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恽氏文学世家崛起的原因
恽氏在明弘治年间，以恽巍的科举及第为契机，跻身仕途，开始了延续至清末的家族兴旺，不仅成为毗陵名副其实的望族，而且成为代代相传的“诗礼之家”。一个文学世家之所以能崛起，与诸多要素有关，既与时代的大氛围有关，也与地域文化、家族传统息息相关。
一 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
恽氏文学世家在明代中后期的崛起，与时代发展有一定的关联。由元入明以后，作为开国之君的朱元璋一面杀戮文人，一面开科取士。其后经过朱棣二十多年的统治，到仁宗、宣宗时期，便出现了史称“仁宣之治”的太平治世。这时最有代表性的诗文是“台阁体”，“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1]。自从英宗正统年间宠用宦官王振，导致“土木之变”，国力大损，到宪宗成化年间，又重用宦官汪直，使朝政更为黑暗。孝宗弘治初年，李东阳、谢迁等在朝为官，革除了一些弊政，但孝宗居位不久即忙于斋醮炼丹，不理朝政。其后的武宗重用宦官刘瑾，世宗虽打压宦官，却迷信道教，重用严嵩，朝政极度腐败。而此时，北方有俺答之患，海上有倭寇之祸，内忧外患，危机四伏。
在恽巍崛起的弘治、正德年间，文化已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阶段。首先，由于朝政腐败，人们对现实多有不满，各种“异端”思想蜂拥而起。成化年间，陈献章率先突破程朱理学宣讲“心学”；弘治、正德之际，王守仁发展陆九渊的学说，提出“致良知”之学，影响广泛，形成“阳明学派”，但其说“显与朱子背驰”[2]，与官学对立。其次，文学团体众多。弘治末年，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以图洗涤“台阁体”单缓冗沓的风气，振兴文坛。弘治、正德年间，出于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反对“台阁体”诗文，提倡诗文复古，所谓“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3]。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在政治上反对严嵩，在文学上提倡诗文复古。前后七子高举复古大旗，虽有偏于形式的弊端，但在改变一代文风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时，吴中地区以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组成的“吴中四才子”诗书画俱绝，且思想更为叛逆，不入主流。
政局的动荡与黑暗使得弘治、正德年间的文人思想活跃，文学创作旺盛。人们纷纷通过哲学思想的探讨与诗文的创作寻求心灵的慰藉，这种现状对于刚入仕途的恽巍显然会有一定的影响。恽巍在京师与“空同李先生诸名公相唱和”[4]，空同李先生即李梦阳，恽巍与他们的诗词交流，对其文学创作或多或少会有影响。恽巍对文学的爱好，谁又能说不是那个特殊的“文学团体众多”的时代熏陶的结果呢？恽氏家族中其他成员，如正德、嘉靖年间的恽釜，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的恽绍芳，与崇祯年间的恽厥初、恽本初、恽日初，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就，亦与那个动荡时代的思想、文化休戚相关。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家族文化深厚的影响力；我们能感受到处于乱世之中的文人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能察觉到作为一个受皇恩普泽的世家对朝代更替所产生的那份刺骨的心痛！一个时代造就了一个个文人的诞生，并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促成了一个文学世家的产生。
二 地域文化与师承渊源
恽氏世家既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也是一定地域的产物。常州位于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地处江苏省东南部，北携长江，南衔太湖，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公元前547年，吴公子季札被封于此，始称“延陵”，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汉初，延陵改名为毗陵。隋朝，设置常州府。明清两朝均设常州府。自西晋始，常州历代均为郡、州、路、府治所。至清代雍正四年（1726），常州府统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和靖江八县，被誉为“八邑名都，中吴要辅”。正如恽敬所言：“吾乡多奇才”[5]，常州一向人才辈出。无论是南朝齐梁时期的萧氏家族，还是清初的常州画派、毗陵诗派，清代中叶的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均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据《毗陵科第考》记载，常州历史上曾出过九位状元。尤其是明清两朝，常州府成为进士辈出的地方，清末龚自珍曾用“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来称誉常州的地杰人灵。绵延明清两朝的恽氏家族在这样的地域中产生，可谓得江山之助。
常州文学的繁荣最早可追溯至齐梁时期，齐梁文风对常州的影响是深刻且悠远的，清初“毗陵四家”之一的董以宁曾说过：“念吾兰陵之地，接南徐，距北府，而城东则梁皇之故居也。其在当日无论已迄今数千年来，类多以文章自命为不朽盛事者，是萧梁遗风继此犹将未歇也。”[6]景遐东在《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一文中指出：“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会普遍崇尚文教，重视文化教育”[7]，而南朝统治者对文教的提倡是形成崇文状况的重要因素，梁武帝萧衍、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才华横溢，能诗能文。他们广泛接纳文士，频繁进行文学活动。在他们的倡导下，“江南公学、家学发达，世家大族藏书、读书风气盛行。学校的建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民风的转变。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常州知州时所建的城南书院。该书院位于上店桥南500米处，是常武地区第一家正规书院，直接熏陶培育出了大批文人雅士。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齐梁文学开创了常州文学繁荣的局面”[8]。
在齐梁文风的感召下，明清时期的常州涌现了一批文学世家，如唐氏（唐荆川、唐凝庵）、秦氏（秦松龄、秦蕙田）、张氏（张惠言、张琦）、刘氏（刘纶、刘逢禄）等。恽氏在明末的崛起亦与常州文学气氛的浓烈密不可分。此外，亦与师承交往有关。仅明末，恽氏子弟就有多人师从名家。如恽绍芳顶礼膜拜的老师唐荆川、恽日初至死不忘的恩师刘宗周，均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师，他们对文学、理学的参悟，深刻影响着恽氏子弟的发展。恽绍芳不仅对唐荆川的古文主张全盘接受，而且在文集中反复告诫子弟，务必弘扬其思想。恽日初在刘宗周去世后，不遗余力地宣传其学术思想，并将其学术著作编辑成《刘子节要》以利于传播。此外，恽绍芳在刑部时，与李攀龙、王世贞关系密切，时有唱和之作。恽本初与周亮工为密友。恽日初与黄宗羲为同门子弟，惺惺相惜。恽氏子弟与当时大儒、名师、良友的交游，不仅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而且有利于自身诗文的广为传诵，对于恽氏文学世家声望的提高亦大有裨益，这无疑有益于恽氏文学世家的崛起。
三 科举簪缨与诗文传家
明清两朝，带领恽氏进入文学世家的第一人是恽巍。据恽绍芳《考盘集·读略》记载，恽巍家境贫寒，白天靠与人象戏博钱，晚上篝灯读书，“鼻至流血不觉，拭去读不止”[9]。就是因为有着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最终金榜题名。自中进士步入官场后，恽巍由户部主事迁刑部员外郎，寻迁郎中。出为湖广按察司佥事，后以功迁按察司副使。“用兵有功，食三品俸。中丞毛伯温荐以自代，忌者削其功，罢归。”[10]对于恽巍，恽氏六十五世、“阳湖派”代表人物恽敬最为景仰。据恽敬所撰《东麓先生家传》所载，恽巍前后在军营八年，先后率师击败霸州流贼刘六、刘七及四川流贼蓝廷瑞、鄢本等，颇有军功，但只进一官。恽巍因秉公执法，严拒贿赂，得到吴廷举的举荐；但也因为有“幸臣索贿不遂”[11]，招致升官无望。恽敬对其“终身皆在艰难谗构、崎岖戎马之间，而确然守道自立，不稍为俯仰依倚”[12]的人生态度敬佩之至。而恽巍的这一份人格的“独守”，对此后恽氏历代涌现的官员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恽巍慎励节操，戎绩昭著，在文学创作上亦有一定的成就。恽宝惠所辑《先世著述考略》曰：
郡志称其著有《东麓存稿》，邑志称其著有《黄山集》，当是一书，久佚。明王文成《阳明全集》中《家乘》称公“诗学尤精，近体出入三唐，古体直追汉魏”。曾录有古近体诗一百八十余首，当系自遗著采入。[13]
从这段文字看，恽宝惠认为郡志所说的《东麓存稿》与邑志所说的《黄山集》应当是同一本书，但久已遗失。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武进阳湖县合志》称恽氏第六十一世恽厥初辑有《天均阁会编》，内有恽巍《黄山集》三卷、恽釜《溪堂集》二卷、恽绍芳《林居集》十二卷[14]。但甚为可惜的是，至今国内还无从查找到此版本。黄仁生在《稀见元明文集考证与提要》中提及在日本见到了《天均阁会编》，属江户幕府官库红叶山文库旧藏本，明治年间辗转归入内阁文库。对于《黄山集》，黄仁生作了如下叙述：
第一编《黄山集》三卷，恽巍撰。卷首有《刻黄山集述》，署“崇祯己巳岁日长至族孙厥初谨识于湖北巡署之西爽轩”，述曰：“《黄山》者，余族祖东麓公所作也。余宗故著武进，然国朝登甲第自公始。公繇曹郎，佥楚臬，历宪副，先后在楚九阅岁，长江上下，洞庭南北，辙迹都满，数讨剧寇，所向有功……其官京师，与空同李先生诸名公相唱和，席间马上，矢口而成。归田后愈豪吟不辍，间作古文辞，真率绝去时套，今所存亦足觇其概矣。公之子倅粤西，刻《东麓存稿》，言存则所逸尚多，而字颇漶漫。孙丞于越者，余举孝廉时犹及见之，因取而卒业，束笥中若干载，今重订而梓焉……余以黄山名集，则在吾吴兰陵江浒，始祖墓依焉。盖发源有自，俾吾子姓不敢忘公，尤不敢忘公所自出云耳。”下有“黄山集目录”，分为三卷。卷一：五古、七古、五律、五排；卷二：七律、五绝、七绝；卷三：障词、引、行状、祭文、赞。[15]
此段文字转引了恽厥初《刻黄山集述》一文，说明了《黄山集》所收作品产生的背景：恽巍在京师与李梦阳等名人唱和之作，以及归田后的豪吟之作；作品风格“真率绝去时套”；刊刻《黄山集》的原因：有鉴于恽巍之子所刻的《东麓存稿》“所逸尚多”，且字有些模糊不清，因此加以重新修订并刊刻（恽宝惠猜测《东麓存稿》与《黄山集》当是一书，是正确的）；文集名称来源：恽巍墓紧依黄山，以《黄山集》命名起到提醒后人不忘恽巍的目的。此外，黄仁生还交代了《黄山集》的编排体例：文集共三卷，以文体为序编排。卷一和卷二为诗歌作品，分别收五古、七古、五律、五排和七律、五绝、七绝。卷三是散文，收障词、引、行状、祭文、赞。
由于条件有限，笔者至今无法见到《黄山集》。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恽宝惠纂修的光裕堂本《恽氏家乘》中尚存有三十七首恽巍的诗歌。这些诗歌中，有五绝十七首、七绝九首、五古七首、五律二首、七律二首。恽宝惠认为，《黄山集》应有一百八十余首诗歌，这三十七首当是其中的五分之一。在这些诗歌中，有述怀之作，如五言古诗《有怀》、七言律诗《述怀》、五言律诗《剪烛赋诗》等；有送别之作，如七言律诗《饯刘南峰司空》、七言绝句《谢表兄弟八月相继别去题扇景送之》等；有题画之作，如五言绝句《题画寄淮安板闸欧阳年兄》、《题画二绝》，七言绝句《题巢时用碧桃鹪鹩图》、《题彭宣慰卷二首》等。其中，述怀之作写得最是情真意切。在《驻三忠祠再用前韵各一首》中，诗人用三首七言绝句分别歌颂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三位爱国人士，借以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八年军旅生涯在恽巍笔下时有浮现，如《剪烛赋诗》描写军中将士彻夜赋诗的热闹场面，“流光照两岸，落笔惊四筵”，把武将不让文官的才情显露出来；七言绝句《夜泊沙市》则将自己与“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相比，“昨日登楼望乡国，空怜王粲有才华”，虽有满腹才华却是无处施展，恽巍的仕途不得志之情显露无疑。《有怀四首》当作于恽巍解甲归田之后，将恽巍想效忠朝廷却不被重用，既想终老田园又不甘心的矛盾心情刻画出来。试看其中第二首：
行年才半百，盛业难中休。岂厌京洛尘，小作金陵游。中原方廓清，安用誓江流。得失付塞马，机心明海鸥。远有邺侯宫，近有苏仙邱。主人头尚黑，未与尔为俦。我有兰陵酒，试为公献酬。黄鹄向青冥，肯顾斥
不？遥情托云水，一酌销千忧。伐木声丁丁，春山或相求。
诗歌前六句表达的是诗人虽年已半百，但雄心壮志还未减的思想。中间四句“得失付塞马，机心明海鸥。远有邺侯宫，近有苏仙邱”则是用老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思想宽慰自己，虽仕途不得意，但谁又知道这不是福呢？唐朝邺侯家富藏书，宋朝苏轼满腹诗文，徜徉于诗文又有什么不好呢？后四句“主人头尚黑，未与尔为俦。我有兰陵酒，试为公献酬”有逃避世俗之慨。“黄鹄向青冥，肯顾斥
不”运用了《庄子·逍遥游》中“斥笑鹏”的典故，寓意自己志向远大，不怕小人讥笑。而最后两句“伐木声丁丁，春山或相求”则是化用杜甫《题张氏隐居二首》中“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的诗句，表达自己隐居山林的思想。从这首诗看，恽巍对典故的运用以及对前人诗句的化用是较为成功的，自然成熟，没有斧凿痕迹。在诗歌中，恽巍流露出对自己诗文的自信，只是我们无从欣赏其散文，甚是遗憾！
作为明清两朝第一位步入庙堂的恽氏文人，恽巍带给恽氏的不仅是显赫的家世，更为弥足珍贵的是一份精神财富：从困境中崛起的百折不挠精神；“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原则；诗文传家的传统与以礼治家的森严家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份独特的精神财富，毗陵恽氏才能在明清两朝涌现出一批国家的栋梁，才能出现人数众多的德艺双馨人物，才能真正成为享誉江南的文学世家！
自恽巍弘治十五年（1502）中进士，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一共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恽氏又出现了三位进士：第五十七世恽釜为正德辛巳进士；第五十九世恽绍芳为嘉靖丁未进士；第六十一世恽厥初为万历甲辰进士。此外，第六十一世恽本初在崇祯十六年举贤良方正。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恽巍对他们的巨大影响。恽釜以恽巍为榜样，虽“早岁学晚”，但“发愤数年”，二十七岁就举正德五年（1510）乡试，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恽釜用恽巍的事例教育恽绍芳，发出“今子孙怠废若是，奈何反覆教掖，宽严间出”[16]的呐喊。恽绍芳亦将此语记录在《考盘集·读略》中，以此教育子孙后代。恽厥初则将《考盘集》收入《恽氏家集》中流传至今。恽巍被第六十五世恽敬所尊崇的那份“守道自立，不稍为俯仰依倚”的处世原则同样在恽釜、恽绍芳、恽厥初的为官生涯中找到其影响。第六十一世恽日初与其子恽格的抗清行为，以及绝不在清为官的铮铮烈骨，则将恽巍的人格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恽巍对诗文的热爱同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恽氏子弟。重文一直是恽氏的家规，恽宝惠等修的《恽氏家乘》开篇《祖训》中，便引恽日初晚年对“诸兄”所讲的一段话云：“逆境难处，况在迟暮，其惟学乎？不学便老而衰，学则见性，见性则知化，知化则适时，适时则自得。穷通得丧，处之既一，又何凄焉？”[17]将勤学重文、见性知化，作为恽氏家族子孙禀持循习的一条规戒。正是在这样的家规下，仅有明一代，自恽釜、恽绍芳，直至明末著名的恽氏“三初”——恽厥初、恽本初、恽日初，均有文集刊刻。值得一提的是，恽氏诗文传家的传统带给子弟的不仅是对诗文的喜爱，更有书画创作的一脉相传。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的恽格的出现与清代中叶“阳湖派”代表人物恽敬的问世。
一个文学世家能够跨越明清两朝代代相传，与诸多因素密切关联。有政治上的认同，有经济上的保障，更有各种文化因子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科举之路与诗文传家是共同催生这个文学世家诞生的必要条件。时代背景与社会思潮，地域文化与师承渊源，与文学世家的诞生乃至崛起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