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折期：本土化、大众化和组织化

延安《解放日报》初始期虽然竭力在实现一个党报的媒介理想，但是与生俱来的“苏化”、城市化和精英化却日益明显，并逐渐成为羁绊延安《解放日报》传播理想的短板。于是，延安《解放日报》就此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

1942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开始了对延安《解放日报》的纠偏工作。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加强并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了系统意见，之后，2月11日中宣部发出的关于举行反对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的整风指示中，进一步提出了检查报纸刊物的要求。3月16日，中宣部又发出了《关于改进党报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根据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意见检查和改造报纸，以加强党性和群众性。于是，延安《解放日报》以整风为契机开始了历史性的自我修正——改版。从1942年4月1日改版社论《致读者》开始，到1944年2月16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止，延安《解放日报》历时1年零10个月，进行了整风之下的本土化、大众化和组织化改造。

本土化就是将传播重心从初始期的“苏化”、国际化为主，转变为以中国革命实际甚至是边区革命进展为主。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4月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以最为醒目的特号黑体字为标题，刊出了头条消息《边参会减轻公粮公草决议》。这在当时的边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情，1942年有人造谣说边区要征40万石粮，对边区人民造成了一定心理压力，并因此引发了社会不安，影响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征粮成为边区人民当时的关注焦点。但是，这样一个事关边区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消息在改版前一天被登载在第二版，效力有限，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4月1日的社论则将这一消息刊发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效果强化处理，既表达了中央新闻传播策略的整体转变，也表现了延安《解放日报》开始以本土信息为主的传播导向演变。头版头条的本土化关注具有空前的象征意义，它引发了这一期其他消息的跟进和效仿。其中，第一版第二条消息是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消息，而且第一版内有三条消息意在揭露日军暴行，有四条消息是关于国民党政府和国统区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第二版是边区的各种信息，有整风信息，也有生产劳动方面的信息。其他，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的这样一个议题设置模式变化，无疑具有强烈的本土化倾向。从此以后，延安《解放日报》逐步延续了4月1日的议程设置模式，即第一版是国内外重大新闻，国内新闻以我党、我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重要新闻为主。第二版是边区版和国内版，主要以共产党的党政军大事和其他根据地的时政要闻为核心，当然，为了体现国内信息的整体平衡，也会刊载一些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信息。第三版则是国际版，然而也不排除刊发一些事关国内政治、经济和学习的文章，依然具有一定的国内关注。第四版是综合副刊，以文艺和被保留的《卫生》、《敌情》和《科学园地》专刊为主体，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还有教育、科学、卫生等方面的信息依然是焦点。由此，延安《解放日报》总体的版面安排，强烈凸显了边区乃至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鲜明的本土化归旨。

大众化意味着对初始期精英化的变革，也是对延安《解放日报》传播生态的尊重。因为边区普通士兵和百姓是延安《解放日报》的主要受众群体，他们大多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低下，媒介素养较低，无法与城市化传播中的精英型受众群体相比，所以初始期精英化的传播诉求实际是大大偏离了边区受众群体的客观实际，终而导致了传播效果的弱化。针对这一现状，延安《解放日报》转而践行大众化的传播导向，以边区广大普通抗日军民为目标受众群体，以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战斗为主要内容，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抗日激情，从而实现延安《解放日报》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和启发群众的传播目的。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开始着手建立深入受众群体，深入群众基层的新闻传播信息网络——通信网，同时，创造性地建立“传话”、“写条条”等特殊的信息传播渠道，发动军队士兵和普通百姓积极写稿，及时参与和制约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

组织化就是强化延安《解放日报》作为党组织的核心媒体所应该具有的组织特性，强化党组织对延安《解放日报》的整体控制力，以确保延安《解放日报》能够及时有效地传播党组织的意志和策略。从本质上讲，延安《解放日报》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意志的政党性媒体，组织性是其根本性质，也是其新闻传播的根本属性之一。但是，在初始期，延安《解放日报》的组织性并没有得到完善地体现，党的重大方针策略也没有被很好地传播。比如延安《解放日报》对党为了渡过难关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缺乏应有的敏感，传播力度未能契合党的基本预期。毛泽东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会上所作的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延安《解放日报》没有刊载。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讲，是整风运动普遍开始的标志，而对这样一个纲领性的历史文件，延安《解放日报》竟然只在第二天的三版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标题的简讯。另外，延安《解放日报》对1942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本年征粮的重大决策只登在第四版，没有把它作为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新闻大力传播，没有显示出应有的传播力度。因之，延安《解放日报》的组织性没有得到很好地凸显，这与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办预期产生了一定的距离。鉴于此，延安《解放日报》将增强党性作为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核心，开始了对组织传播的强化。譬如，报社的日常政策必须在中央会议上讨论，各个机关、学校负责人必须管理相关人员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发稿工作，同时，加强西北局对延安《解放日报》的管理。在具体编辑实践中，规定重要问题从消息到社论都必须与中央协商，报纸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此外，实际的制度管理也成为必需，延安《解放日报》建立了稿件审查制度、内部检查报纸制度和印刷与校对制度等等，从党政军领导到报社内部领导进行层层控制，使党组织的意志更好地在延安《解放日报》传播的各个环节得以实现，确保组织的绝对领导。在党组织看来，这是延安《解放日报》成为完全党报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