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民工社会信任的差序格局

调查问卷的信任量表(信任量表一共有14种置信对象，据表2—2结果显示，由于分值越低表示信任度越高，因此从信任的均值中可见，信任度最高的五类对象分别是家人、亲戚、老家朋友、老家邻居和中央政府，其均值都在2. 5以下;信任度最低的五类对象分别是城市市民、领导干部、做生意的人、企业/公司的产品宣传广告和初次接触的陌生人，其均值都在3. 0以上。家人居于所有置信对象的最核心，其次是亲戚和老家朋友，因此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群体属农民工最值得信任的对象，而基于市场关系或接触较少的对象在他们那里是最缺乏信任的。从置信对象的信任度排序中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农民工社会信任的特征与费孝通描绘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即大体上呈现出以“家”为核心往外推及的多层圈状特征。置信对象与其关系越亲近密切，接触越多，越靠近信任的核心区域;关系越生疏，接触越少，越接近信任的外围。

表2—2　不同置信对象的信任度排序

续表

注:分值越低说明信任度越高，按均值从低到高排序。

尽管如此，农民工社会信任的这种差序格局状况中包含了两个值得注意的“例外”现象。首先，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呈现出“逆差序格局”的特征。虽然在现实中，农民工一般只会与家乡的乡/镇政府和务工创业所在城市的政府有所接触，但在政府信任范畴中，获得信任度最高的却是其与之几乎没有直接交往的中央政府(2. 317)，而最低的却是家乡政府(3. 001)，家乡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比务工所在地的政府更低(2. 890)。由于农民工是来自农村的，这一分析结果也提醒我们，农村基层政权与这些外出务工农民群体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容乐观。此外领导干部的信任度为3. 111，是政府信任范畴中最不受信任的对象。政府的本质及其公共服务的职责性质决定了，其应该比其他对象更值得信任。不过从信任度均值来看，除中央政府外，两个基层政府与领导干部的信任度均接近或达到3，即还没有达到半数可信的程度，说明政府在农民工那里存在着较严重的信任危机。[6]

其次，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同生活在一个空间，在生活和工作上必然在很多方面发生交集，但市民在农民工那里的信任度却较低(均值是3. 084)。这表明农民工对城市市民充满了戒备心理，两大群体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社会隔离感和不信任感。这种状况得以形成的原因更多是以往研究所揭示的城市市民对其的偏见和歧视抑或是农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7]，值得今后的相关研究加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