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肖邦与浪漫主义思潮
肖邦无疑是浪漫主义时期最具独创性的天才音乐家之一，而正是波兰文化领域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19世纪20年代波兰文艺领域中蓬勃发展的浪漫主义思潮，对他富于活力的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波兰文艺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具有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特征。就性质而言，浪漫主义运动是对18世纪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抗，它的特点是自我崇拜，后来发展到个性崇拜。在启蒙时代的先哲们看来，中古时代是最愚昧、最“黑暗的时代”，但在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心目中，那是一个值得用满腔热情的怀旧病去记忆的蓝色之梦；在建筑上，中世纪“哥特式”教堂的不规则和细节上的烦琐也开始被欣赏，这便是浪漫主义艺术家的“返回中世纪”情结。其实，对艺术家而言，无论以写实的态度来批判社会，还是从新视角“返回中世纪”而获得新的艺术灵感，其中都需要强烈地突出个人的情感体验和艺术个性，以艺术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超越。古典主义者们所崇尚的理性与秩序早已使浪漫主义艺术家失望和厌倦，他们转向以个人的主观感受与幻想作为表现的出发点，有的甚至沉醉在个人狭窄的精神世界里而与整个社会对立。他们把目光转向大自然，转向民间，转向遥远的古代，所以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方式的多元化就成为浪漫主义的主要潮流。
在音乐领域，浪漫主义音乐富于色彩和幻想。这个时期艺术家在创作上表现为对主观感情的崇尚，醉心于抒情风格，对优美音响、自然题材的钟情和喜爱、强调标题音乐以及把音乐与绘画和诗歌融合在一起的努力等。浪漫主义初期的几位音乐家在创作技法上一方面沿袭了古典乐派的写作技巧，但另一方面又力求挣脱古典形式对情感的桎梏，追求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舒伯特艺术歌曲的创作源泉，是因生活的贫困而产生的悲伤感受和在浪漫主义诗歌的感染下引出的不竭的乐思，这两样构成了他生命与艺术生涯的两极；门德尔松对幻想和大自然的主题最为接近，他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折中者，音乐抒情而无冲突，代表了一种社会音乐的时尚；舒曼的浪漫在于他的内在气质，他的作品着重于矛盾复杂的心理刻画和性格描写，常具有自传的性质，有短篇小说之称；浪漫精神溢于形表的柏辽兹，比以往更加突出音乐的标题性，而且在音乐上更主观地使其具有文学的表现、描绘、象征的特点。
但浪漫主义思潮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思想和感情的统一常常被“情感超越秩序”所替代。浪漫主义所主张的手法常常使思想发展的严密逻辑受到损害，为突出艺术家个人，不免使艺术陷入感伤泛情、夸张作势与忸怩作态之中。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常遇到孤独的叛逆者形象，他追求自由——但只是个人的自由，因此在文学史上有积极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浪漫主义之分。而文学中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联系又最为紧密。恩格斯曾把浪漫主义者乔治·桑与狄更斯相提并论，而乔治·桑正是与肖邦同居八年在艺术上给予肖邦很大影响的女友。
19世纪初期，波兰文学界正掀起了新旧两派的斗争，一方面是信奉罗马诗人贺拉西与17世纪法国诗人尼古拉斯·卜阿罗为典范的古典派，另一方则是拥护席勒、歌德等诗人的浪漫派。肖邦的老师卡西米尔·勃罗津斯基（肖邦曾听过他的民族文学和美学课）就是坚定的浪漫主义捍卫者。
肖邦虽然生于与其说是被思想的力量所点燃，倒不如说是因强烈情感爆发而引起的浪漫主义潮流风起云涌的巨变时代，但肖邦并不完全是一个艺术上的反叛者。肖邦只从浪漫主义中吸取了它最好的、真正进步的、真正现实主义的因素，而摒弃了浪漫主义夸张、离奇的一面。
李斯特曾写道：“在音乐里，……所有像传奇剧的东西都使他感到难受。他摒弃了浪漫主义的狂激和奔放的一面；眩惑效果和过分到妄诞的地步，都是他所不能容忍的。”[3]肖邦赞叹李斯特的演奏，但同时对年轻的李斯特一副钢琴技巧名家的浪漫主义姿态公开地抱批判态度；他对柏辽兹音乐的奔放和惑人耳目的色彩装饰效果就感到格格不入，他不喜欢音乐中外在的技巧性和浮浅的表现，也不赞同一些人的矫揉造作和另一些人的狂放。按李斯特的话说：肖邦虽然公开走到了浪漫主义的行列中来，但他的旗帜上写的还是莫扎特的名字。肖邦非常坚决地努力摆脱流行风格和规则的羁绊，对他而言，夸张泛情比单调更为使人激怒。“雨果和李斯特的作品受新内容的支配，破坏了规范，而肖邦的创作思想的奋斗目标是古典主义的严整优雅与革命后时期青年的激情、复杂矛盾的感情相结合”[4]。他的创作构思与艺术表现达到了充分的统一。
肖邦是典型的浪漫主义音乐语言的创造者之一，也是音乐史上最富于独创性、创造天才最突出的音乐家之一。他自由的结构、独特的综合性旋律以及新颖的和声语言给浪漫主义本身提供了重要的成分。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其早期创作，风格比较华丽，尤其体现在一些早期波罗涅兹舞曲上，充满了炫技色彩。而他成熟时期的作品，则没有一首是依赖传统的形式或手法的，他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音乐天地，创造了新的音乐语言。他的艺术特点表现为随想式的、任意的，即使最微小的细节也非常迷人和富于特性，而不是贝多芬音乐所具有的那种鸿篇巨制。
其次，波兰文艺中的浪漫主义思潮还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它的浪漫主义是在一个失去民族独立的国家形成的，包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意识。在19世纪中叶，波兰资产阶级的上升趋势要比西欧其他国家弱很多，这一时期波兰的贵族阶级可以说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言人，但民族解放斗争也把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带动起来，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无产阶级斗争。因此，在波兰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是社会不同势力的共同理想。波兰的浪漫主义者主张：文艺应该是反映时代的镜子，诗人们应该从祖国的命运中去寻找题材，艺术中的崇高精神应该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英雄的崇敬和缅怀；艺术应该有鲜明的民族性，应该走自己走过的路；它应该是纯朴的；艺术中的幻想和感情不应该是脱离现实的想入非非，而应该同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这种浪漫主义思潮是在同古典派的若干年斗争之后才确立的，以爱国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的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集《歌谣与传奇》的出版为标志。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内容常和波兰的历史相联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在叙事诗中尤为突出。
肖邦很早就受到了波兰这种浪漫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的深刻熏陶。他不仅阅读密茨凯维奇的诗歌，而且去华沙大学听著名爱国者、浪漫主义文艺理论家布罗金斯基的讲学。这位学者强调艺术中的民族性高于一切，缺乏爱国主义感情的作品不能被认为是崇高的，这些思想在肖邦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肖邦周围的人们也对他寄予了极大期望，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音乐家。肖邦的挚友、后来流亡巴黎的诗人维特维茨基在给他的一封信中曾说：“你当然应该成为波兰民歌的奠基人；我深信你能够做到，而且作为一个波兰民族的作曲家，你将为自己的天才开辟无限丰富的园地，在这片园地上你将获得非凡的声誉。但愿你不断地注意民族性、民族性，再说一遍，民族性……我们有故乡的旋律，就好像有故乡的气候一样。山脉、森林、河流和草地都有自己家乡的、内在的语言……希望你能成为从斯拉夫民族旋律的浩瀚的宝库中吸取宝藏的第一个人。一切模仿留给别人去吧……你应该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祖国的作曲家……”[5]这一切都对肖邦艺术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作家科尔那在他的《斯拉夫文学史》中写道：“波兰诗，热切的搜求着他们祖国的过去，这在他们看来是极为光辉的，因为他在民族史上写下了无可比拟的一页。他们不是割断历史传统，而是尊重历史传统，并用一种更美丽更生动更引人注意的形式再来反映这些传统，给予他们以新的光辉和新的生命。”[6]无论是青年时代的肖邦还是流亡海外的肖邦，对波兰、立陶宛（历史上曾是波兰的属地）的历史以及与民间传统相联系的诗歌都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巴黎时期与乔治·桑、巴尔扎克、密茨凯维奇等文学家的交往使他对浪漫主义文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离开祖国之后，华沙起义的影响和客居他乡的孤独生活使得肖邦的创作思想逐渐成熟，使得他的浪漫主义艺术更加打上了民族危难的烙印，对祖国的热爱成为他创作中最重要的方向，他成为波兰民族解放思想的最天才代言人。
由此可见，任何一位艺术家，他的创作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独立存在。华沙时期的音乐环境，欧洲19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对肖邦艺术风格的形成和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祖国的深重危难，以及周围社交文化圈的影响，更培养了肖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的作品由华丽转向深刻，由青春趋向成熟，由“感伤悲情”到“内在戏剧性”的转变都散发出独具个性的浪漫主义魅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浪漫主义文学家密茨凯维奇叙事诗的启发下，他还发展了钢琴叙事曲这一音乐体裁，在他的四首叙事曲中，都体现出崇高的民族精神和鲜明的民间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