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城市化和创新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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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原因

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即在空间上的中心—外围结构是由什么导致并维持呢?历史上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包括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826)的《孤立国》模型、韦伯(Alfred Weber,1909)的工业区位学说、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的中心地理论和艾萨得(Walter-Isard,1956)的区域科学理论,阿龙索(Alonso,1964)单中心城市理论以及增长极理论等。

杜能的《孤立国》(The Isolate State)全称为《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其论述了农业生产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问题。杜能采用了不同于德国历史学派的抽象演绎研究方法。他假设有一个巨大的城市,坐落在一个大平原的中心,离城市最远的地方是荒野。荒野将这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地区与外界隔离开,就像一望无际的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杜能称它为孤立国。孤立国没有自然河流和人工运河,土地的肥力都一样,各处都能种植和养殖各种动物。孤立国只有这一个城镇,它要向全境提供人工制品,同时从周边地区获得农产品。杜能的分析是从假定在空间上有一个人口集中的城市出发的,实际上是假定市场需求在空间上是不均衡的。杜能从各种农产品的性质、空间距离和运输成本角度论述了经济活动(主要是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围绕城市中心是如何不均匀展开的。杜能的《孤立国》是一种农业区位学说。这是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大力发展农业和英国进行贸易的实践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思想。其后韦伯提出的工业区位理论则是在德国进行快速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他试图解释在德国出现的人口和产业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和原因。但他的最小费用区位理论并没有解释集聚形成的原因,只是描述了企业区位选择的原则。

由克里斯塔勒提出,经过廖什(A.L.sch,1940)发展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提出了描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中心即城市的规模和分布的六边形模型。他们假设在一片自然条件均质分布的平原区域,均匀分布着收入和消费需求相同的人口,为这些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由于受到规模经济的约束而不能均匀地分布在整个区域,再考虑到运输成本的影响,实际形成的是许多为周边居民服务的中心地,这些中心地形成等级不同的正六边形结构。中心地理论提出了一种描述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结构的方案,但对集聚的原因和形成机制缺乏规范的分析,它并没有从家庭和厂商决策的相互作用中来推导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中心地的等级结构是如何从微观主体的行为中产生的,以及等级结构是如何得到维持的。因此,中心地理论对经济活动的空间不均衡分布仅是描述性质的,不是解释性质的。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提出了“增长极”(Growth Pole)思想,用于解释产业之间不均衡发展的现象。他认为,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经济部门,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主导产业)。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进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在佩鲁的早期表述里,还只是针对经济空间而言,没有涉及地理空间。他认为经济空间是一种存在于经济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些元素处于支配地位,有些处于从属地位。它们的关系是不均等的。他将这种不均等类比于物理学上的“磁极”现象,认为在经济空间中也存在“极化”现象。一些产业处于向心力的中心,对其他产业起支配作用,是主导产业。其后的法国地理经济学家布德维尔(J.Bou deville,1957)把佩鲁的“增长极”思想引入地理空间含义上,把“增长极”定义为:“增长极是指在城市区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增长极”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被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先使主导产业增长,然后引起一组产业增长,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空间表现形式上就是由点到面,由局部区域到整个区域。佩鲁认为,在增长极形成和发展中会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会使经济资源向中心地区和产业集聚,扩散效应会使经济资源由极点到外围不发达地区移动。在增长极发展的初期,极化效应明显,在后期扩散效应明显。增长极思想破除了新古典理论的均衡原理,更加接近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

此外,还有“循环累积理论”、“经济梯度转移论”等,也对空间经济活动的不均衡性进行了探讨,但这些理论都是描述性的,而非解释性的。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1957年提出的。他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发现,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单靠市场机制的力量,区域之间会出现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现象”。他认为,这是由于经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循环累积因果规律导致的。任何一个经济状态都是前一个状态的结果,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而这个果又会反过来对前一个因施加影响。这种影响是增强型的,而不是削弱型的;带来的是正反馈的不均衡发展,而不是负反馈的均衡发展。区域间起初的很微弱的不平衡,在市场力量作用下,起初有相对优势的地区会由于其已有的优势,在以后的时期发展得更快,而相对落后的地区会更落后。这种因果关系会不断累积,使区域经济不平衡越来越大。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等人提出“经济梯度转移论”认为,在一个较大的经济区域内,由于历史基础、地理环境和外部发展条件的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客观上存在经济技术梯度。经济创新活动首先发生在高梯度地区,新兴产业、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和新管理首先应用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

马歇尔也曾谈到许多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工业的地区分布,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地方性工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如气候和土壤的性质。英国的炼铁工业最初寻求木炭丰富的地区,以后又迁到煤矿附近。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宫廷的奖掖。马歇尔进一步认为,当一种工业选择了自己的地方后,它会长久设地在那里。为什么它会长久地设在那里呢?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来解释。马歇尔认为,分工所造成的生产上的经济有许多并不决定于个别工厂的大小,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这种有赖于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被马歇尔称为外部经济。地方性工业的维持和发展是源于外部经济的作用。因为,从事同样行业的人互相从邻近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行业秘密在本地区不再神秘。它好像空气和水一样公开,孩子们不知不觉地也学到许多秘密。一个人有了新思想,就会为别人所采纳,并与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成为更新的思想的来源。马歇尔实际上是隐约地提出了带来外部经济的几个因素:知识的共享、劳动力的易得性、专业化的发展等。

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家用集聚(Agglomeration)或集群(Cluster)来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现象。胡佛(Hover,1937)曾在马歇尔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三种集聚规模经济,企业层面集聚导致的内部规模经济,地方性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集聚在一起所导致的外部规模经济;城市层面各种类型产业的企业集聚在一起所导致的外部规模经济。前文已经指出,马歇尔不但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和思想,而且也提出了与此有关的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的思想。马歇尔虽然没有区分边际报酬和规模报酬这两种场合,但他正确地指出了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或集群(即地方性工业的产生)来自于报酬递增规律。不过马歇尔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把空间上的报酬递增模型化,其后的区位学家也没有建立起和主流经济学相容的一般模型,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

经济活动为什么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的分布?从表面上看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比如江河湖泊的不均衡分布,物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等;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活动集聚效应的存在导致经济活动集中在某些地区。一是从自然界角度解释的,但它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一旦在某地形成经济活动中心,它一般还能够发展壮大和维持下去。二是从经济活动本身去寻找原因,但还需要进一步从微观行为主体的角度去解释集聚效应是如何产生的。集聚是怎么导致的。其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如何从微观的角度来说明。如何从单个人的行为推论出集聚行为。但无论是杜能的《孤立国》模型,还是其后的那些区位经济学家们都是事先假定有个中心,事实上是先假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是不均衡分布的,然后去描述它。但这个中心为何会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之后又是如何维持的?长期以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经济学家一直没有能够用主流经济学范式来解释它。

为什么空间因素一直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正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并不是因为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重要,而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缺乏合适的研究工具,即还没有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空间经济所特有的报酬递增市场结构问题,无法把空间因素模型化,所以干脆一直回避或者说不敢涉足空间经济问题。这种状况一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出现变化。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垄断竞争模型为解决企业内部规模经济问题带来了条件,之后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均借助于该模型而得到发展。克鲁格曼等人也在该模型基础上,建立了解决空间报酬递增问题的规范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