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文博考古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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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吉祥寓意纹饰、绘画与佛教艺术

我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善于学习,广泛吸收、相互融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混战,打破了原有的地域文化圈,加速生活习俗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融汇,促进了中国古代整体文明形成和发展。两汉时期,儒学思想与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进一步交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扉衣”[6]、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7]等都是这种融汇的反映。汉魏以来,特别是佛教传入后,社会上各种思想活跃:儒家重伦理观念;道家讲升天成仙;佛教宣传轮回祈盼未来。各种庞杂的社会思想,丰富了文化艺术内容、形式,此时寓意纹饰、绘画的内容皆与社会风尚、思想相合拍,其艺术特点是复杂多层次的寓意,往往在壁画器用上同时出现。

佛教传入后,对我国传统思想、生活器用、工艺美术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佛寺壁画、石窟造像等勃然兴起,民间画工都借以创造性地吸收了外来文化艺术风格,下面仅以汉魏以来社会上流行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且有吉祥寓意的莲花纹和如意纹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

“莲花”自然属性是出淤泥而不染,梗中通而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用莲花作装饰造型最早见于河南新郑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青铜莲鹤方壶,此壶通高125.7厘米,壶盖作双层莲瓣形,中有覆盖,盖上立一鹤[8]。莲花作为纹饰推广使用于各种器用、建筑装饰,是在佛教广为传播的南北朝时期。佛教视莲花为吉祥神圣之花。在佛教经典中莲花代表“净土”,其意是佛所居住的地方,寓意为真、善、美所汇集的“极乐世界”。佛教的传播,使莲花纹饰与我国原有的装饰传统相结合,南北朝时期南北各地均有出土的青瓷仰覆莲花尊便是这一时期装饰风格的典型代表。这类瓷尊形体硕大,装饰精美,以仰覆莲花为主题纹饰[9]。这表明佛教的审美意识已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同一时代,社会上还十分流行缠枝花纹饰,即忍冬纹,有人认为它是荷叶的一种变体,它和古代传统云纹相结合,并附予神秘含义,借以宣传佛教中精神轮回不灭。

“如意”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交流的结晶。“如意”原为中国古代实用物品。“如意”形如手臂,以木、竹为之,背痒以其搔背,用之如人意,故名“如意”,或名不求人,或名搔杖、爪杖。“如意”是古人日常实用物,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如意”在佛教中原为僧人所持,柄端作手指形或作心形。据《释氏要览》:“如意之制恙心之表也”,传说释氏以文殊菩萨执此。菩萨是未成佛的信徒,执“如意”以表早日成佛的心愿。佛教传入我国后,讲僧多持“如意”,记经文其上,以备遗忘。“如意”的作用与中国传统的笏相同——备书写,勿遗忘。

在汉魏时期,士人多持笏(或称为手板)记事。“笏”原是古人用之书写之具,传“殷汤作笏”[10],“笏者,记其忽忘之心”[11],笏相当于后世随身携带的记事本,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端舞绅搢笏。”又记“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12],意思是年景收成不好,君主自责,故降级用士之笏。周武王伐纣,破之牧野“乃解剑带笏,以示无仇”[13],故知古代上自君王下至士皆执笏,有事则书之上,书毕则插之于带。到了三国时期,贵族多手持之,取其“如意”之名也。吴国孙和“于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夫人颊”[14],此时“如意”已非备记事书文的书写器用,而已成为贵族手中的玩赏物,偶尔也用来助舞或扣拍节。 《晋书•王敦传》:“(敦)……有问鼎之心……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王敦持“如意”的目的是表明自己政治上的追求与渴望。晋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将晋武帝赐给他的一株高两尺的珊瑚树展示给石崇时,石崇顺手用“如意”打碎,同时让家人搬出高三四尺的珊瑚[15],上述故事正反映此时“如意”主要是手持的玩赏物。唐虞世南著有《北堂书钞》,曾“以犀如意爬痒久之,叹曰:‘妨吾声律半工夫’”[16]。“如意”在作为玩赏物后,偶尔也有用其爬痒者,可谓是“如意”的返祖作用吧!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有一部分士大夫崇本尚无,向往隐逸,尚玄学,不相信任何偶像,要求摆脱任何束缚回到大自然去,故常手持“如意”以表达自己的心愿。南京六朝墓葬中曾有“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手持“如意”的形象[17]。士人手持“如意”取代了古代士人持笏,此时“如意”头多作云叶状或灵芝状,云叶是中国传统云纹的变形,又云在佛教中被称为祥云,寓意慈悲、和蔼、安善。灵芝是真菌的一种,古人认为是瑞草,道家以为吃之可长生不老,可升天为仙。不死升天成仙是古代道家修炼的最终目标,这和佛教中人死精神灭,并可轮回再生,是不同的两种信仰。代表道家仙草的灵芝,装饰在佛教的器用“如意”头上,而崇尚玄学的文士持之,这正是社会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结晶。又据《琅环记》:“昔有贫士,多元善阴德……忽遇一道士,遗(赠)一物谓之‘如意’……凡心有所欲,一举之顷随即如意……”从上述故事看,道士为道教信徒,贫士应为儒生,而“如意”又原为佛教用具。道士赠“如意”给儒生,正是儒、道、佛相互吸收、相互融汇的社会风尚的写照。儒、道、佛三家虽各有其信仰主张,但在精神上皆希望吉祥如意美好,故在器用、艺术表现手法上,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为用。明清时期,“如意”登堂入室,成为室内的陈列艺术品,此物因其名“如意”,而赢得了上自皇帝贵臣,下至市民百姓的喜爱。社会各阶层持“如意”的目的多是取其名词“如意”,“如意”即吉祥也,吉祥古代常写作“吉羊”。据《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成玄英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故“如意”是福、善、嘉庆等美好事物的物征。正因如此,明清时期,在建材、竹木漆器、陶瓷、刺绣等生活日用器上,常以“如意”作为装饰图案,或者以“如意”配予其他器用,借物的象征或取物的谐音(字音、字义或词义),组成各种具有特殊寓意,合乎人情众意的图案纹样,或出口吉利的语言,来表达内心的理想和愿望。“如意”虽是众人的“心之表”,但不同的阶级、阶层陈设它,却有着不同的愿望和追求。以皇室为首的封建贵族家室陈列“如意”,有着显示财富和粉饰天下太平如意的意义;而新兴的市民阶层陈列它,是希望经营发展,政治地位提高、长寿交好运。“如意”的登堂,特别是市民阶层也可以陈设“如意”,是社会新风尚的象征,也可以说,“如意”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下,又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新兴的思想观念要求在文学、艺术、器用等诸方面有更广泛的表现,“如意”的登堂入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市民阶层向往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更希望向早日从封建的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发展。故明清时期,“如意”作为一种陈设艺术品,是含有丰富内容的社会文化表征。

“如意”反映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在交流中进一步相融合,它为社会各阶层所喜爱,这一社会现象,不仅表现在文化、装饰艺术等方面,而且渗透在社会语言中,比如人们常以“事事如意”、“万事如意”等祝贺喜庆。

总之,善于学习、广泛吸收、相互融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