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媒介生态论：多元语态下的农村化传播

“在意识形态的天空里，生态主义是一颗新星。”[1]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媒介现象和传播问题，是当今传播学者们的共识之一。延安《解放日报》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媒介生态是其产生的基础，也是其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因此，媒介生态研究是延安《解放日报》研究的首要之义。

所谓媒介生态是基于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把媒介及其所处社会类比成为一种生物圈，并按照生物系统的方式理解媒介及其环境。简单来说，媒介生态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中心的各种系统的互动关系，并由此而形成的特殊系统。媒介生态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媒介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包括媒介系统的内在要素互动，也有媒介系统的外在互动，即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所谓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是研究媒介生态的科学，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它着重从媒介生态的内在机制和外在联系以及媒介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媒介的基本规律。

传播学界，“把生态问题明确带入到传播研究或者媒介研究领域中，并提出‘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的，是多伦多学派的领军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 MacLuhan），但是正式使用者却是纽约学派的主帅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2]。波斯曼根据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办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专业和博士点。基于此，“媒介生态学”逐步成为大众媒介传播研究的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到现在为止，媒介生态学业已形成了十种重要理论，它们分别是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时空论，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人体论，欧文·戈夫曼的媒介场所论，刘易斯·芒福德的媒介容器论，约舒亚·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尼尔·波斯曼的媒介环境伦，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的媒介依赖论，布热津斯基的媒介失控论，大卫·阿什德的媒介控制论等。“总之，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主要是一种‘作为环境的研究’，也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偏向宏观层次的文化研究。它主要从媒介符号本质、信息传播特征、人类传播的解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考察媒介的结构如何影响或定义其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结构如何塑造人们思维的过程，反之，人们思维过程中媒介导致的变化又如何决定社会的各种进程。他们虽然已经将媒介生态作为一个背景来分析和阐述信息技术、大众媒介和各种社会关系，但却缺少‘媒介作为生态的研究’的主导精神和主体论述。”[3]相应地，在中国国内也产生了媒介环境论、媒介整体论、媒介系统论、媒介信息论、媒介地理论、媒介生态论等理论。“目前中国内地关于媒介生态的研究主题，或是直接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媒介问题的研究;或是从不同角度研究媒介生态的个案或宏观研究;或是以媒介生态研究为研究视角或作为研究框架，探讨其他媒介问题……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偏向微观层次的研究，与以人类为中心的、偏向宏观层次的西方媒介生态研究，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内地的这种研究现状，一方面恰恰说明媒介生态研究在中国仍是一块处女地，还正处在探索和成长的时期……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有待深入和‘落地’，应该脱离单纯的理念的证明和演绎，落实到中国的土地和传播学研究的土壤里。”[4]

邵培仁等“运用绿色生态思想来分析和研究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介时，发现媒介生态本身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深蕴其中的媒介生态整体观、媒介生态互动观、媒介生态平衡观、媒介生态循环观和媒介生态资源观等五种媒介生态观念，同时也在观察与总结中总结出媒介生态位规律、媒介食物链规律、媒介生物钟规律和媒介最小量规律和媒介适度性规律等五种媒介生态规律”[5]。

媒介生态及媒介生态学的发展为研究媒介与其外在机制和内在机制的系统互动提供了可靠的路径。当然，延安《解放日报》作为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中里程碑式的媒介现象，媒介生态和媒介生态学也为其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和理论借鉴。

根据媒介生态系统论，媒介生态系统（media ecosystem）意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通过物质交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的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从而建构成的一个动态平衡的统一整体。总体而言，媒介生态系统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含有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等）、一级生产者（传播者）、二级生产者（媒介）、三级生产者（营销）、消费者（受众）和分解者（回收、利用者），而传播环境又主要分为地理环境、物理环境和媒介环境、社会环境等几个方面，综合二者我们可以主要对延安《解放日报》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媒介环境、技术环境等外部生态加以分析，借以研究外部传播生态对延安《解放日报》的影响，进而研究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