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国内外研究概况与选题旨趣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情况
1949年以前,国内关于东北基督教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较早涉及此领域的应该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该报创办不久,即刊载了多篇关于东北基督教奠基人宾维廉(1815—1868年,又译作宾韦廉、宾为霖、宾危廉、宾惠廉等)牧师的追思文章,如曹子渔的《宾教师传》、许扬美的《宾牧师行述》、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宾先生传》[1]等,文内关于宾维廉牧师在东北传教事迹的记载,既是东北基督教研究的珍贵资料,也可视为此问题研究的发轫。
此后,随着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相关的记述与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的对象之一便是教会,教会内外的一些人士对此多有记载,内容涉及东北地区的基督教。成书于1901年的《拳匪纪事》,采辑当时“中西报章”的相关报道,[2]记录了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情形,此为关于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较早记载。此后,又有《拳祸记》和《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等著作的问世。《拳祸记》为晚清天主教士李杕所著,书中分两部分对义和团运动进行了记述。此书通常见者为二册本,1905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刊印。上册专记“国难”,别题为“拳匪祸国记”,总述了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和失败的经过;下册专记“教难”,别题为“拳匪祸教记”,按地区叙述了各地义和团运动的情形。后作者又根据各省教士所致书函,对原作中“偶有失实”之处,“增之删之”,[3]于1909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补编实为下册之增订本。书中对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情形的叙述比较详尽,为此前相关记述之冠,从中亦可管窥基督教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情形,对东北地区基督教的研究多有裨益。《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是晚清天主教士柴莲馥感于英国教士季理斐所译,《庚子教会受难记》一书详于记述义和团运动中“西人受难之事”,而于中国信徒受难之事,“未得实在情形,无凭细载”,精心辑录教友赠函而成。[4]书分五册,第一册“拳匪纪实”,首先考证了义和团的源流,继之又分述了山东、顺直、山西等各地义和团的发展情形,最后概略地叙说了义和团运动的结果。第二至五册则是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地“教难”的记述,著录方式是对各地教友函稿的照录,这些函稿,有的是著者对亲历事件的描述,有的是著者访查后润色而成的文稿,详细记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的一些“教难”,是研究义和团运动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尽管作者的观点大有可商酌之处,但并不影响该书的史料价值。
此外,随着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在一些报刊的时事报道中,也可觅见东北基督教的踪迹。1872年于上海创刊的《申报》,在日俄战争期间刊载的新闻评论中,有许多反映基督教传教士在东北地区进行难民救助活动的报道,[5]这些报道,既为研究日俄战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是了解东北地区基督教发展情况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尚有日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在奉天(今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该报收罗广泛,对当时我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风情等,均有详略不等的报道,其中关于盛京施医院、盛京医学院、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北活动的相关报道,[6]为我们多角度地展示了东北地区基督教传播、发展的图景,亦为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
和上述研究资料相比,此阶段一些组织机构有计划地调查、编纂的统计资料,在研究广度和深度方面,则显得更为深入一些。义和团运动以后,在华基督教差会为谋求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以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于1907年在上海召开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百年大会”,当时即有代表建议联合建立一个全国基督教协会,协调各差会的传教工作,但由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构,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13年,美国基督教著名活动家穆德在上海召集在华基督教各差会领导召开全国大会,穆德任大会主席,在他的倡议下,大会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作为全国基督教的中心机构,主要任务包括: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作为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为各教会的咨询机关。[7]“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后,即着手对中国国情和基督教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主要成果为《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和《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的编纂和出版。《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的编纂工作,从1914年持续到1936年,共出版了十三期,除1929—1930年、1934—1936年为跨年度外,其他各年度均为每年出一册。[8]内容涉及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重要资料。其中关于基督教在东北传播与发展的记述,均出自东北地区基督教传教士之手,这些资料是研究东北基督教最珍贵的史料之一,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一九〇一—一九二〇)》这部大部头的调查统计资料,是当时“中华续行委办会”对全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调查年限是1901— 1920年,调查工作开始于1918年,历时3年多,1922年整理成书出版,当时中英文版同时问世,中文版题名为《中华归主》。[9]该书搜罗广泛,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调查,包括行政区划、语言、人口、交通、经济生活等;二是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情况的调查,包括20年内中国基督教运动的改革与进步、各省基督教事业概况以及教会教育、医药、文字事工的发展情况等;三是对天主教和俄罗斯正教会在中国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发展情况的调查资料是主体,是了解和研究1921年前基督教在中国活动情况的重要资料。其中涉及东北地区基督教传播与发展情况的相关记载,是研究东北基督教非常难得的珍贵文献。
同时,这一时期东北基督教的相关资料还散见于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史志之中,这些资料对了解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情况,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上述关于东北基督教的相关记载,多属于基础史料,此阶段具有研究意义的开创性著作,当属中国教会史学家王治心所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该书出版于1940年,把东北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作为中国基督教史的一部分,放在整体中来研究,在医疗、传教、义和团运动等问题上都或多或少涉及东北基督教的内容,其中还谈到黑龙江布道会的情形,但该书中此类信息十分简略,让人难以得窥其详。尽管如此,这种有益的尝试,开拓了人们的思路,对推动东北地区基督教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阶段国外关于中国东北基督教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英文和日文方面。其中,英文成果主要是一些早期在东北活动过的传教士的回忆录或著作,主要包括《我们满洲差会的故事》《关东》《我们的满洲差会:苏格兰自由一致教会》《东方的呼唤:爱尔兰满洲差会历史梗概(1869—1919)》《满洲开路者:爱尔兰长老会先驱在满洲的故事》《满洲传教方法》《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沈阳十年:沈阳医疗差会工作的故事(1883— 1893)》等,[10]这些成果或是传教士自身经历的记述,或是传教士结合自身经历,又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写成的著述,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基督教在东北早期传播的一些情况,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成果还谈不上研究,只能算是史料。稍具研究意义的代表性著作应该是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于1907年出版的《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11]该书对基督教从1807—1907年在华传教的百年历史进行了梳理,其中对在近代东北发展教务的基督教三大差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和丹麦路德会——的传播概况进行了介绍,但由于该书以所有在华基督教差会为叙述对象,所以,书中涉及东北地区的情况未免失于简略。其后,又有《中国基督教差会历史》[12]和《满洲基督教传教工作史》[13]等著述的问世,其中关于东北基督教的论述,把相关研究推进了一步。
日文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满铁资料。所谓“满铁资料”,是指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其存续期间(1906—1945年)所形成的三十余万种包罗万象的调查报告、图书文献和档案材料。[14]其中,蕴含了大量关于东北基督教问题的研究成果,据学者调查,仅大连图书馆收藏的东北基督教史料就约有51册,[15]以《宗教调查资料》《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宗教志》《满洲基督教苦斗史》《恩宠二十年》《南满洲ニ於ヶル宗教概观》《满洲文化史•点描》等颇具代表性。《宗教调查资料》是伪满民生部、文教部等组织编写的宗教调查系列专辑,其中,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专门介绍了东北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情况。《满洲基督教年鉴》是“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辑、出版的年鉴资料,专以东北基督教为调查研究对象,集中反映了伪满洲国政府机构关于基督教情况的逐年介绍和统计数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以1938年版为例,该书辑录资料的作者均系东北地区的传道人,书文按照“法规编”、“历史编”、“便览编”等内容进行编排,对近代东北地区的主要基督教会分门别类地进行叙述,线索比较清晰,对研究东北基督教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满洲宗教志》是一部调查资料性著作,该书对东北地区主要宗教的传播及发展状况等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对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沿革和现状以及相关的早期传教士的活动、信徒分布等情况也有记述。《恩宠二十年》是大连基督教青年会编印的资料集,详细记载了大连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机构、会员名单和分布以及组织活动情况,为研究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北的活动提供了翔实的个案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他著作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的发展状况有所描述。由于这些著述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而作,在参考时对其中许多观点需仔细甄别。
综上所述,1949年以前,中国东北基督教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资料整理性成果多于研究性成果,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为以后深入研究做了资料上的准备。
(二)20世纪后50年的研究状况
这一时期,国内在东北基督教问题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与汇编;另一方面是专题研究的展开与深入。这些成果,从研究层面来说,较之以前要深入得多。
相关档案、资料的整理与汇编成果主要有《义和团档案史料》《教务教案档》《义和团史料》《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教案》《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日俄战争档案史料》《近代史资料》东北三省各级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等。这些档案、资料中关于东北基督教问题的记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其在近代东北传播与发展的历史概貌,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东北基督教史研究方面,钱公来先生在50年代先后撰写了《东北基督教简史》[16]和《西方宗教对东北文化经济政治之影响》[17]两文,文内除对东北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粗略勾勒之外,还对其在东北社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剖析。这是国内学界对东北基督教史进行专题研究的较早尝试。其后,在学者的一些著述中,也涉及此问题,这些著述包括《中国基督教史》[18]《中国基督教百年史》[19]《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清代东北史》《近代东北史》《中国东北史》《也谈黑龙江早期的基督教》[20]《韦廉臣来黑龙江的准确时间》[21]等。同时,东北三省各级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新地方志书中,对基督教在本地的传播与发展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这些著述,为东北基督教史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信息,对东北基督教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时期,关于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成果同样引人注目,除《中国教案史》《晚清教案纪事》等著作从近代“教案”的角度进行探讨外,尚有《近代东北人民革命运动史(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等论著从“革命斗争史”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考察,更有《黑龙江义和团的抗俄斗争》[22]《义和团运动在东北》[23]《义和团在黑龙江的反帝斗争情况》《义和团运动在辽宁》《义和团运动在辽西》《辽宁地区的反帝国主义宗教斗争初探》《论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北地区反洋教斗争》[24]《清代东北地方庚子赔款始末》《庚子百年祭——记辽宁地区的义和团运动》[25]等专题研究著述,从不同角度对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进行探研。尽管这些论述研究的重点在于义和团运动,但其内容对东北基督教问题的深入研究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此外,在东北基督教专题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的领域还有“教会医疗事业”和“教会教育事业”。关涉前者的著述先有《辽宁西医学传入》《司督阁在东北施医传教》《东北地方文献的珍本——〈奉天三十年〉和〈满洲的杜格尔德•克里斯蒂〉》[26]《东北地区西医传入先驱者——司督阁博士》等学术论文的问世,继有《辽宁省志•卫生志》《吉林省志•卫生志》《黑龙江省志•卫生志》等专门志书的付梓,其中对基督教在东北地区开办的教会医疗事业的相关记述,对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而《东北地方教育史》《东北教育通史》《东北高等教育史》《辽宁省志•教育志》《吉林省志•教育志》《黑龙江省志•教育志》等著述中,关于东北地区基督教教会教育事业的论述,也为该问题的继续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相对国内东北基督教研究蓬勃发展的势头,国外相关研究则较之前一阶段显得比较沉寂,只有《穿越地震、狂风和烈火:满洲的教会和差会(1867—1950)》和《苏格兰传教士对满洲政治问题的回应(1872—1950)》两部(篇)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问世。[27]前者以中国东北地区基督教最大的两派长老会,即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社会环境变化对东北长老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教会的适应性发展,史料丰富、史实可靠,是一部颇见功力的研究性著作。后者则专以苏格兰长老会为着眼点,对苏格兰长老会在东北政治演变中所做的回应等问题展开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综观20世纪后半个世纪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和此前相比,从文献整理到专题研究,从研究深度到评价标准等方面,均有了一定的进展,且为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三)21世纪前10年的研究现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呈现出喜人的态势,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译著和论文。这些成果主要涉及东北基督教史、教会医疗、教会教育、反教会斗争以及综合研究与中文文献的辑录整理等几个方面内容,和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专题研究更加深入。
在东北基督教史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新教》《基督教在近代吉林朝鲜族中的传播》《近代吉林基督教传播与发展述论》《基督教首抵关东教士考》《基督教传入中国东北历史原因考述》《清末民初长老会在东北的传播》《聂乐信在近代中国东北传教活动述论》《清末民初东北基督教会自立活动初探》等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基督教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充实了此方面的研究内容。
在东北地区教会医疗事业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东北西医的传播者——杜格尔德•克里斯蒂》[28]《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29]两部译著的编译出版和《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施医布道初探》《司督阁在中国东北施医布道初探》《高积善在近代吉林传教活动探察》《从边缘人到成功者——评杜格尔德的〈奉天三十年(1883—1913)〉》[30]《司督阁与东北现代医学》[31]《借医布道:走在医疗与传教之间——从〈奉天三十年(1883—1913)〉一书看晚清东北地区传教》[32]等论文的问世。两部译著均是杜格尔德•克里斯蒂(汉名“司督阁”)在中国东北早期医疗传教活动的回忆录,书中勾勒了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在中国东北地区30余年的传教生涯,前者的著者是事件亲历者的妻子,后者则是著者本人的回忆录,记录的事件均为著者本人所亲历或见证,对研究东北地区教会医疗事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两部译著的编译出版,对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东北施医布道初探》等论文成果,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
在东北地区教会教育事业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两篇论文,即《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研究》[33]和《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评析》。[34]前者是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从基督教在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历史背景、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创建与发展、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评价等几方面展开论述,涉及基督教在东北地区创设的初、中、高等学校以及女子学校,对近代东北地区基督教会学校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线索比较明晰。后者在概述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东北创办教会学校的原因和基本情况后,着重从“教会学校对东北教育事业的推动”、“教会学校为中国东北新式学堂创办提供借鉴”、“教会学校在东北新式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教会学校对近代东北女子教育的影响”四个方面,对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育事业进行了评析,立论较为公允。
《晚清东北教案研究》是这一时期东北民众反教会斗争的主要专题研究成果,该文以1861—1904年间东北地区教案为考察对象,从教案发生的原因、阶段、特点、性质和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考察对象包括东北地区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晚清东北基督新教的两起重要教案》,对东北地区较有影响的吉林教案和辽阳教案进行了探讨。
相对上述专题研究而言,这一时期关于中国东北基督教的综合研究成果显得更为丰富一些,包括《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变及其影响》《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以政教关系为研究视角(1867—1945)》《英国传教士宾为霖与〈天路历程〉之研究》《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东北沦陷时期宗教状况与教化统治研究》《宾为霖与〈天路历程〉的汉译》[35]《宾为霖〈天路历程〉汉译评介》[36]《伪满体制下宗教团体的处境与应对——以基督新教为例》[37]《略论伪满政权的宗教控制手段——以基督教为例》[38]《侵华时期日本宗教团体的政治态度——以基督新教为例》[39]《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士的难民救助活动》等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中,《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和《东北沦陷时期宗教状况与教化统治研究》两篇学位论文,以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对东北民众的殖民教化统治及其宗教侵略为研究重点,从精神意识层面揭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本质,其间涉及东北基督教的内容。《清末洋教传入对东北社会的影响》一文,则从清末洋教传入东北的概况、活动及其对东北社会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对东北地区基督教的发展情况亦有涉及。《英国传教士宾为霖与〈天路历程〉之研究》《宾为霖与〈天路历程〉的汉译》《宾为霖〈天路历程〉汉译评介》等论文,是关于东北地区基督教早期传教士宾维廉及其汉译名著《天路历程》的研究成果,对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早期传播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伪满体制下宗教团体的处境与应对——以基督新教为例》《略论伪满政权的宗教控制手段——以基督教为例》《侵华时期日本宗教团体的政治态度——以基督新教为例》三篇论文,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教进行探讨,较为薄弱的该领域研究有所增强。《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士的难民救助活动》则聚焦于日俄战争期间传教士的难民救助活动,对东北地区传教士的战时救灾情况进行了梳理。《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变及其影响》《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以政教关系为研究视角(1867—1945)》《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三篇博士学位论文,均以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为考察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探讨。《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延边朝鲜民族社会的演变及其影响》一文,主要探讨了20世纪初基督教在延边朝鲜民族社会中的发展情况及其影响;《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研究——以政教关系为研究视角(1867—1945)》则以政教关系为主线,对基督教在近代东北不同政治环境下发展及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大致厘清了基督教在近代东北的发展脉络;《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1866—1931)》一文,除了对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东北地区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记述之外,还分专题对近代中国东北地区的基督教教育事业、医疗事业、慈善事业、反教会斗争及其在东北社会中产生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从基督教与近代东北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探究其在近代中国东北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中文文献辑录与整理方面,张先清、赵蕊娟主编的《中国地方志基督教史料辑要》,[40]分地区、按年代为序辑录了清至民国现存地方志中基督教的相关内容,东北地区地方志相关文献也辑录在册,推进了东北基督教史文献的整理工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阶段国外关于东北基督教研究的学术成果不多,其一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长老会传教士在南满洲(1867—1931):宗教、社会与政治》[41],另一篇是收入《华裔学志专论系列》中国基督宗教丛书第二卷的学术论文《耶稣在满族人中的传播》[42]。前者以长老会传教士在东北地区的活动为着眼点,对长老会传教士的思想根源和实践、长老会传教士和东北地区本土宗教的交锋以及长老会传教士在东北社会与政治演变中的应对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后者主要对基督教在满族人中的传播情况进行梳理。
综上可见,关于中国东北基督教问题的研究虽历经百年,其间不乏高质量的成果问世,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基督教研究相比,尚有一定的差距,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多采用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且多集中在资料整理、历史事实的铺叙、历史表象的阐释等方面,全面、深入的研究相对欠缺。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将基督教放在近代东北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根据其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探究其在东北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力求客观、全面地反映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