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超越欧洲范围，开始在东方国家传播，出现了东方民族语言的新版本，如日译本、中译本等。这些新版本的出现，空前扩大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影响范围，尤其是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问世，更是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广泛传播，赢得了最广大的信奉者，并且指导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在这个国家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新中国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从未停止。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特殊地位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始终被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头等重要位置。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各种形式的单行本大量翻译修订出版外，影响最大的有三件事：
一是1956—1985年间出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这是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以来，最为系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汇总。
二是以当今世界最新主流版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以下简称MEGA2）为主要文本依据而进行重新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95年开始，以每年2—3卷的速度陆续出版，预计将在2020年前后基本出齐，整个计划出版60多卷。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跨世纪的出版工程，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为适应新世纪和新的社会实践需要而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在2009年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一个介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之间的、篇幅适中的新版本，兼顾了普及与学术研究的不同需要，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上很有创意。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MEGA2这一最新版本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在其影响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依托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本书打算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与近30多年来在MEGA2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变化与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重新探讨结合起来研究，努力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等不同侧面，去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规律和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是很值得关注的：
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特点
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物质载体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具有多重身份。它既是国家意识形态、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学术研究对象。这多重身份的内在统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既给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同时也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活动，总是和特定的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广泛传播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一种政治需要，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抗压迫、争取解放斗争胜利的实际需要。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的人，始终是少数，也很少有人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看做是学术著作。在中国图书馆编目分类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明确归在政治类书籍中的。直到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在MEGA2这样的以学术研究为编辑宗旨的历史考证版，取代以往的俄文版而成为国际主流版本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身份和学术价值才逐渐得到承认和弘扬，从学术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也才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在当代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身份不是唯一的，它们的编译出版同样不是一种纯学术行为，而是和它们的其他身份、其他功效内在统一的。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出版、研究的最大区别。因此，在我们进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和部分概念范畴演变史的研究时，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特点。
二 传播史研究和概念范畴史研究的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就很有必要从理论源头上探寻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规律和特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历史和经验，这其中也就必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形式、内容，这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但这个重点的研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而是尝试着与部分经典著作中的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表述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因此，本书将以MEGA2为文本资料背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史研究为基础，以马克思恩格斯部分经典著作中的部分核心概念的不同翻译以及翻译基础上的不同理论表述为重点，努力把这三个方面内在地结合起来，力求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史研究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史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研究应该包括中文版的研究。因为前者是源头，是依据，前者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或表现在后者中，它们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一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翻译出版及其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弄清楚各种不同中文版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本依据，分析选择不同文本依据的内外条件和主客观因素；二是清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历史演变，把握它们是怎样随着时代社会实践的需要，从最初的介绍、片段摘译逐渐发展到全译本，进而出现专题集、选集、全集、文集等各种不同版本形式的；三是以MEGA2所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视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文本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翻译和不同理解，探寻它们演变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轨迹，以及它们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不同民族国家传播常常出现不同翻译和不同表达的深层次原因。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本的历史和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翻译理解的变化，目的就是要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版本的历史考证具有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特色。
纵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近百年历史，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的文本依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特定的外部条件和特定的内在需求，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本依据。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文本依据的变化历程，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是以日译本为主要文本依据的阶段，时间大致是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介绍和翻译，绝大多数是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形式以片段摘译为主，中文全译本很少。
第二是英文本、德文本、俄文本、法文本、日文本平分秋色的阶段，时间大致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出现了第一个高潮，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全译本。中文全译本成为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主要传播形式，同时开始出现少量的专题集。
第三是俄文本担当主角的阶段，时间大致是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这个阶段，依据俄文本转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逐渐占据主要份额，俄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在传播形式上，日渐多样化。专题集日益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在扩大，如哲学、军事、文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
第四是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俄文本担当主角的状况虽依然存在，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文本依据也在悄然扩大。新中国建立前已经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中译本，在新中国建立后基本都进行了重新校译。在重新校译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有利条件，更多地参考了德文本、英文本，以及一些新发现、新公布的原始文本，从而使这些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传播形式上，新中国建立后编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虽然它们的主要文本依据仍然是俄文本（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版），但可参考的其他文本、资料比新中国建立前是大大丰富了。而这个阶段新出版的一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专题集，其文本依据则主要是以德文本为主。
第五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始文本逐渐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的主要文本依据。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文本保存管理机构的重新启动和整理编辑出版研究工作的重新开展，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文本的引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有可能在主要依据原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校订或重译工作，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因此也就有了更加准确的中文译本。特别是1975年开始由苏联和东德出版（苏东巨变后由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负责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后，主要依据MEGA2重新编译、修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4卷本，1995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从1995年开始出版第1卷，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20多卷，整个计划是出版60多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2009年12月出版）的相继出版，正是MEGA2在中国影响日益扩大的具体例证。可以说，MEGA2在中国的最大作用或最大价值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文本、参考文本，特别是在注释、说明及附录文献资料方面。被公认为“第一位的主流版本”的MEGA2的相继出版（到2009年已整理出版58卷），不仅推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视野，尤其是在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翻译表述的重新探讨方面。
从时间上看，MEGA2的编辑出版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也许是一种偶然性的历史巧合。但偶然性常常是必然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在笔者看来，MEGA2能够被引进中国，逐渐成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出版的主要文本依据和研究对象这一事实本身，既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思想解放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MEGA2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力证明。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努力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历史追踪和部分核心概念范畴演变的历史溯源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的历史追踪研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具体；另一方面也努力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演变史的研究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历史根基，更具有历史感。
三 部分核心概念范畴不同翻译和表述研究的意义
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概念范畴通常是人类思维的结晶，犹如人类思维网络中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网结。它的形成变化是依托整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如果没有对整个思想文化发展背景的全面了解，是很难准确把握概念范畴本质的。努力探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变化的思想文化根源，把握其来龙去脉，对于重现概念范畴的形成及流变过程，总结其变化规律和特点是很有帮助的。也就是说概念范畴起源和变化的追本溯源和整个人类思想文化演变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两者的对应、观照和互动显然是常态。这是我们进行概念范畴研究必须把握的内容之一。
笔者在以前所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版翻译出版的历史追踪研究中，发现马克思学说的许多核心概念范畴，相对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正是以它们为支柱和骨干，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所以，这些核心概念范畴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根据不同的现实需要、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有些是前人曾经用过的，如实践、异化、生产力等。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这些概念范畴时，则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需要和自己独特的主观诉求，赋予这些概念范畴不同于前人的独特含义。
二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完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首创，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等。
三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些概念范畴（如市民社会、劳动、资本等）的含义或用途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且是有迹可循的、合乎规律的。
以上这三种情况对于研究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中国的翻译和表述，是有启发和帮助的。笔者打算依托MEGA2所提供的新资料和新视角，在充分利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种不同版本及珍贵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回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中国翻译的历史变化过程，以及翻译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理解和表述，并且对这些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和表述从语言源头上做一番文字、理论方面的梳理，努力使我们对这些核心概念范畴的翻译和表述更加准确，更接近本意。
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翻译者那里有不同的翻译，实际上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翻译者对这个概念范畴的不同理解。而这些不同理解又是和翻译者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的人文背景，以及面临的特定任务和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常说“翻译是一种解释”，而这种解释也就必然包含着翻译者的主观理解和主观需求。这一点在翻译界是得到多数人认可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解释也是一种翻译”。这就是说，解释者要尽可能地把原始文本作者的本意及可能包含的其他意思翻译、表达出来，这实际上也是解释主体选择字面文字各种可能含义的主动过程。因为在任何一种解读活动中，解读者都必须就文本所要表达的意思做出某种选择或判断。通常要把“作者想要说的”或“文本对我所意味的”翻译成解读者自己的语言。在这里，解读者并不是文本含义的镜子或接受器，而是有一个主观理解、语义转换及准确表达的复杂过程。有时候，可能是完全理解了，但理解和表达也是各不相同的。现代语义学和解释学理论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启示，对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和不同解释，无疑是有帮助的。
做这样的概念范畴的文字溯源工作，其必要性还在于中西方语言文字（也包括同属西方的语言文字）之间实际存在的许多差异，给中文翻译工作所带来的理解和表达上的各种困难。我们在工作中不难发现，在西方语言文字中，常常是一个词有多种含义，而且这多种含义之间又常有差异，甚至对立和矛盾。而中文词汇中这种情况则不多，通常是一词一义，比较准确。这样的情况就使在西文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选择中文的对应词发生困难。除此之外，西方语言文字的成员众多，英语、德语、法语之间常常既有联系和相似之处，同时又各有自己的特定内容和特殊法则，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原始文本偏偏又不是用一种语言写成的。据有关专家的考证，马克思一生，主要是用德语写作，有时也用英语、法语、拉丁文、西班牙文、希腊语等语言文字写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本，60%是用德文写的，30%是用英文写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就必须面对西方语言的这许多特点，解决它们所带来的各种难题。中西方语言词汇之间的种种差异，常常会使翻译者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选择哪一个中文词汇来表达歧义丰富的西文词汇，不知道如何解决西方不同语言转换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所以也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和误译，从而引起不同翻译和表述上的争议。联想到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发生的一系列争论，大多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某些核心概念范畴（如同一性概念、实践概念等）的不同翻译和表述有关。不同翻译和表述原本属于学术研究范围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学术问题被人为地政治化了，由此而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从这样的经验教训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的历史文字考证以及演变轨迹的追根寻源工作就显得很有必要。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翻译出版历史过程的回顾，还是部分核心概念范畴不同语言含义的对比考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既有历史感，又有理论探讨的深度。通过这个研究过程，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部分核心概念范畴在中国翻译表述的历史进步轨迹，又可以发现这些核心概念范畴的不同翻译和表述是如何与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政治集团的现实需求纠缠在一起，曲折而隐蔽地反映着他们的需要并为他们服务的。学术与政治、历史与逻辑在这里常常是对立统一的，历史过程的回溯和核心概念范畴的考证在这里也常常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这样才能给人历史感和整体感。笔者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能否真正做到，则有待于读者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