）夏五月，“廆卒，皝嗣辽东公位，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六月，遣长史渤海王济等告丧于晋”，慕容皝嗣位后，派遣使节王济前往东晋告丧。慕容皝嗣位之初“用法严峻”，引起前燕政权内部叛乱。慕容皝同母弟慕容仁占据平郭割据，咸和九年（334）秋八月，慕容皝派往东晋的使节王济返回辽东。晋成帝派遣御史王齐祭奠慕容廆，并“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均被慕容仁扣留。直至咸康元年（335）冬十月，“慕容仁遣王齐等南还，齐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风不至”。同年十二月，“齐等至棘城，皝始拜朝命”，慕容皝始接受东晋的册封。

咸康二年（336）春正月，慕容皝从海陆征讨慕容仁，得胜后慕容皝遣使上表于东晋。同年九月，皝遣兼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杨景将东晋使臣送王齐、徐孟等护送还建康。遗书于侍中顾和：“今致绣靴一”，并致书于大司马桓温。温答皝书曰：“承将军厉奋戎武，激扬士卒，鼓角长鸣摧折奸宄”。咸康六年（340）秋八月，慕容皝认为虽然称为燕王，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东晋的册封，便派遣长史刘翔（一作祥，下同）、参军鞠运献捷于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刻期大举讨平中原”。慕容皝在听闻东晋权臣庾亮死后由其弟庾冰、庾翼继为将相之事后，上表于晋成帝。慕容皝引经据典对历史上后党专权的实例予以解析，指出晋成帝时期庾亮擅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表达了对其弟庾冰专权之忧，提出“臣常谓世主若欲荣显舅氏，何不封以藩国，丰其禄赐，限其势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意欲说服成帝进封其为“燕王”。与此同时，又书于庾冰。慕容皝在致庾冰的书信中，肯定了庾氏兄弟在东晋的显赫地位，并以历代王朝中母族专政的负面效应，借以规劝庾冰守臣礼，更重要的则是慕容皝提出，“吾尝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强调了分封藩国对维护东晋统治的益处。前燕长史刘翔等携慕容皝书至建康已是咸康七年（341）二月乙卯。此次刘翔出使东晋，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进封慕容皝为燕王的使命，使晋成帝承认了前燕政权的合法性，也使学界产生了将此作为前燕之始的观点。

第五阶段，向拓跋鲜卑朝贡。从时间上看，主要是从昭成帝四年（341）至道武帝登国六年。从此，慕容鲜卑的朝贡活动以向拓跋鲜卑为主。其中昭成帝时期9次，道武帝时期7次，其中通婚活动6次。晋永和八年（352），慕容儁僭即皇帝位，建元元玺，定国号为大燕。此时东晋遣使者诣见慕容儁，儁对东晋使臣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天子矣。”至此，前燕断绝了与东晋的朝贡关系。

东部鲜卑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后，无论是东部鲜卑的各部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还是接受朝贡一方的中原王朝各政权，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丰厚的赏赐，二是寻求政治利益，三是通婚。

从西汉时期开始，鲜卑多次与匈奴、乌桓一道寇抄北部边疆，直至建武二十一年被辽东太守祭肜击破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鲜卑与东汉王朝建立起了朝贡关系。寻求政治利益始终是东部鲜卑朝贡的主要目的。而朝贡关系的维系是靠双方的互动来维系的，不仅仅是东部鲜卑遣使中原王朝诸政权，也包含着中原王朝曾遣使东部鲜卑的内容。其中以慕容鲜卑受封的情况最为典型。从曹魏建立政权之初至永和五年期间，中原各政权都曾对慕容鲜卑首领进行册封。尽管中原王朝各政权向慕容鲜卑所授各封号并未完全被慕容鲜卑首领所接受，但从中体现出的政治利益还是非常明显的。

慕容鲜卑朝贡的通婚目的，则主要集中在与拓跋鲜卑之间的朝贡活动中。《魏书》中记载了由拓跋鲜卑所建立的政权也曾遣使于前燕、后燕的情况，在拓跋鲜卑向前燕、后燕遣使的10次活动中，有2次专程以通婚为目的。至道武帝登国五年（390）后，不再见有北魏遣使后燕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