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及其知识资源

上编 中外生态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 生态批评是建构和倡导生态伦理关系的批评

生态批评出现在20世纪后半期是社会发展的情势、文学自身的要求和现代社会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是文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文学是人的文学，文学史上无论是再现的文学还是表现的文学，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是传统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概莫能外。唯其如此，当人类的生活乃至生存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得不面临困境时，文学必然要直面和进行干预。20世纪以来文化思潮的多元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出现为人类认识与反观自身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长期主宰人类思想方式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受到质疑与批判，使人们可能清醒地面对环境恶化危及生存的严酷事实。

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迅速进步，唯理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纷纷出现，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随着人类科学技术不断取得巨大成就，人类通过自身创造的科技力量，增强了自信心，认识到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与人的伟大，对人的理性给予了极高的赞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把人看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1]，培根断言“知识就是力量”。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认为人的理性至高无上，人凭借理性可以认识真理，因而主张以理性替代信仰。这种认识在中世纪受神学思想严重束缚的情况下，对于呼唤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伴随近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科技力量的发展，人在肯定自身的同时逐渐变得自我膨胀，疏离自然并把自己与自然对立了起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奉行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只对自身（包括后代）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如佩里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自然事物没有价值，除非它能满足人的需要，“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了价值”[2]。这里，自然客体的全部价值就被看作仅仅在于它具有满足人的“某种兴趣”的属性。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征服自然成为人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自然物仅仅被视为人的财产和资源，可以没有代价地任意攫取和支配。生态主义先驱和文学家雷切尔·卡森尖锐地指出：“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着整个星球之能力”，但这种能力“不仅没有受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而且还以不负责任为其标志”[3]。卡森从西方文化基因中追寻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源，她认为是“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4]。美国生态批评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也对“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提出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道德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点。生态批评的主导思想之一的生态主义，即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这必然引起既有伦理道德的改变，在探索中，生态批评要求建构一种新型的生态伦理。这种伦理以对人的悲悯为出发点，在深刻的反思与敏锐的前瞻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点，即将危险地凌驾于地球生物种群之上的人重新放回到坚实而温暖的大地上，意欲使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求得生机与发展。

早在19世纪，伟大的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就敏锐地预言：“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5]一个世纪以后，当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掠夺、破坏和宰割发展到已经危及人类自身生存时，这一问题才突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988年国际人道主义和伦理学世界大会通过的《相互依存宣言》宣称：“压倒一切的需要就是要创立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一种努力保护并加强人的自由并强调我们对世界共同体之责任的伦理学。”[6]

在保护环境的道德依据阐释上，大地伦理学把人作为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肯定人对共同体的义务。利奥波德说：“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7]深层生态学把人类的“小我”与自然有机体的“大我”融为一体，当整体面临危险时，“没有一个个体能够获救，除非全体都得救”[8]。而且，关心自我是人的天性，自然环境既然是自我的一部分，保护生态环境自然也就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大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不同，罗尔斯顿试图通过确立生态系统的客观内在价值，给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一个客观的、相对独立于人的主观偏好之外的道德依据。[9]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是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准则的，他提出“把社会利益看得高于经济利益，而在残存的荒野地，我们则把生态系统的善看得比社会的善还重要”[10]，这是因为在罗尔斯顿看来，对于人类而言，社会利益是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它比着眼于目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更重要。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来说，针对生态系统的合乎道德的“善”其行为、理论，是旨在维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与健康，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了，人类和其他生命形态作为物种都行将灭亡，更遑论人类的社会利益。因此，合乎生态系统整体的道德的“善”要比合乎人类社会的道德的“善”更为重要。史华兹（Schweitzer）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主张，要人们“敬畏每个想生存下去的生命，如同敬畏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他如体验他自己的生命一样体验其他生命”[11]。敬畏生命就可能同享其他生命的幸福，而如果“谁习惯于把随便哪种生命看作没有价值的，谁就会陷于认为人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危险之中”[12]。由此可见，自然伦理都是在从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的统一中去寻找环境保护的应对策略。

70年代生态思潮发端以来，文学始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思想的奠基人利奥波德、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者雷切尔·卡森都是著名的生态文学家。美国生态文学的先驱梭罗、惠特曼、爱默生等在19世纪就开始了自然书写，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蕴含的生态关怀其本质是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深化和延伸。法国巴赞的《绿色教会》对人与“文明”关系的重新审视中，将人弃绝文明的行为、动机及其价值判断，作为问题凸显了出来，对社会因袭的伦理传统提出质疑。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作为自然象征的母鹿拯救了人，但人却将鹿杀绝。小说描写的人对待自然的不公平、不正义和丑恶行径，正是反映基于寻求与以往价值迥然不同的新的道德范式的努力，透射出对传统伦理的怀疑与否定，作品也反映了对伦理重建问题的急切思考。

二 生态批评是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批评

生态批评的含义，按照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家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提法，“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格罗费尔蒂把这种“关系”主要放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意义”联系上说明，我国学者也深受其影响，如有认为生态批评“将自然、人类、文化联系在一起，跨越学科之间的界限，探寻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策略，其根本目的是建构生态诗学体系，倡导生态学视野，让它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技术领域”[13]，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批评是对人置身其中的生态系统的价值重估，是对生态现实境况的超越。但也应当指出，这种“价值重估”、“超越”是审美的、诗学立场的。

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史都是工具理性的成就史，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至上思想浪潮中，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在带给人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蒙蔽了人的眼睛：人与自己身置其中的自然逐步脱离开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日益变成了敌对关系。不仅如此，人类科技每一个进步都是建立在反自然的基础上，是向自然攫取。由于对巨大利益追求的驱动而引发的科技理性崇拜，使人们逐步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这种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渗透到我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生态批评是在对这种工具理性思维惯性的批判中，想象建立人类“诗意的栖居”的理想生活方式。

从生态批评的现状来看，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意识

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生态是一个系统，它的内部是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在此条件下共同完成各自的生命运动过程。生态批评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它也不把其他任何一个自然种群作为中心，而是把自然生态看作一个相互紧密关联的整体。自然生态的整体性利益被看作衡量人类活动的价值准则，在文学批评中始终贯穿了生态思想。

比之其他类型的文学批评，生态批评具有较强的现实干预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对人们的观念意识的启迪和警示，从而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及其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任何法律和规章制度如果没有公民广泛而自觉的认同，那它就肯定不会真正被实施。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把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看作是它自身的重要责任。“当我们意识到环境已经退化到了道德所不允许的程度时，问题也就开始解决了。”[14]生态批评的目标直指挽救自然，缓解生态危机。

（二）批判科技负面作用，警示对自然进程的人为干扰

人类现代文明的巨大进步都是工具理性的成果，现代工业、农业、商业、军事、医药等，都是现代科技进步的产物。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自然生态的危害与暴力，已经到了不能坐视的危险地步。德国19世纪的诗人凯尔纳的诗歌《在火车站》里，把工业文明的标志火车看作“喷气的巨兽”、“铁兽”，它“粗暴刺耳的汽笛声”像“野兽在喘息”，诅咒它使“旅行的诗意完全消逝”，在像“闪电”、“惊雷”一般“飞驰”的热闹里，诗人看到了人类的技术使天地变得“冷寂”，他用反讽的笔法赞扬道：“哦，人类，继续登峰造极吧，/把汽船、飞船全部造出！/随老鹰同飞，随闪电同飞！/一直奔赴你们的坟墓！”[15]这首诗就像一个现代寓言，预言了科学技术畸形发展的必然恶果。

许多有识之士对科技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给予肯定的同时，也警示人们注意它的负面效应，提出“科学技术绝对不能置身于被监督的范围之外”，它的成就绝不意味着它具有免受“批判的特权”[16]；“应该充分肯定科学精神和科学实践”，但也应从生态整体利益角度对“只求速度，只走捷径，只求眼前利益”的科技负面效应“予以思考”[17]。不能期望依赖工具理性缓解生态危机。只有在工具理性之外，创造生态文明，才可能使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避免毁灭的威胁。

（三）质疑发展论，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唤醒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从而确立一种新的生态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还人性以自然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它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在对现实生态危机的冷静思考中，要建构生态语境，重温人类童年的梦幻和神话，发掘获取远古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关系所蕴含的精神资源及其启示。

生态批评就是要呼吁在文学想象中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生态关系。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关注人的精神生态，使人性回归到自然状态，以此化解人的异化问题，促使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从而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四）要求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建立更高层面上的生态伦理，承担生态责任

用实用主义态度面对自然，以是否对人有用作为判断自然事物的价值，是生态批评要着力抨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人类的生存方式与文化传统深刻反省的基础上的。著名生态文学家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森·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尖锐地提出“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的追问。[18]

任何形态的文学批评都可以具有批判性的一面，如美国新批评派的文本批评，法国新小说派的形式批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批评，浪漫主义的人道精神批评。但生态批评不同于以往文学批评之处在于，首先它的对象生态文学作品具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生态文学是因为人对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行为的反省，在深刻的自我反思中产生的，它的胚胎着落在对地球环境严重恶化、日益威胁生命存在的忧虑与思考的温床上，因而典范的生态文学作品都具有强烈批判性。如美国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对农用化学杀虫剂危害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揭露和谴责。苏联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中人的祖先被母鹿救活，他们的子孙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将母鹿和她的同胞斩尽杀绝。这些作品的人文批判意识是非常鲜明的。利奥波德指出：“两个世纪的‘进步’给多数市民带来了一个选举权，一首国歌，一辆福特，一个银行账户，以及一种对自己的高度评价，但是却没有带给人们在稠密居住的同时不污染、不掠夺环境的能力，而是否具备这种能力才是检验人是否文明的真正标准。”[19]呼吁以新兴的生态伦理的尺度来反观人类自身的既有文化，在自我反思中自觉地担负起应有的生态责任是生态批评坚持的方向。

（五）把生态视野纳入文学审美范畴，对善与美进行再认识，并以此进入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

生态批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生态“复魅”。何尔德林早就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及其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非常值得地，并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对这一诗句的阐释，强调诗意对栖居的意义，他说：“对于人的栖居来说，诗意是最基本的能力。”“诗使栖居有了意义。”生态批评对自然生态的恢复“诗意”的策略在于从认识上使人们重新了解自然，了解自然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平等地对待而不是作为主宰君临自然，以此推动人对美（包括自然本体）与善的重新理解与感知。

（六）批判人无限度增长的贪欲，对其成因进行文化反思

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总量，早已足以满足人类生存，但人类的贪欲与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无限度追求，造成自然的承载能力远远超出了它的供给极限，人类的欲求仍然在与日俱增。这种情形已经不能仅仅在个体的人中、在个人道德等方面寻求原因，而只能在现存人类文化的基因缺陷中去探寻原因。不少学者认为追求物质生活最大限度的简单化和精神生活最大限度的丰富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总之，人的生存的问题如果不在自身方面寻找原因并进行变革，仅靠持续而疯狂地榨取即将耗尽的自然资源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七）重审与重释文学经典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受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解决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问题，仅仅靠政治的、法律的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伦理意识，确立新型的价值观，人才能真正自觉地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热爱之情。文学在这一意义上的现实参与其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同时就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文学融入生态文明建构也是必由之路。因此，在生态文明话语中重新审视和阐释文学经典，是社会时代和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生态批评坚持把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终极价值尺度，而反对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把人类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并不意味着生态批评具有疏离人类的倾向，恰恰因为生态文学工作者基于对生态灾难的清醒认识，意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20]。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农业为国民经济支柱。近几十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资源过度开发问题迅速凸显出来，由此而引起的矿难、赤潮、泥石流等生态灾难频频发生，自然生态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面对环境恶化的现实，文学家们自觉担负起生态启蒙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近年来，生态文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出现了如贾平凹的《怀念狼》、郭雪波的《银狐》、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等产生广泛影响的小说作品。诗人于坚、翟永明、李松涛、哑石、华海、唐德亮等都创作出了高质量的生态诗歌。生态报告文学尤其取得了可喜成绩。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如《北京失去平衡》、《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淮河的警告》、《水患中国》、《北京水危机》、《中国的水污染》、《中国江河大坝思考》、《淮河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长江生态报告》、《超载的土地》、《西部在移民》、《黄土地，黑土地》、《沉沦的国土》、《土地的童话》、《问苍茫大地》、《土地的呻吟》、《拯救大地》、《世纪末的忧思》、《北中国的太阳》、《阳光下的土地》、《白天鹅之死》、《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人和自然保护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具有珍爱自然、保护环境、善待生命的自觉意识。

生态批评是个开放的批评体系，兼有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特征，将文化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揭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揭示人类文明的危机、人性的危机、想象力的危机，要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仅靠自然科学是远远不够的，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引导，不仅对揭示现实层面的问题，促进生态自然环境的改善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人类既有文化进行深入地批判性反思，促进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意义。作为文学研究也需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打破传统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跨文化视角去探寻文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生态批评自身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

注释

[1][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九），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9页。

[2][美]佩里：《现代哲学倾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26页。

[3]Linda Lear： 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Henry Holt＆Company，1997，New York，p.407.

[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5][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引言。

[6][美]库尔茨：《21世纪的人道主义》，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7][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8]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9]许广明、杨通进：《环境论理学》，《译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10][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5页。

[11]Schweitzer： Outofmy Lifeand Thought，trans by A.B. Lemke，Henry Holtand company publishers，1990，P.130.

[12]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13]胡志红：《生态批评与跨学科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4][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页。

[15]钱春绔编：《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抒情诗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7页。

[16]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17]刘青汉：《生态文学对科技负面效应的警示》，《文艺争鸣》2007年第4期。

[18]Jonathan 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Cambridge，p.24.

[19]Aldo Leopold，Game Management，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3，p.423.

[20]Aldo Leopold： Game Management，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3，New York，p.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