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价值链、价值网与产业升级

价值网或者生产网络是当前产业经济领域研究的前沿和热点，物流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生产网络的发展，此部分基于价值网或生产网络角度对物流产业的发展进行文献研究。物流至少包括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各功能环节并将其有机结合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各环节都是一个物流价值增值节点，各价值节点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物流价值链，而物流量增加、国际互联网的冲击以及市场高度竞争，物流企业和产业应当将传统的供应链竞争转变为价值网竞争。因此，这里对价值链、价值网和产业升级相关理论进行概述。

一 价值链、价值网的内涵

价值网实际上是对分工不断深化和产业融合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模式与价值创造方式的刻画。价值网领域的研究最近四十年来一直迅速演进着，2000年之后相关研究文献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社会学、管理学、工程科学等多学科都进行了大量研究，也运用了一些不同的概念。据程巧莲（2009）的不完全统计，现有的价值网定义至少有15个以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学者们从供应链管理、组织结构、模块化组织、流程再造、产业融合等角度对价值网概念进行了多种阐释。与我们研究的问题最贴近的是战略管理理论中对价值网的认识。大部分管理学家认为，价值网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其思想是由价值链思想发展而来的，他们认为价值网的产生是价值创造模式的一种进化，甚至认为，价值网是价值链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Peppard and Rylander，2006）。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价值链理论，最初是以企业为基点，据此分析企业的竞争优势。随着竞争优势理论的不断发展，价值链理论也日益突破了企业基点，并沿着产业方向以及地理空间方向，出现了价值体系、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价值网等理论。Porter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就提出了价值链理论（Value Chain）。Porter认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过程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的公司活动所构成，包括基本活动（如物流与生产活动）与辅助活动（如财务与人力资源管理等），这些活动把原材料转变成最终产品，通过不断地让渡价值、满足顾客需求实现价值增值，从而形成了一条价值链。企业的进步与发展取决于价值链的差异，即其价值链上战略活动的合理协调，所以，价值链成为识别企业竞争优势的有效工具。Porter在提出企业价值链的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价值体系（Value System）的观点。他认为，不仅公司内部存在价值链，而且该价值链与其他经济单位的价值链也密切相连，构成价值体系。在价值体系中，各公司间的价值关系影响着各自的竞争优势。价值体系显然突破了价值链的理论，并指出了企业的竞争优势需要在价值体系中寻找自身的最大增值环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价值链的分割和重构超越了国家的界限，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上展开了价值链的合作。为了将价值链理论直接连接到全球经济或产业组织中去，20世纪90年代，Greffi等一些学者在价值链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在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框架下对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方式对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Gereffi认为GCC是发挥全球产业网络优越性的动力，是研究全球产业网络的一种新工具。并指出，全球商品链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家庭作坊、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网络关系一般具有社会结构性、特殊适配性和地方集聚性等特性；任一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或部件一般都能表现为通过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商品链中任何一个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组织、劳动力供应、运输、市场营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全球商品链与全球价值链严格而言是同一的，只是全球商品链只关注商品实体的生产过程，而全球价值链更关注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前者更注重物质形态，后者更关注价值形态。尽管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来研究全球化和产品内分工这一新的产业发展环境下的产业升级问题，并且在全球价值链的一些定义中也体现了价值网络的以顾客为中心、资源共享和动态性、通过合作共同创造价值以及从零和博弈转向合作共赢的特性和网络组织的特征，但不少学者仍然认为，“链”易给人以线性的影响，其关注点往往会集中于单个企业或是卷入价值链的少量上下游企业，而较少考虑或不考虑联盟、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和其他商业网络成员。而任何单一的价值链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的效率和效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他价值链成员的行为和资源的约束，因此，价值网视角必不可少。

从各种价值网的相关理论看，价值网的本质是在产品内分工方式下，通过一定的价值传递机制，在相应的治理框架下，由处于价值链上不同阶段和相对固化的彼此具有某种专用资产的企业及相关利益体组合在一起，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产品或服务的价值是由每个价值网的成员创造并由价值网络整合而成的，每一个网络成员创造的价值都是最终价值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价值网是由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价值生成、分配、转移和使用的关系及其结构。价值网潜在地为企业提供获取信息、资源、市场、技术以及通过学习得到规模和范围经济的可能性，并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价值网络的思想打破了传统价值链的线性思维和价值活动顺序分离的机械模式，围绕顾客价值重构原有价值链，使价值链各个环节以及各不同主体按照整体价值最优的原则相互衔接、融合。同时，价值网还打破了行业边界，改变了价值链模式下，按业务活动的纵向延伸对行业边界进行界定的局限（毛蕴诗和王华，2008）。在价值网模式下，行业间的边界不再清晰，而这更符合产业发展的趋势。在技术和市场逐渐融合情况下，原本在价值链中几乎没有交集的产业，应消费者需求而发生长期或短暂的网络联系，致使行业交叉处涌现出许多融合性新产品和服务。

由此可见，网络的概念更符合现代分工体系下价值创造主体的多样性以及各价值链纵横交错的特征。但因为价值链的概念，特别是全球价值链理论对产业升级问题进行的大量研究，是我们对这类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 价值网络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第一，产业升级的概念与类型。较早关注价值链（价值网）下产业升级问题的当属Gereffi，他在1994年就对东亚纺织服装产业参与国际纺织链生产，通过发展设计和营销功能以及外包部分生产能力而实现技术台阶跃升的现象进行了研究。1999年，Gereffi将产业升级引入全球价值链分析模式，他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企业或者经济体移向更加有利可图，以及（或者）技术上更为复杂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过程。并将产业升级分为四个层次：（1）工厂内部。升级包括从廉价的项目移向昂贵的项目，从简单产品移向复杂产品，以及从小规模订单转向承接大规模订单。（2）企业网络内部。升级包括从标准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移向差异化产品的柔性生产。（3）在地方或者国家经济体内部。升级包括从简单装配进口投入品移向更为一体化的OEM和OBM生产。（4）地区内部。升级包括从双边的、非对称的、地区间贸易流动转向包含原材料供应、生产、分配和消费在内的、更为完全的、发达的区域内劳动分工。

Humphrey和Schmitz（2000，2002）认为，当企业面临竞争压力时，它们要么以更高的效率来完成和以往相同的活动，要么改变它们所从事的活动。据此，他们划分了企业升级的四种类型：（1）工艺升级（process upgrading）：通过对生产体系进行重组，更有效率地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从而实现过程升级；（2）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比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或改进老产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3）功能升级（ functional upgrading）：获取新功能或放弃现存的功能，比如从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跨越；（4）价值链升级（ inter-sectoral upgrading）：企业将用于一种产业的专门知识应用于另一种产业。

Kaplinsky（2001）认为升级就是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地制造产品或者从事需要更多技能的活动。Poon（2004）指出，企业升级就是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一种经济角色转移过程。Avetlana（2005）将升级解释为改善过程效率、引入新产品或改善现有产品、改变价值生产活动区域范围和转换为新的价值链的行为。另外一些学者侧重于从企业在价值链中学习的角度来界定升级。Madalena Fonseca（2005）认为GVC 组成企业能够改善它们的运行、获得新的技术和技能并与市场建立新的联系，从而使之变得更富竞争力和进入高的附加值生产领域，也就是说实现了升级。

俞荣建（2008）突破了主流GVC理论，从“价值攫取绩效”与“嵌入学习绩效”两个维度，将代工企业的升级界定为符合代工企业根本利益的价值地位的提升。认为“从时期上看，短期内的静态绩效，即价值链中的价值定位符合本土代工企业根本利益；或者前瞻性的动态演化趋势，符合代工企业的根本利益。具备这两条标准中的任意一条，都可称之为GVC升级”。

以上定义共同反映出，升级意味着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和竞争力的增强。

第二，后发区域的全球价值网嵌入与产业升级。对于处于后发地位的国家而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公布的《2002/2003产业发展报告》（UNIDO，2002）认为：可行的方案应该是首先促使其地方产业及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在此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或市场营销（T&M）提升竞争能力，获得沿全球价值链实施产业升级的机会。即总体而言，后发国家及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实现产业升级的一般逻辑应该是首先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再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实现价对全球价值链重要影响甚至掌控。

Gereffi（1999）在对东亚服装价值链的研究中提出了作为供应商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由OEA—OEM—ODM—OBM的升级顺序；OEA是进口产品的组装；OEM是原始设备制造，即供应商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设计、指示来自负责营销和品牌的外国公司，供应商缺乏对销售的控制（原始设备制造的一个变化形式是全球物流合同）；ODM是自行设计制造，即供应商自行设计、制造出产品后，以外国公司的品牌进行销售；OBM是自有品牌制造，到了OBM阶段，企业已经拥有并以自己的品牌销售产品。Kaplinsky和Morris将其与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结合起来，形成了如下企业层级升级路径（见表1-1）。

表1-1 企业层级升级路径

此后，学者们主要在上述这个框架下讨论产业升级路径，特别是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样一条路径并非是一个顺序的过程，产品内分工下产业升级具有多样性。

翟宛文（2007）对台湾代工企业的研究指出，OEM—ODM的演化进程有清楚的延续性，但升级到OBM后则必须改变经营模式因而产生某种断裂，即代工者和原发包者之间代工关系的终止，因此这第三阶段并非是必然的道路。Sewyll（1993）的研究也显示韩国大宇公司在多年OBM努力后又回到以OEM方式为主；Mitac电脑公司在台湾市场上的自有品牌销售占其台湾总销售的比例由1990年的70%降到1993年的40%，原因是公司负责人认为出于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考虑，公司专注于OEM方式反而可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因为在技术上缺少足够的积累，缺乏自主开发的能力，曾经在中国彩电业创造了无数辉煌的厦华在激烈的竞争中陷入困境，2006年厦华开始选择进入OEM业务。同时，由于国内市场萎缩，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自有品牌在海外的开拓也受阻，为了追求利润，厦华从2009年开始放弃了自有品牌海外的拓展，同时基本放弃了对国内主流彩电的竞争，全面转型OEM。

黄永明等（2006）系统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和升级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技术能力的升级、基于市场扩张能力的升级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的组合升级路径。

汪建成、毛蕴诗等（2008）通过对格兰仕的案例分析发现，格兰仕在对成熟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抛开了通常的OEM—ODM—OBM的升级，选择了OEM、ODM与OBM并存的模式。毛蕴诗等（2009）进一步总结了从OEM到ODM再到OBM之间的升级有多种组合方式：第一种是传统的经典升级OEM—ODM—OBM；第二种是做大OEM，进行OEM多元化，既可走OEM—ODM技术路线，也可走OEM—OBM品牌路线；第三种是进行多种方式混合。

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产业升级隐含着一个假设：参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自主价值网络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升级的重要途径。Gereffi（1994）提出了两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核心命题：首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日益由全球采购商进行协调；其次，发展中国家供应商整合入这种采购商驱动型链条后，有望获得快速的升级，即从装配进口元件到负责整个生产流程（包括元件的采购），再到设计它们自己的产品，最后直至在国内和全球市场销售它们自己品牌的产品。同时学者们也注意到在价值网络中领导企业（治理者）对供应商（被治理者）的升级会产生影响。于是，考察全球价值网络中领导企业与供应商之间不同的协调方式，也即价值网络治理关系对后者升级的影响也成为价值网络下产业升级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此类讨论主要集中在全球价值网络治理模式与嵌入产业升级前景及战略的研究上。Gereffi等将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分为市场型、网络型（包括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也称半层级型或俘获性）和层级型三种，并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主要是网络型（Gereffi、Humphrey、Sturgeon，2003）。

Humphrey和Schmitz（2000）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供应商的分析指出，嵌入半层级价值链在早期阶段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商是非常有益的，因为领导企业需要促进迅速的过程和产品升级，许多部门包括服装、鞋子、家具和电子等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证据。不过在后期阶段，地方生产商发现它们可能处于“锁定”状态中，因为领导企业不会促进甚至会阻止功能升级。Schmitz（2004）还进一步指出，半层级价值链之所以提供了快速的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是因为领导企业开发新产品以及供应失败的风险使领导者迫切需要生产商的技术进步，从而愿意提供援助。但领导企业对自身权力的维护以及供应商升级所需资源要求的限制将使功能升级较工艺与产品升级缓慢。同时，半层级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相比，后者能够取得实质性的功能升级。此外，Humphrey和Schmitz也对其他治理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市场型价值链中，工艺和产品升级较慢（源于得不到全球购买者的培育），不过功能升级的道路更加宽广；而模块型和关系型价值链提供了理想的升级条件，但是发展中国家很少成功，因为存在着较高等级的能力要求（Humphrey、Schmitz，2002）。

卓越（2009）通过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与计量分析检验了我国企业在不同价值网络治理模式下的升级情况：俘获型与层级型治理模式有助于企业较快地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较小，因而不利于绩效提高；均衡网络型（即关系型）治理模式下产业升级速度稍慢，但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的空间较大，有利于绩效提高；NVC（专注于本土市场的国内价值链）中均衡网络型治理对产业升级和绩效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而俘获型和层级型治理更有利于企业的升级和绩效提高。

龚三乐（2009）认为，处于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的企业有不同的技术进步路径。在领导型治理模式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型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的成本大且风险较高，因而应该多考虑采用引进的技术进步路径；在模块型治理模式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生产型企业由于创新阻力小且得不到领导企业的技术支持，因此适宜采取自主创新行为；在关系型治理模式下，嵌入企业由于与领导企业关系密切，领导企业技术支持的力度较大，相对而言适宜采取模仿创新的战略。

从现有研究不难看出，产品内分工的生产方式使得各国产业通过微观企业而紧密联系起来，结合在全球价值网络内的企业的升级不可能不受到相关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升级和产业升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处探索阶段，现有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