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张璇如[1]
田子馥先生将他的近著《中国东北汉文化史述》传给我，看后赏心悦目，大快吾心。我立刻打电话告诉他:“我没有做到的，你做到了;我想说的话，你说了，谢谢你!”我的真情表达，是有根据的。
首先，就书稿来说，观点鲜明，可谓独树一帜，不同凡响，有许多闪光点。
(一)在导论中，他列举了中国汉文化在东北有十三个第一的例证，来认识史前“东北文化区”的历史觉醒，也是他自己的觉醒，史学家的觉醒。基于此，他重新阐释了“东北”不是现在的东北区划，是古代的东北，历史的东北。其地凡南到北京、燕山，东到朝鲜半岛，提出了“大东北汉文化史观”。
(二)从红山女神是东北文化之根，龙起辽河源，辽西乃中华源头之一，东北是“主源”。
(三)箕子是东北汉文化第一圣君，著有最早的典籍《洪范九畴》，商亡后东归朝鲜，以“八条之教”，实践了《洪范九畴》，建东方第一君子之国。东北不是没有伟人和精英。
(四)从燕、秦在东北设五郡，筑长城，汉又在朝鲜设四郡，考古确证:汉人遗迹遍布东北各地。东汉末年，公孙度执掌辽东，继之汉化的鲜卑人慕容氏统一东北，盛唐时又强化了东北的建置。明在汉人聚落区设了辽东都司控带东北各地，清在盛京、吉林设旗民二重制，旗管旗人，州县治汉民。从汉政权和理民机构的建制到汉文化，作者用史实娓娓道来，有力地说明，汉人政权从燕起在东北延续几千年，汉人是东北黑土地的主人，汉文化也不是移民文化。
(五)在“中华一体”中，东北各民族跌宕起伏，在流动中发展，人口大迁徙大流动具有必然性，也加速了文化之间的冲撞、涵化与融合，最终形成了汉文化为东北的主体文化。“闯关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汉文化滋养了东北各民族，崇尚尊儒拜孔，涌现出不少儒学精英，出现了大飞跃大发展的盛况。高句丽享国705年，渤海被誉为“海东盛国”，辽与金逐鹿中原，元与清成为大一统的主宰者。演绎出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而生动的景观。
(七)东北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多元的“复合”型文化。东北汉文化汲取了野性的精华，融入豪爽粗犷的东北精神，形成了情趣和幽默的东北方言，有土生土长的全国独特民间小戏“二人转”，“汉文化圈”又辐射东北亚，说明东北汉文化的贡献和深度影响。
仅列举上述几点，足以说明这是作者凝注心血对东北汉文化的总结，填补了东北史、东北汉文化研究的空白。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大家，初涉陌生的史学领域，能写出高屋建瓴、缜细入微的史学大作，真是难能可贵!
子馥先生行文，大气、率真，语言犀利，对错误论点，不留情面。这是出于对汉文化的热爱和自信。我记不得在哪里看到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自信是一根柱子，能撑起精神的广漠天空。自信是一片阳光，能驱散迷失者眼前的阴影。”当他看到社科项目只研究满族，研究高句丽，研究渤海、扶余的项目，没有研究汉族汉文化时就提出质疑。费孝通先生也曾批评过，这是当前民族学科研究的现状。
1989年，费孝通先生应邀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是《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讲稿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共鸣。1990年5月17日至19日，国家民委在北京盛唐大饭店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民族研究学术会议。出席会议除国家民委领导外，有国内许多著名的专家:林耀华、哈米提、王辅仁、陈高华、刘尧汉、胡振华、何耀华、尤中、李绍明、周维洲、史金波、陈连开，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费老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的主旨报告。他说:“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限于少数民族有它的缺点。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观念中的部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开来。中国民族只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这就是说，民族研究不能只研究少数民族，以一个部分代替整体，是不合适的。”虽然费老和子馥先生表述方式不同，但都在是指研究中华民族，不研究汉族，是不合适的。出席会议的学者都支持费老的观点。
我从事民族研究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把“民族”作为冠词使用时，都是指少数民族，不包括汉族。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其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后，党一贯主张民族平等，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平等政策，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做好工作，国家相应地设立了各种机构，包括研究机构。研究对象指少数民族，是与民族工作相适应的。一提到民族问题，就意味着指少数民族，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这种观念，在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而在习惯上是行得通的。子馥先生的大作是对费老观点的有力支持。在你的背后，有费老和众多学者作为靠山，你的立论更加理直气壮了。
“欧洲文化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在19世纪，发展成为一种文学领域的思想偏见，认为欧洲具有其他不同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就是种族的优越论。“全盘西化”，实际上是“欧洲中心论”在中国的一种变体，最早出现在戊戌变法时期。破除这两论，亟须加强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伟大革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就出现一种“全盘西化”的噪音，社会科学院佟冬老院长很反感，于是对老友杨向奎先生、吴承仕先生曾说过，清末，满朝满野讲“公羊”，因而促进了变法运动。当时虽然变法不成，但“公羊”的精神未泯。并请杨先生来院(所)讲“公羊”。《春秋公羊传》首倡“大一统”。当时我聆听了杨先生的讲演，字字句句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中。1988年我参加了国家课题《中华文明史》(十卷本)的编撰，与出版社合作编写一套《中华一统丛书》，请杨先生撰写《大一统与儒家思想》。这部书在1989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2011年人民出版社再版，使更多的读者一窥其学术堂奥。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说:
“一统”和“大一统”思想，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源泉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要素，有时要占重要的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大的征服力量，它是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而没有种族歧视及阶级差别，是谓“大同”。
另一位经济学大师北京师范大学何兹余教授于1996年应台湾清华大学之邀，讲“中国文化”。他说:“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存在而且发扬光大，是有信心的。信心来自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合人类未来社会的需要，人类社会总是一步一步走向一体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在。”(《中国文化六讲》)
费老、佟老、杨老、何老这些前辈们对中国文化、汉文化充满自信。子馥先生亦步亦趋，紧跟其后，值得我们大家仿效与学习，坚定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子馥先生自觉地把全部身心凝聚在书稿中，经五次修订，终成鸿篇巨制。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不仅是对东北汉文化的一次历史总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对中国文化未来寻找出路，是对当代问题的反思与期望。
暮年之交淡如水，两期相悦纸一张。是为序。
2013年11月16日
[1]张璇如，著名历史学家，研究员，原吉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