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已有研究
本书旨在从话语角度对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做经验性研究，文献综述将围绕教育政策经验研究和教育公平经验研究两条线展开，交点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公平性研究。由于从政策学视角做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研究尚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因此研究范式和方法也是文献综述的关注点。本部分包括：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经验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和教育政策公平研究等四方面内容，重点放在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研究的范式、方法和高等教育政策的经验性研究文献上。
（一）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有人认为教育政策学是政策科学的一支，也有人认为是教育科学的一支。虽然看法不一，但无可否认，从政策角度来看，教育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国外研究公共政策的著作多将教育政策看做公共政策的一个子系统，一些著名的政策分析学者在他们关于公共政策的著作里，或把教育政策作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子系统来研究，或在研究公共政策时采用教育政策的案例来分析，如小约瑟夫·斯图尔特（Joseph Stewart，Jr.）等人在他们的《公共政策导论》、詹姆斯·E.安德森（James.E.Anderson）在其著作《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做的那样。我国的公共政策分析者较少在公共政策理论性著作中提及教育政策，而教育政策研究者多采用公共政策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教育政策。袁振国主编的《教育政策学》使用较广，此书的编写体例就是依据公共政策学原理，按照政策问题认定、政策制定、执行、评价等政策学的体例研究教育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孙锦涛主编的《教育政策学》在内容上与前一本有所不同，但基本体例依然是参照公共政策学的框架。我国已有的教育政策研究、分析和研究方法等诸方面，引用和参照的也都是政策科学的成果。
1.研究范式
高等教育政策是教育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范式、方法受到公共政策研究、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的影响，与后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都是一个新兴、不成熟的领域，其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借鉴其他学科。关注现实政策的经验研究、加强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跨学科和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是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走向。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走向上特征鲜明。
加强基础性的经验研究。柯伯斯指出，美国教育政策研究的问题是“基础研究太少”，认为“最为主要的是对教育政策进行更多的基础研究”，[10]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存在。陈学飞和茶世俊在《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探析》中谈到我国当前教育政策研究中存在的空和虚的问题，以及只见事实，不见提升的问题。他们指出，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者中的一些人喜欢追求宏大理论，但“这些理论往往并不适合于具体政策过程的研究”；甚至有些人喜欢用“宏大的带有终极真理性质的政治口号” 而非理论来看待教育政策。这两种现象都会导致研究的空洞化。而与之相反的另外一种现象是，还有一些研究局限于事实本身，缺少理论提升。教育政策研究中的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理论构建”，他们认为教育政策研究的创新特别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对教育政策过程实然状态的研究”。
加强政策研究的理论指导。在研究范式上，不少学者倡导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需加强基础理论的指导。前述论文作者就认为，需运用相关理论，或提炼本土化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认知与解释本国的教育政策现象及规律，由此发展本土化的教育政策理论。张烨在《试论我国教育政策分析的可能范式》一文中也主张教育政策分析需加强理论构建，不过他认为前提是把政策研究置于教育制度历史变迁的大背景去考察，认为只有建立在对教育政策和制度关系模式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加强对教育政策的制度伦理考量，才可能构建我国教育政策分析的相对成熟的研究范式。肖恩忠则主张教育政策研究应成为联结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中介。他的《教育政策研究：联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必要中介》强调教育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它的理论性和实践品格双重特性。
加强本土化研究。借鉴他人成果和经验是必要，但不能不加推敲全盘照搬。鲍传友在其论文《论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本土化》中认为，国内的教育政策研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本土化研究的严重不足。他告诫本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者要消除研究中的“崇洋”心理，需培养本土意识和强烈的实践关怀精神，正确处理本土化与向外借鉴的关系。同样的见解也存在于《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探析》一文中。
采用跨学科理论、运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二战”后，西方政策研究从对科学方法、实证主义的崇拜，到强调重视政策现象、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以及重视研究者价值观对政策分析影响的后实证主义的转变，定性与定量并重的混合研究方式开始大行其道。作为社会生活的子系统，教育活动存在于整体性的社会活动之中。无论是教育政策制定，还是教育政策分析，都必须同时面对复杂的教育问题和复杂的社会环境，教育政策研究必须吸收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采用跨学科的视角和依据具体政策问题灵活多样地选择适切的研究方法。涂端午和陈学飞的《西方教育政策研究探析》、鲍嵘的《高教政策研究：两种可能的范式》等论文对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把对研究实践的省思和方法论的探讨结合起来。
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一部分，这些对研究范式和走向的思考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2.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政策文本分析理论与方法主要来源于文化传播学、语言学和公共政策学。文本分析和话语分析在国外政策研究中的应用较为普遍。话语理论兴起和繁荣于20世纪，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开始看重文本分析之于话语分析的重要意义。文本分析是话语分析的关键组成部分，新批评、叙述学、符号学、解构主义、互文理论、对话理论、文本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分析方法纷纷在文本分析中运用，从文本表层挖掘至文本深层，以期在普通阅读之外把握文本的深层意义。而话语分析不仅是文本的语言学分析，它不仅关注文本自身，更观照社会话语的结构和规则（也即“话语秩序”）。一些观照话语与社会互动的著作如《话语与社会变迁》、《话语分析：社会研究的文本分析》、《话语·心理·社会》、《话语与权力》等，以文本和话语为研究基础，强调话语与社会生活、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的联系，对政策文本研究方法极具参考意义。
由于批判话语理论在国外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该理论几乎同时引起国内文化学、语言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政策学的关注。在政策研究领域，杨正联的博士论文和一些文章[11]对公共政策话语分析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建立了政策言说行为的理论模型、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文本解读的方法论模式。
虽然批判话语理论影响广泛，在教育研究中对它的运用和研究却相当有限，近几年教育研究者才开始关注这一理论。2008年王攀峰发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当代教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文章以批判性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为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将可能促进当代教育研究的主题、性质及研究条件等发生转变。
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研究者们也关注到文本研究方法和话语分析的应用价值。香港学者曾荣光2007年在《教育政策研究：议论批判的视域》一文中肯定了政策文本研究的价值和理论，还就文本阐释的层次进行了说明。他把政策文本研究分为政策文本、文本质感与文本互联性（即互文性）三个层次，认为政策文本与其他相关文本、社会脉络和历史脉络有紧密的互联性，并分别加以考察。涂端午2009年的论文《教育政策文本分析及其应用》界定了政策文本分析的概念和内涵，提出政策文本研究要发掘文本的“深层结构”及其演变的内在逻辑，要透过文本和话语揭示政策过程中的价值分配和斗争。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政策文本分析与其之外的社会互动，不仅提供了政策文本研究的方法，还为其他研究者拓展了文本研究视野。此外，鲍嵘的《高教政策研究：两种可能的范式》也提到文本分析研究的重要意义。
政策文本分析方法运用的案例可参见日本学者村田忠禧的《从〈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词语变化来看中共十六大的特点》两篇文章，文中通过话语文本的词语出现的频率、词语的继承、变化考察中国政治历史变迁。村田忠禧发现，“通过各种词汇出现频率的变化，不仅可以了解历史变动的情况，也能发现迄今尚未清醒意识到的问题的存在”。[12]这两篇文章展示了公共政策研究中作为话语现象的重要意义，以及文本分析视角和文本分析的重要价值。国内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研究教育政策的案例可参见下一部分的介绍。
（二）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经验研究
1.基于政策理论的政策过程研究
国内的高等教育政策经验性研究为数不多，在此类研究中又以过程研究居多，集中反映在北京大学教育政策经验研究上。研究者们尝试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中国的高等教育政策过程。陈学飞的《理想导向型的政策制定——“985工程”政策过程分析》把我国公共教育政策的制定分为问题导向和理想导向两种类型，文章通过对“985工程”政策的背景、政策过程及问题的分析，得出了“985工程”政策议程先“ 自下而上” 再“自上而下”的建立特点，认为此项政策过程中大学与政府存在积极的合作与互动，且表现出较明显的理想导向的政策制定特征。北京大学2000年后一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也颇有特色，包括：濮岚澜的《中国教育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研究——一个信息互动网络的视角》（2004）；林小英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中的策略空间》（2004）；包海芹的《国家学科基地政策扩散研究》（2006）；程化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制定过程研究》（2006）；茶世俊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渐进变迁研究：1978—2003》（2006）；张国兵的《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过程研究：支持联盟理论的视角》（2006）。不过遗憾的是，有几篇论文因涉及未解密材料被列为保密论文，目前尚不能查看。从这些作者已公开发表文章[13]对其研究也可窥见一斑。
林小英的《中国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策略空间：一个对政策变迁的解释框架》在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演变脉络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中政策系统与政策对象的制约与反制约的上下回应的互动过程，总结出“教育政策过程中的策略空间”的解释框架。程化琴的《有限理性的决策过程——〈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制定过程的实证研究》考察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制度性制约因素及其作用方式。文章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尝试解密决策 “黑箱”，透视理性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状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在高校中建立各种人才培养、课程教学和重点研究基地等，包海芹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她的文章《教育资源配置中的政府与高校——国家学科基地政策案例的分析》通过国家学科基地政策这个案例，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以及政府与高校关系的调整。濮岚澜关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问题选择，在其文章《话语运动与议题建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议程设置分析》和已发布的博士论文提要中，作者认为尽管国家是建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这一议题的主导者，但议题的演化已不完全是国家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由政府有意图主导，媒介市场化改革及更广泛的社会心理氛围共同契合形成的话语运动推动的。她认为中国教育政策议程设置过程是信息在“精英、媒介、大众”行动者网络中的流动消长再生产的互动过程。茶世俊的研究考察了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变迁，把政策变迁方式的决策情景抽象为一种“公地困境”，并在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和发展框架基础上建立了名为“公地困境—理性决策者”的制度变迁方式约束条件分析框架。张国兵则借鉴支持联盟框架理论，考察了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的浪潮式发展的必然性和原因，政策支持联盟的中国特色，研究认为中国的整个政策过程呈“内输入”特点，即由高层决策者启动政策议程，政策制定过程由行政部门推进，政府部门注重政策的宣传和阐释，行政部门是利益平衡的核心。
在研究方法上，这些研究将质的研究引入论文写作，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文献分析和量化分析、质性访谈、案例分析综合应用，并构建跨学科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些实证取向的研究不仅密切关注现实，同时强调研究的理论基础，均紧握真实的政策现象和政策过程做实证的研究和理论的阐释。在对具体高等教育政策过程的研究中，这些研究并没有将西方的理论框架简单移植，而是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具体描述，竭力厘清政策过程和政策变迁中的变量和关系，在丰富复杂的本土情境中理解和解释本国的高等教育政策过程。此外，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近年来的一些硕士论文也有类似努力。
其他从政策科学角度对高等教育政策过程的经验性研究也可零星散见。如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芳的《高等教育政策的创新过程：支持联盟框架的透视》也是利用支持联盟框架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创新过程进行描述。任玉珊运用政策过程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高等学校为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服务行动计划（2004—2007）》进行了分析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卢晓梅的学位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研究——基于混合扫描模型的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决策模式进行了探讨。论文从混合扫描模型的角度将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两种模式结合考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若干相关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没能综合运用混合扫描的决策模式优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政策框架。
2.基于政策理论的政策文本研究
国内的教育政策文本研究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李钢和涂端午的研究。他们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选择特定的教育政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李钢的《话语、文本与国家教育政策分析》将话语作为教育政策分析的基本信息单位，选取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政协委员的提案、教育政策执行阶段的群众来信等大量相关文本进行分析，运用应用信息科学、社会语言学、传播学和文献计量等多学科方法，对我国国家教育政策的话语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从文化变迁角度对中国的教育政策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涂端午的博士论文《政策生产：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宏观图景——基于1979—1998年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定量分析》借鉴相关的政策理论提出了基于政策文本系统的政策生产分析框架，围绕权威、价值、控制三个核心变量，对我国1978年至1998年期间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进行了编码统计和系统分析。与以往其他论文比较，此类教育政策研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均采用国内教育政策研究比较少见的量化研究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在研究中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相互结合，做经验研究的同时也具备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林小英的《教育政策文本的类型及其生产——以民办高校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政策为例》、林小英与陈霜叶合著的《教育政策文本的模糊性和策略性解读——以民办高校学历文凭考试相关政策为例》等论文，从政策学视角和文本分析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政策。对政策文本生产的作者、类型、生产过程、与其他政策文本的关联等要素，以及政策生产状态进行了观察，并分析了政策现实的生产状况对推动政策变迁和政策创新的可能。
这些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政策的经验性研究为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案例支持。虽然在理论构建有所不及，在多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结合上可能还尚显生硬，但这些研究中体现的对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和经验的本土化关怀弥足珍贵，对研究工作的大胆尝试及审慎态度都足以激励和启发后来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者。
3.其他高等教育政策经验研究
除政策科学的研究范式外，也有从其他角度对特定高等教育政策进行的案例研究。华中科技大学胡炳仙的学位论文《重点大学政策：历史演变与未来走向》（2006）就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罗建国的学位论文《我国学位授权政策研究》（2008）以我国学位授权政策为研究对象，介绍和借鉴了国外学位授权政策，并研究了政策选择的文化和价值根源，对我国学位授权政策的政策背景、政策过程、价值选择以及政策效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厦门大学罗晓华的博士学位论文《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研究》（2007）采用历史的视角和比较的视角，围绕是否需要财政投资高等教育、政府财政如何投资于高等教育、政府如何通过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来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三个高等教育财政投资的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资政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回顾，对我国高等教育财政直接投资政策、间接财政投资政策、贫困生的财政资助政策进行了分析，并与国外经验相比照。
当然，以思辨解读进行的高等教育政策分析在当前研究中仍占据一席之地，仅举几例：由袁振国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每年一册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均收录关于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论文，进行思辨研究并提出建议的占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大多数。又如期刊上可见的，马陆亭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5期上的《高等学校办学政策的思考》就在回顾一些高等教育发展政策基础上，指出了隐含其中的矛盾与困惑。通过理论思辨，提出国家要在分类办学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给高等学校办学以明确的指导。孙杰发表在《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的《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内容的问题分析》一文，分析了对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政策体系和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了造成现状的原因，提出了相应对策。其他类似研究在此不一一赘述。
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研究也有思辨研究案例，为数较少。在中国知网“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专栏（1979—2010）中，以“政策文本”为提名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34篇期刊文章。去除重复文献后，教育政策文本研究共有33篇，研究对象主要针对某一类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涉及幼儿园教育政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职业教育政策、民办教育政策、课程政策、高等教育政策，其中高等教育政策的文本研究19篇，研究内容分布较广，包括研究生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办学、招生、考试、学生自治、教师聘任、质量、民办高等教育等方面。如吴开俊发表在《辽宁教育研究》2006年第5期上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高等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广东的高等教育政策演变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本。彭红玉和张应强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上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政策文本与实施效果分析》，从90年代以来规模发展目标、发展方式以及宏观规模管理三方面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政策进行观察，并评析了政策实施的效果。赵恒平和龙婷发表在《理论月刊》2007年第5期上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文本分析》，对60年代以来英国高等教育发展时期四个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政策的作用和特点进行了评析。此外，有些专著中也有对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零星研究。如周光礼的著作《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在谈到中国的学术自由与冲突时，把政策文本看作研究社会干预与学术自由之间关系的一种外在制度的重要依据。这些研究具体政策文本的案例，多采用历史的、思辨的方式，对政策背景、条款进行分析和解读。与从政策科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案例不同，这些文本分析研究在方法上主要是定性的个人思考，没有采用特定的研究范式，更偏向于传统的政策解读。还有一篇与本书研究较相关的文献，是杜瑞军发表在《复旦教育论坛》2007年第2期上的文章《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历史回顾——基于对1949年以来普通高校招生政策文本的分析》。论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回顾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招生政策变迁，认为在不同时期，我国有不同的教育机会分配方式。不过文章不是从政策科学的分析视角展开研究，多以其他研究的量化数据来支持作者的论点，没有采用通常意义的文本分析方法。
（三）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研究
对高等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研究可以称之为“浩如烟海”，遗憾的是，目前还较少见到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进行的系统研究。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基本上都包含在关于教育公平的研究当中。周洪宇的《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一书论述了中国的教育公平探索与实践以及其他世界各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实践。书中对涉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高考、招生、区域差异等问题都进行了思考。冯建军著的《教育公正——政治哲学的视角》和苏君阳著的《公正与教育》都是考察社会公平和教育公正的。冯建军在书中辨析了正义与公平的内涵，探讨了教育公正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构建，分析了教育公正与政府、市场以及人性的关系；苏君阳从公正理论出发，研究了教育领域中与公正有关的问题，认为教育外部问题的核心指向是如何分配教育资源与受教育权利，内部问题的核心关涉如何分配受教育机会。两位作者的见解对研究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具有启发意义。郭彩琴的《教育公平论：西方教育公平理论的哲学考察》侧重于研究当代国外尤其是60—70年代美国的教育公平理论，对当代中国教育公平理论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分析，其中涉及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内容。华桦、蒋瑾著的《教育公平论》对西方教育公平理论和实践进行了研究，书中一章是关于对我国教育公平包括高等教育公平的思考。
综合看来，这些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是在教育公平的框架内展开，突出的是对教育公平共性的思考，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特性缺乏有效见解，参考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公平理论和教育公平理论。在众多研究中，谢维和等人的《中国的教育公平与教育发展：1990—2005年关于教育公平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及其初步证明》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都值得借鉴。研究针对中国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教育公平的状况及其发展所出现的各种新情况与新特点，采用了词频统计、理论减法、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教育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者们认为他们发现了中国教育公平现象中不能为传统教育公平理论完全解释的残余，提出了一个关于教育公平的新的理论假设，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他们的研究对于探讨我国教育公平现状和政策分析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相比之下，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实证研究倒是有不少亮点。李文胜的《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书中比较了不同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和同一时期的不同层次教育的回报率、分析了高等教育的地区和金钱障碍引起的公平问题。作者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分析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进而提出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路径。李文利的著作《从稀缺走向充足：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采用教育学和经济学中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和国际比较的方法，对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经费供求、受教育机会供求及与之相关联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书中通过对城镇居民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李立峰的著作《中国高校招生考试中的区域公平问题研究》对我国不同省区间“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所引发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的、国际比较视角，运用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分析和研究高等教育机会区域分配问题。蒋国河的著作《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借鉴教育社会学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理论与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分析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差异的种种状况及其原因，构建了其形成的因果模型，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公平的一些思考。丁小浩的论文《规模扩大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试图考察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均等化程度是否通过招生规模的扩大得到了改善。文章在实证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状况的基础上，认为90年代，我国城镇居民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均等化程度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经济背景好和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子女有更多地享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趋势。杨东平对部分高校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进行调查研究，他的文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认为，扩招后重点高校中优势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热门专业，农村学生比例明显下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西北大学汪涛的硕士论文《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社会学思考——以社会分层理论为视角》（2009）尝试从社会分层理论的视角对当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均等进行了探讨。
这些实证研究将关注国内和放眼国外相结合，研究内容涵盖教育补偿、区域均衡、性别平等、阶层流动等若干方面，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财政学等学科展开论证的案例均可见，研究视角多样。从研究方法来看，跨学科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占相当的比例。
（四）教育政策公平研究类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目前以教育政策公平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为数不多，如朱金花的《教育公平：政策的视角》（2005）、朱永坤的《教育政策公平性研究》（2008）、刘欣的《由教育政策走向教育公平——我国基础教育政策的公平机制研究》（2008）、许丽英《教育资源配置理论研究——缩小教育差距的政策转向》（2007）等。以高等教育政策公平为研究内容的博士论文有西南大学郑白玲的《特与不特——民族院校招生政策价值取向研究》（2008）、华中师范大学王后雄的《我国高考政策的公平性研究》（2008）、华中科技大学李峻的《我国高考政策变迁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2009）。此外还有几篇硕士论文研究高等教育公平问题与政策的关系，分别是东南大学王蓓的《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公共政策研究》（2008）、复旦大学郁松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中国高等教育政策分析》（2006）、首都师范大学韩继红的《英国〈高等教育的未来〉（2003）政策文本研究——从教育公平性角度》（2004）、厦门大学杨灿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分析》（2006）。
以本书选题较相关的研究观察的多是高考政策的公平性。如李峻的博士论文抓住社会对高考政策公平性争议实为利益之争的实质，从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和利益调整的角度观察我国的高考政策变迁。王后雄的博士论文从教育公平和高考公平的理论和内涵出发，对我国高考分省命题、高校招生分省配额、高考自主招生、高考加分、保送生等各项政策进行梳理，研究了我国高考中的不公平问题。
这些教育政策研究多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相关政策问题，政策文本自身不是其研究对象。此外，高考政策并不能完全涵盖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公平状况的全部政策范畴。目前掌握的资料尚未发现以教育政策文本为对象进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政策公平性” 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
二 文献述评
综上，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现状表现为：
1.借助一定理论和范式进行的研究正在逐渐兴起。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以政策解读为主要方式，从近年的综合情况来看，借助一定理论和范式进行高等教育政策的经验研究呈上升趋势。在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政策的经验研究固然不能告诉我们高等教育政策在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方面“应该是什么样”，却能描绘教育政策在进行社会利益分配“是怎样”的，通过对政策语境的细致考察甚至能告诉我们为何这样。这对于还未成熟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来说是具有一定有意义的。
2.对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政策文本分析和话语研究的较少。政策文本作为承载政策内容的语言符号载体而存在，这种存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语言符号看作语言文字声音、形象和语言意义的统一体。他说，“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一词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14]政策文本除了记录语言文字形象之外，重要的是其所指（signifie）即记录的政策内容。文本研究考察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产物，虽不像过程研究那样可以直接考察政策形成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政策执行、评估过程的状况及政策终结的原因，但是并不可以说政策文本就“遮蔽”了政策背后的历史。历史记录虽“遮蔽”了部分曾经存在的鲜活的社会生活，但以“政策”形式出现的“白纸黑字”也能告诉我们诸多的事实，社会的变迁同样能够在政策文本的变迁得以体现。分析文本的所指可以观察到政策指向、政策的兴趣点和政策变迁。研究者正可以通过考察政策文本，在研究文本所言说的政策内容的基础上，揭示政策活动中传递的隐含信息，解读政策文本的“密码”。
3.近年来以高等教育政策公平性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增多。教育公平问题由两部分情况所致：一是社会环境造成的现有状况的不公平，第二个方面就是社会决策引起的政策性的不公平。几乎所有的公平问题研究，包括教育公平研究都要涉及政策问题。遗憾的是在我们目前的教育公平研究中，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视角进行研究的成果都有出现，但从政策学视角、以政策为对象的教育公平研究却较少，以高等教育政策公平为研究内容的更少。近年来以高等教育政策公平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的案例开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