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海的人文环境——文化内涵的多元性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在青海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可以说，在远古时期，青海的文化就具有多元兼容、开拓奋进、与天地和谐的精神底蕴，很早就打上了多个文化相互撞击、融合和交流的深刻烙印。纵观青海的历史文化，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缓缓进入的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先后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上述文化有的相互交叉，相互并存，关系密切，有继承，有融合，也有发展。无论是视为先羌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和齐家文化，还是视为羌人早期文化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都是具有卓异风采的远古文化。这是青海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特质，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青海最早的古老民族是羌人，羌人很早就居住在以青藏高原为基地的我国西北广大地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带领以西部羌人为主体的治水大军，导川凿山，自西而东循着黄河的走势东进中原的。这次羌人伟大的治水工程不仅促成了中华远古各民族的大融合，而且促进了当时不同地区间文化的大交流。

夏、商、周时期，不断从青海等中国西部各地进入内地的羌人在我国古代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各王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大量留居在青海高原及河湟故地的西部羌人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早已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联系。特别是在西周王朝时，羌人与西周中央王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从《穆天子传》以及《竹书纪年》等古书中有“周穆王西巡或西征，在昆仑丘”，见“西王母”和西王母来见周穆王“宾于昭宫”这样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虽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一时好像难辨真伪，但剥去一层神秘面纱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些古书上的传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部羌人与西周中央王朝间的交往已具群体性，规模也不小，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上也是上古各民族相互间一种文化的大交流，所产生的影响非常深广。

春秋战国时期，因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原来固有的种族文化，不断被打破，随后又不断重组、整合。此时青海的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居住建筑、神话传说等）已呈现出不同的色彩。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西部羌人的游牧之地，真正意义的经营西部也起于这一长达460多年的漫长时期。由于秦汉时期，特别是两汉时期，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局面。青海东部地区的羌人曾有过六次大的主动或被动的东迁。而留居下来的羌人各种姓部落，虽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时而为了复仇或寇掠结成短暂的、松弛的联盟，时而又互相抄盗，相互争雄，纷争不休。与此同时，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人因遭匈奴攻击后有一部分人南迁到青海河湟一带与湟中羌人杂居，后来又与从内地迁入河湟的汉人错居。与羌、汉等族人民友好相处，互相交流融合，在史料中又称其为“湟中月氏胡”、“羌胡”等。这一时期，中央王朝势力深入青海地区，并有不少具体措施，如反击匈奴、开通河西（为西汉进一步占据河湟地区奠定了基础），进兵湟中，平定河湟羌人，并在河湟屯田。与此同时，在河湟地区设置护羌校尉、金城属国，建立郡县，并构筑亭燧要塞，以加强对青海各羌人部落的控制，稳定边疆秩序。由于在大规模屯田时，兴建水利灌溉设施，从内地引进先进的耕作方法和生产工具等，为促进青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这种经济的大发展，又实质性地促进了青海地区羌、汉等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的大交流。

魏晋时期，魏蜀争夺河湟地区的争斗持续不断。曹魏为青海东部地区的苦心经营，带来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的较为富足、安定清明的政治局面，同时，也促成了河湟汉文化的兴盛。青海河湟谷地的地方豪强大族也逐渐兴起，著名的有郭、田、卫、麴四大姓。到了西晋时期，中央王朝对青海河湟地区也和对其他地区一样，采取了奖励农桑，兴办学校，选拔人才等措施，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也就在此时，道教文化开始传播到青海地区。

十六国至隋代，先后统治青海或在青海展开角逐的区域性政权有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北魏、西魏、北周和吐谷浑等。这一时期，由于民族的大迁徙和社会大动荡的影响，青海地区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都有了新的变化。虽然青海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因此而受到影响，甚至某些阶段有某种程度的萎缩和衰退；但是，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鲜卑吐谷浑人大批迁入青海中西部，这些地区逐步有氏族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并开始实行了封建制度。其结果，使得青海广大中西部地区牧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与牧业生产相适应的青海手工业此时也表现出时代和地区的民族特点。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盛唐时期，丝绸之路发展规模及影响达到顶峰。青海作为丝绸之路（也称青海道）上的古要道，伴随着往来商贸马队的吆喊声和驼队铃声，民族民间交往不断融合。

随着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复兴，青海农牧区之间、青海与南北朝诸政权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的规模不等的商业贸易也随之兴旺，繁荣了当时青海的经济，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间文化的大交流。这一时期，儒家的兴起和教育的发展，使得汉文化不仅在河湟地区的汉族中，而且在南凉的秃发部贵族和吐谷浑的王公贵族以及羌人的贵族中传播，人们开始倾向于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并且不少人（包括秃发部、吐谷浑、羌等民族的许多人士）有了很深的文化功底和儒家修养。汉文化在青海的兴起，再加上佛教文化的传入，以及地方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明这一时期青海各民族的关系是密切的，各民族的文化是彼此吸收、共同发展的，文化的交流是成功的，也是丰富多样的，可以称之为青海文化交流史上最具活力和风采的一大章。而这一切我们能够从当时修筑和扩建的城池、桥梁、寺庙等建筑，还有青海地方史料记载的狄乐、羌乐、凉州乐等地民族音乐，以及出土的文物中再次得到印证。

唐代，由于吐蕃逐步占据和统治青海全境，地方文化中吐蕃文化的特征越来越鲜明，而且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开放性，不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也证明了有吐蕃文化转型而形成藏民族文化，大量吸收了当时高原上羌。吐谷浑及汉文化等的精华，并日益丰富和多彩。而汉族等其他民族也从藏民族文化中吸收了不少精华部分。唐代诗人陈淘“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和白居易“元和妆梳军记起，髻堆赭面非华风”的诗句，正是这种文化相互交错影响和渗透的反映，是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影响的生动写照。

到青唐地方政权及宋、金、西夏在河湟的交替统治时期，宋代人称之为“藩书”、“蕃字”的藏文已成为通行的文字，广泛流行的藏传佛教成为宋代青海吐蕃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藏传佛教传播史上广泛称颂的“下路弘传”，其中心就在青海东部地区。在藏传佛教普遍流行的同时，吐蕃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原始的苯教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不少内容被收进藏传佛教文化的系统中。同时，它与在河湟地区传布和发展的汉传佛教、儒家文化以及道家文化等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呈现出开放共兴的局面。

元明时期，蒙古族大量涌入青海，随之而来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也在青海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蒙古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使得青海文化呈现更加多元的特色。这一时期，儒学与科举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藏床佛教的盛行，不仅是寺院僧团发展成为带有宗法性的政治和经济实体，同时也成为藏民族教育和文化的中心。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青海河湟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文化成为青海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朝前期，宗教文化普及盛广，儒学教育更具规模，寺院教育和经堂教育成为青海教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青海地方文化中，汉、藏、蒙、土、回、撒拉族等，学习各门学科大多要通过寺院，就是一般的识字教育，也要靠寺院完成。各大寺院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语言、文字、历史、医药、历算、彩绘、建筑、雕塑等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以汉藏风格相结合为特色的塔尔寺建筑；以绘画、雕塑享誉遐迩的热贡艺术；平安洪水泉清真寺的以伊斯兰风格为主，兼有汉、藏等多重民族风格的古代西北伊斯兰建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藏族玛尼石刻”、“玉雕”、“砖雕”、“碑刻”等艺术，还有各民族以石刻形式流传着大量的史诗、叙事诗、神话、传说及寓言故事，等等，这一切使得青海各民族艺术文化的交流呈现出鲜活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