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9月，正当欧洲经济一体化在稳步推进之时，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却席卷全球，最终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危机对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均造成严重冲击，是欧盟成立以来遭遇到的经济衰退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破坏程度最大的一场经济和金融危机。从2008年第二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连续5个季度负增长，经济收缩幅度均在4％以上，许多经济指标回复到10年前的水平。

为应对金融危机，欧盟及各成员国付出了沉重代价。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被迫实施了规模空前的金融救助和经济刺激计划，其总支出规模相当于欧盟GDP的5％左右。经过一系列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欧洲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开始艰难复苏。然而，由于政府巨额财政透支和微观经济增长乏力，债务问题又接踵而至，欧盟随之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低迷的旋涡中。从2009年10月希腊爆发债务危机开始，到2010年11月和2011年3月，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陷入债务危机。2011年年底，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卷入危机之中，法国发生危机的风险也在上升。进入2012年，西班牙债务融资成本迅速上升，成为危机扩散的另一个风险源。3年多来，债务危机呈现出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边缘小国到核心大国不断深化和蔓延的态势。

虽然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无论从现象、形态，乃至经济影响上，都呈现许多差异，[1]但两场危机本质上是同一场危机。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继续，反映出欧盟内部深层次的矛盾；金融危机是债务危机的序幕，展现了欧洲经济和欧洲一体化制度在外部冲击下的脆弱性。从风险与危机的关系看，金融危机使经济系统中长期存在的风险转移到金融部门，经过政府对金融机构大力施救后，风险并未消失，而是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随着风险在不同部门间转移，危机也呈现不同的特性。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债务危机之所以在欧洲发生，除了欧洲经济长期存在的竞争力低下和内部严重失衡外，更有其特殊原因。这就是欧盟的制度性缺陷（一体化制度对危机应对政策的束缚）。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财政赤字率和债务与GDP比率均较危机发生前明显上升，高债务成为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从欧元区整体看，其债务水平和债务期限结构都要强于美国、日本，[2]但危机最终却发生在欧洲。这说明危机与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安排有着密切联系。

欧洲一体化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滞后”上。即财政一体化滞后于货币一体化，政治一体化滞后于经济一体化。正如德国前副总理约施卡·费希尔所指出的，[3]《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虽然诞生了货币联盟，但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政治联盟至今仍处于空谈阶段。欧元之父蒙代尔也曾说过，欧盟应该是一个财政欧盟、金融欧盟和政治欧盟的组合。现在只有一个联盟，其他两个联盟的要素都是缺失的。

欧盟曾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实践者，引领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早在1958年，旨在创造共同市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就正式成立，并在1992年年底前实现了创建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加速了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内自由流动。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欧洲由区域一体化组织开始向邦联化方向发展。1999年，作为经济一体化象征的欧元问世，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用。随着欧盟6次大规模扩张，27个成员国已经成为拥有5亿多人口，总面积达433万平方公里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经济一体化对欧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推动跨境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以及提升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债务危机严重破坏了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并对欧元的稳定性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都带来巨大的冲击，是欧元启动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为应对危机，各成员国层面和欧盟层面均采取了多种措施。从成员国层面看，为巩固财政基础，各国加大了财政紧缩力度，有效防止了债务规模过快累积。为了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加强财政约束，共同制定了“财政契约”，开始向财政一体化方向迈进。从欧盟层面看，欧盟联合IMF先后出台了应急性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和永久性的欧洲稳定机制（ESM）。在完善危机救助机制的同时，欧央行也通过证券市场回购计划（SMP）和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直接或间接手段缓解了市场压力。但是，财政过度紧缩加剧了经济衰退，导致主权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间的恶性循环在不断固化；欧央行变相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商业银行对其依赖，使各国推进结构改革的动力下降。与此同时，“欧洲2020战略”有效实施仍面临不少困难，债务危机短期内尚难看到尽头。经历了两场危机之后，欧盟愈发认识到，一体化制度的缺陷，只能通过加速推进一体化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任何成员国都承受不起欧盟或欧元解体的代价。

从未来看，欧盟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各种救助措施，有效解决其资金量不足问题，力保不发生流动性危机；二是通过大力度的结构改革提高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以便向市场发出积极的信号，增强投资者信心；三是变危机为推进一体化的重要机遇和动力，在财政一体化方面取得标志性进展，在政治一体化方面达成广泛共识。

本书拟围绕着这两场危机与欧洲经济一体化相互关系展开论述，试图把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作为检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试金石，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在看到欧盟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10年来，一体化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从多角度分析一体化在严重外部冲击下所暴露出来的制度性缺陷。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欧盟危机应对政策和思路，观察和思考危机后的欧盟，展望一体化的未来。

[1]例如，从现象上看，有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之别；从形态上看，有所有成员国同时陷入危机与部分成员国相继陷入危机之别；从经济影响上看，有急剧衰退与温和而持久的衰退之别等。

[2]截至2010年年底，美国公共债务与GDP比率升至94.4％，日本接近200％，而欧元区只有85.3％，且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均为60％—70％。

[3]欧洲基石堪忧，约施卡·费希尔，德国前外交部部长，1998—2005年为德国副总理，曾领导德国绿党将近20年，2011年8月30日，www.project-syndicat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