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东北乃中华文化祖源之一

一　史前“东北文化区”的历史觉醒

清朝有位御用文人曾经说过:“我站在山海关城门楼上向东方一看，东三省白气冲天，没有一点文气。”他是说，北大荒荒凉一片，被称作“东陲无文”，“东夷无文”。

这恐怕是被误读东北的惯性所遮蔽:

遮蔽之一:东北是多民族集聚的地区，只见民族不见文化;

遮蔽之二:东北只有辽、金、元、清的民族政权，不见汉文化的支撑力量;

遮蔽之三:只见山海关以外的东北;

遮蔽之四:只见历史文献，不见考古新发现。

遮蔽之五:日本人称“满洲乃化外之地”，导出东北汉人非土著，汉文化乃“移民文化”之论，等等。

又是自周到西汉形成的“一点四方”的惯性思维。

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谓之“一点”，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四方”。一些历史学家，从起点上就忽略对“四方”的考察，在史书上不做翔实描写，即或写了也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甚至全凭想象，语焉不详，随意割舍，张冠李戴，不了了之。又由于当时交通不畅，信息不灵，又少交流，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毕竟是“文献的历史”，按照中国人“唯上、唯书、唯君子言”的惯性，传流三千多年。所以难怪清代文人站在山海关城头上看不见东北文化。就是居于东北大地的文人，也同样如是说，缺乏自信，视而不见，缺乏实事求是的勇气，所见只是一派荒凉。

研究东北历史至少有四个领域:文献的东北、考古的东北、民族的东北、文化旳东北。文献旳东北，那是古人的现实，古人的东北也有模棱两可之处，全靠考古的新发现给予厘正和补充。民族的东北，那是近代受西方“欧洲文化中心论”误导之后产生的观念，过分地看重民族血缘的区分，而忽略文化融合。最后，决定一切的不是军事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作用。而文化的东北，涵古盖今，是涵盖前三项历史的东北。而东北近二百年又屡遭磨难，侵略者的蹂躏，兵匪患的践踏，几经天灾。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算见了晴天。翻身后的东北人民以惊人智慧奋不顾身地投入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前沿，却没有多少人顾及东北的历史地位。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的铁铲声声，震撼了东北大地，唤醒了大东北的历史。苏秉琦、郭大顺、田广林、林沄、金毓黻等一大批著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过考古遗存，反复研究，才发出“史前东北文化区”的概念。

何谓“史前东北文化区”?

郭大顺先生概括称:“东北文化区是与中原文化区和东南沿海文化区并立的史前三大考古文化区系之一，其地域范围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在内的广大东北亚地区。这一区域既属于广义上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的一部分，但又与整个北方文化区有所区别。古代物候学和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气候环境往往出现不同的波动变化，这种波动和变化，影响着古代文化的发展面貌。近万年以来，西辽河地区历史文化的兴衰更替，与西辽河地区气候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本题所要考察的西辽河地区文明起源情况，时限范围是在距今3000—8000年前本区的早期农耕时代，此间正值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本区的原始农业在这一时段内经历了从发生到发展的全过程。以发达的原始农业为特征的晚期红山文化，代表了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早期农耕文明的最高水平。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西辽河地区的社会发展走到了文明社会的边缘，进步到了‘古国’阶段，从而为中华国家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郭大顺又说，查海玉器依据查海遗址出土玉器(提出了“万年文明起步”的观点)的发现使学界认识到玉器在东北地区出现甚早，是东北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特点，确立了与中原、东南沿海并立的东北文化区，大大提升了东北地区在中华大地史前时期的地位。

苏秉琦先生在1981年12月25日谈到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时，以西辽河流域于60年代发现的两种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与富河文化)与两种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和70年代大南沟和大甸子这两处墓地的系统材料为依据，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放在六大区系之首，其原因除了这里古文化的发展水平同中原地区大致同步和这一地区是“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大熔炉”的地域特点以外，他已敏锐地感觉到:从北纬40°—42°的这几个地区，是中华民族脊梁骨，多少历史事件、重要人物都由这里产生，这个地区问题的解决远远超出本地区，长白山恰在这一地区之间。长白山是祖国东北部的最高峰，长白山主峰位于北纬41°55'—42°05'之间，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地质形成的、历史形成的。长白山包括辽河流域作为古代文化的生长点与交汇带，首先是与这里的自然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的。辽河流域的西部是处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丘陵地带，东部则是长白山及其以北松辽大平原的中心地带，有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川和漫长的海岸线。至少在距今万年到四五千年前，这一带是暖湿性阔叶林和针叶林混交的森林草原带。白山、长春、扶余、九台、哈尔滨等地都不断发现猛犸象化石和披毛犀化石，1973年在肇源县松花江边上发现完整的猛犸象化石，被定名为“松花江猛犸象”[2]，这就是力证。这种自然地理环境，既适于文化的成长，又是南北之间与东西之间交流的天然通道。双辽的后太平遗址出土1500多件陶器，其中的亚腰素面壶和壶形鼎，有别于红山文化和白金宝文化，衔接了这之间的缺环，很有可能成为沟通红山文化与长白山文化的中间环节。鸭绿江流域高漫滩上的墓地，与扶余文化、汉书文化墓地在选址上有较大的相似性。

这里考古学家确切地提出“放在六大区系之首”的“史前东北文化区”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