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二）

三 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对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与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息息相关的。客家文化与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也与时代的大动荡、大变革相互彰显。

（一）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使客家人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客家人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是举世闻名的，无论处在如何困苦的境地，总能凭着自身的刻苦奋斗闯出一条路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养成与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息息相关。客家先民从生于斯长于斯的富饶的中原地区迁徙至南方，也大多由战乱和社会革命所致，质言之，客家先民所发动的移民运动主要是被动性选择的结果。在历经艰辛之后，他们找到了恍如隔世的闽粤赣三角地区，这里在当时比较宁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所塑造的历史空间不断扩大，各地区之间原本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以往比较宁静的三角地区也慢慢越来越受到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的影响。因此之故，客家先民只能做出主动应对，才不会被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所淘汰，也因为如此，他们非常强调自强不息。客家谚语中，鼓励子弟争气自强的内容信手拈来：“人争气，火争烟”、“有上唔去的天，冇过唔去的山”，争气，自强，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闯得过去，“不怕火烧屋，只怕人无志”，对没有志气的子弟，客家人是鄙视的，“有志成龙，无志成虫”。要求他们的子弟只能靠自己：“竹篙叉，叉对叉，靠来靠去靠自家。”[53]既然一切靠的是自己，那就只有刻苦奋斗：“熬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54]，剔除其出人头地的消极成分，无疑这是客家人刻苦精神的形象注脚。苦与勤相辅相依，大量的客家谚语教育子弟以勤为本：“勤快勤快，有饭有菜。”不勤，那是连饭也吃不上的，“床上饿死天富星”，纵然是天富星下凡，命中富贵，要是懒惰，同样只有饿死的份儿。只要勤奋去“做”，一切全有了，“人勤地生宝，人懒地生草”[55]。只要能够自强不息，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二）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使客家人爱好和平，追求和谐

上已述及，客家先民从世代居住的中原地区迁徙至南方，是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所造成的冲击下被动性选择的结果。客家先民的迁徙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血与泪的历史。这部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真实贴切地还原的历史。历经磨难之后来到三角洲地区，又面临着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挑战。在克服了种种困难而定居下来之后，原本宁静的居住地又越来越受到其他地区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波及，因此客家人大多时候是生活在无形的威胁之下。长久的危机和威胁，使客家人向往和平的社会，追求和谐的理想。此尤为体现在传统客家建筑文化之中。传统客家的建筑既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又有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客家建筑的选址上，客家建筑极其注重风水，而风水强调龙、穴、砂、水、向的配合，讲究因地因形而择。因此，传统客家建筑一般与周围天然地形相得益彰，集纳灵山秀水，而且大多视野开阔，采光性与通风性优良。传统客家建筑依南方的气候实际，一般坐北朝南居多；房屋格局极具特色和观感，多由上下厅、左右厢房，横屋组成，有的还有后栋，要求左右房屋不能高于厅房，后栋要高于前厅，上厅要高于下厅等；从建筑功能上看，客家人把居住、防火、排水、饲养、加工、晾晒、贮存等各种生活设施综合一体，以图举族而居生活便利；在建筑结构上，墙基稳固、尺度精确，并重视雕刻、壁画、彩绘等装饰艺术的运用，而且类似瓦檐、梁栋、屏门、窗匾等都有追求精巧外形和优美意境的营造意象[56]。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客家建筑文化的和谐自然观，即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营造天人合一的生存环境。它既顺应天道自然，确立环保理念，达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通过其所体现出来的向心力、凝聚力、对称性以及血缘性聚居的特征，着力表征客家民众品优德良，谨言慎行，忠孝仁义，和睦相处，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人格魅力[57]。

（三）频繁的社会动荡与社会革命使客家人有着执拗的崇文重教观念

如何在剧烈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之中安身立命，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客家人看来，只有一条路，即崇文尚武。在他们的文化意识里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58]；“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59]的传统观念。所以一旦社会稳定下来，他们就开始晴耕雨读，不忘耕读传家的祖训。客家人对子弟入学是十分看重的：“生子唔读书，不如养头猪”、“目不识丁，枉费一生”[60]。不读书便不成人，连猪也不如。“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61]，家贫本是读不起书的，但客家人却偏偏家贫子读书，每个客家姓氏宗族都有一份学田，学田的收入为贫家子弟读书提供了保证。客家谚语，劝学的内容随处可见：“路不走不平，人不学不成”、“检漏趁天晴，读书趁年轻”、“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62]，等等。强调不学习不成才，年少不学习耽误人的一生的道理。

第三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阈下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础

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因为身在异乡，对于故乡河洛（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洛河流域）地区的眷恋，自称“河洛郎”。客家文化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总体而言，客家文化是从中原南迁的汉文化与闽粤赣三角边地的土著民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其主干是中原文化。因此，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有其深厚的中原思想文化基础，又与新迁地的各类文化相互激荡和影响。

一 中原文化传统对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客家先民在举族大规模迁徙、扎根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中原传统文化思想。中原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具有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了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另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悍，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与此同时，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

（一）客家优良传统承继了中原文化兼容开放的优秀品质

客家这一民系在形成和相对稳定过程中，道路坎坷，生活不稳定，造成了一种忍耐性和包容性特征。由此也使客家文化吸纳能力强，所以就能兼收并蓄，包容开放。如客家人的信仰，各种祀奉对象各司其职，彼此相安无事，信众也同样是不分对象，来自各种阶层。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生天养和为贵，各自相安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姐妹之群”的口号，表现出客家人希望与土著居民互相尊重、和睦相处、一视同仁的那种朴素的民主思想。在客家地区，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十分宽容和亲善的，儒、道、释以及基督等教可以亲如一家、同居一寺。连刘邦、项羽这对冤家也可合祀一龛接受人们的膜拜。妈祖本是沿海地区人们航行的保护神，客家人也把她请到山乡，作为山乡的保护神。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客家优良传统承继了中原文化中重视品行的优秀因子

中原文明尽管复杂多元，但一致强调人的品德之于人的生成性作用。客家人在开拓新的疆域的同时并不忘本，特别讲究做人要有品德。众多客家谚语皆对客家人要形成良好的品行做出了描述，“树上企（站）得稳，唔怕树下摇”，“要打当面鼓，唔敲背后锣”，“花花假假，雷公会打”[63]。要求彼此讲求良心，以道德规范为行为的标准。杀人伤害、窃盗赌博、败坏家产、游荡非礼等行为均被视为不孝而成为不赦之大罪，这在客家谚语中皆有体现，如：“偷来介（的）锣鼓打唔得”，“贪秆（稻草）食，鼻公贪出血”。客家谚语中，鼓励子弟争气自强的内容也是信手拈来：“有上唔去的天，冇过唔去的山”，争气、自强，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也得闯过去。“唔怕火烧屋，只怕人有志”[64]，对没有志气的子弟，客家人是鄙视的，“有志成龙，无志成虫”。客家谚语中的“网烂纲唔烂，人穷志不穷”[65]则告诫客家子弟要有志气，即使人穷，志也不能穷。

（三）客家优良传统承继了中原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

由于长期以来所处的独特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以及延续下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使客家地区不仅具有共同的目标、利益和追求，客家人之间还具有强烈的精神和情感的相互依存性，容易形成高度整合的集体和独特的团队精神；客家人之间往往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共同规范和价值准则，包括一些不成文的、依靠组织成员长期的文化传统和行为习惯自发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和习惯；客家人往往需要保持强烈而独特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能够带给其中成员精神情感方面的成就和满足，对共同体内部成员产生情感心理方面的吸引力。如周姓的始祖堂号是“爱莲堂”。“爱莲堂”来自于宋代理学的创立者周敦颐写过一篇极负盛名的散文《爱莲说》，文章以拟人化的手法，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66]的高尚品格，歌颂了清廉正直的节操。“爱莲堂”的堂号也由此而来，其深刻内涵也在于此。堂号蕴含着中原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客家人把它升华为自己的精神特质。

（四）客家优良传统承继了中原文明崇文重教和重视道德教化的因子

客家人特别看重读书人，有“茅寮出状元”之谚。在他们看来，要想改变境遇和实现理想，读书是最适合的道路。故家境再困难，也要供子弟读书。为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客家人把文化教育当作整个家族的大事，定制立规，录入谱牒。他们倾力集资开办族塾、学校乃至书院，一方面对家族中大部分子弟进行启蒙基础教育，提高了他们的道德品质与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则培养出一部分支撑宗族社会地位的士绅学子，维护宗族的发展。重视人文教化，兴办族学，结果使客家人才辈出。一般认为，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特征是：既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又富于求实的精神，具有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文教、薄无知，重信义、薄小人等为人处世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通过客家人的社会化途径尤其是接受良好的教育得以内化，使之成为客家人得以安身立命之所。比如，在客家地区，“重仁义”作为道德底线，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被写入谱牒中作为法规，约束个人行为。许多家规族谱都规定“品行宜端”，强调“礼义廉耻，为人生之大节，不独为士者当知自重，即农工商贾亦必恪守礼法，不得轻薄妄为，致玷家声，贻讥后世”。通过强调道德教化对于人的修身自律的重要功能，也使得中原文明中的伦理道德传统在客家地区得以较好的延续，并为社会秩序的自我稳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五）客家优良传统承继了中原传统文化中“重物理、重人伦”的宗族观念

苦难深重的客家人，从中原来到闽粤赣三角地带后，面临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挑战，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方式来应对，即村落—宗族—小家的结构方式。其中村落不是一个结构单位，而只是一个结构共同体，也可以说是地域性的概念，这个地域性概念是由诸多的宗族构成。在村落中，宗族是社会结构单位中最主要的一个层次。客家人只有依靠血缘共同体即利用血缘的亲和力、凝聚力，依赖宗族的组织力量，才能生存下来。客家宗族系统地规范宗族成员的生产、生活方式，调解族内、族外纠纷，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和机构，拥有教化和“族化”的管理模式，以及详细的秩序维持办法。其中比较突出是：一个方面，宗族长老通过编修族谱，制定族规，强化宗族成员的宗族认同和慎终追远的理念，这成为团结宗族成员的桥梁和纽带。客家地区各宗族非常注重族谱的编修保存，并赋予族谱以教育、激励和调解矛盾的管理功能；另一方面，各宗族还详细制定了对违反族规的宗族成员的惩治办法，不断维护和巩固宗族系统的权威。各个宗族对违规行为都倾向于采取族内处置的办法，是较为突出的特点。在中央政权辐射较弱的情境下，宗族实际上承担了地方自治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客家宗族组织与政府仍然保持一种协作、配合、互补关系，特别是其带有强烈“自治”色彩，既强化了宗亲的宗族认同，有助于政府行政资源的节省、行政效能的提升，同时还有利于地域社会秩序的稳定、风气整肃与经济文化发展。

二 畲瑶土著文化对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影响

探讨客家优良传统形成的思想渊源，我们既要研究中原汉人入迁的历史，梳理客家文化的中原传统文化因素，同时也要研究迁入地土著民族的文化变迁，尤其要探讨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的过程。研究表明，相对于大致从两宋起才在闽、粤、赣三省接壤区为中心的广大地带聚居下来的客家人来说，畲瑶人早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是百越后裔，被称为南蛮，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的“化外之民”。据有研究者考证，尚在楚灭越时，越国土著贵胄就有许多人逃入岭南。秦始皇派兵进攻百越海疆，越人又不得不从于越（浙江）、闽越（福建）、南越（广东）平地退入丛藩中。三国时，越人再次被汉族政权的吴从自己的根据地皖南、苏南、浙、闽、赣、海各处驱逐，而分散各地。受战争和生存的竞争影响，畲瑶人历经多次迁徙，总的趋势是从沿海到内陆，从平地到深山。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客家人和畲瑶人都曾大规模地由粤向赣、闽交界的山区移民。上述史实告诉我们：第一，就目前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区域来说，畲瑶人是土著，客家人是外来户，这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客家人有必要和可能在一些方面，首先是生存方式方面，向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畲瑶人学习，从而导致客家文化对畲瑶土著文化的吸收、同化。第二，畲瑶人与客家人在长期的、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杂处过程中，必然发生生产、生活上的各种接触交流，以及摩擦斗争，其中较突出的当数争夺土地[67]。这样，就为客家与畲瑶两种文化的碰撞提供了契机。

然而，不管如何，客家文化除了受到中原传统文化、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和与客家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之外，还深受新迁地土著文化的影响，这应该是无疑的。比如客家土楼、围屋，我们看到，客家人的这些有代表性的建筑，并非是传统中原地区曾经非常流行的建筑类型；如客家话，梯田建设，多神信仰等，这些也是客家人到了新迁地定居下来之后才出现的。

研究客家文化形成及其与他者文化的交流融合还必须从客家地区的生产活动这一维度进行解读。客家文化除传统的中原因素影响外，在客家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的过程中还非常注重吸纳南方土著生产经验的优秀成果。比如有论者认为，在客家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南方土著民族中学会了水稻栽培。该地山多田少，稻粮不足，故辟山种旱稻，旱作物作为补充，名曰“种畲”。所谓种畲，是人们在砍伐和焚烧草木后，辟土以种植旱作物，类似于刀耕火种。客家人“种畲”之俗，当是受畲、瑶居民的生产方式影响所致。[68]此外，客家人的劳动分工与组合，也受土著影响。客家地区存在着“女劳男逸”的现象，被外地人讥笑的妇女在田间劳作，而男人在家抱小孩，虽言过其实，但并非无稽之谈。客家妇女肩担田间劳动重负，与相邻的福佬民系妇女在家工女红之俗完全不同，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南方土著民族“女劳男逸”传统的影响[69]。同时，客家生产活动还受到周边其他族群的影响。如传统以来客家人晚稻用旱秧，但到清末一律改种“学佬禾”。从名称可推知，此种当来自潮州地区[70]。同样，与生产方式的形成上类似，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也受到了赣闽粤三角地区土著文化的影响。

一方面，赣闽粤三角地区土著族群在生产生活中结成的高度团结互助关系对客家优良传统的形成具有影响。客家人和畲瑶人历经迁徙、僻处山区，时时须与离散、疾病、饥饿、死亡作斗争。因此都具有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自强精神，四海为家、白手起家的创业精神，同仇敌忾、民族独立的反抗精神，互相友爱、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以及狂放不羁、恩怨分明的侠义精神。畲瑶人历经磨难更多，这些精神尤为强烈。畲瑶人内部团结互助的精神特别突出。平时一切劳动包括耕田、盖房、砍柴、烧炭、挑担赶集等都自发地互相帮助，不计酬劳，甚至无须供给膳食。打猎时一起出发，猎物见者有份。互借钱米，不算利息。鳏寡孤独者，由别家代耕田，不须酬谢。这种团结协作、互助互敬的精神和具体做法，显然影响了后来的客家人。

另一方面，畲瑶妇女特别爱劳动，特别能劳动对客家人有深刻影响。中原汉人的文化传统大多对男女之间的地位作伦理性的区别，女性的地位较男性的地位较低；与此同时，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男女在社会分工方面界限比较明显，如“男耕女织”。闽粤赣三角洲本身因为可耕种的土地较少，所以长期居住于斯的畲瑶等土著人对男女的社会分工区别与中原有所不同。由于田园稀少，谋生不易，男子多外出营生，于是种田等事务，都由畲瑶妇女承担。举凡上山砍柴、下地耕种、料理家务，均一肩承担，形成“男外出，女务农”的互补型家庭模式。自中原汉人迁入后，同样遇此情况，因此，畲瑶妇女特别爱劳动，特别能劳动对客家人有深刻影响。后来，客家妇女除持家、种田外，还种植经济作物，甚至挑担、经商，从事多种生产活动。客家妇女从家务到田作，无不躬亲，所以客家妇女之辛勤，堪称天下之最。妇女比男子更加勤劳，是客家生产的主力军，客家男女的社会分工变化，影响了客家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将传统的文化整合模式归纳为两种：一是高势位文化与低势位文化的整合，其效应是高势位文化替代低势位文化；二是等势位文化的整合，其效应是两相文化的彼此独立但互相借用。江金波等认为，在研究文化整合时，必须关注的是，文化整合效应除与源文化势位有关外，还以人群的数量为基础。数量大的人群，其文化即使势位低，仍具有很强的惯性，难以接受高势位的文化整合。早期的文化整合表现为汉族低势位文化与土著高势位文化的整合，之后随着客家先民的增加及其对环境的适应，逐步过渡为等势位的文化整合最后直至客家民系的成型才真正实现汉族高势位文化与土著低势位文化的文化整合。他们将这种特殊过程的文化整合模式称为高低互位的文化整合，并认为其整合效应是两相文化的融合。这是形成岭南文化兼容并蓄特性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整合的另类模式[71]。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文化整合的解释模式以及在这一解释框架下理解客家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交融是相对合理的。但是有一点仍须深化：客家文化的主流基因是中原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一点大概应该已成为共识，相对而言，客家文化及中原传统文化是亲缘性相当强的文化类型。因为这两种文化都是建立在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所以客家文化较之土著文化显得比较强势。问题在于，客家文化的形成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而这种文化整合模式的分析框架恰恰要有一个假设性的前提，即客家文化已经成型，或体系化。因此，当我们研究客家文化与他者文化类型的融合交流时，就必须要考虑历史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