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字学

第一节 文字学简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书写形式的一种符号系统，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伟大的汉民族祖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系统——汉字。汉字起源很早，有人追溯到夏代。就甲骨文说，已经有3300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已是很成熟的文字，而并非原始文字，再追溯千年，并非臆测，也就是说，汉字约产生在4000年之前。

一 历史上对汉字的称谓

先秦以前，对汉字的称谓较多，大致有四种：

（一）称“文”

《书·序》：“由是文籍生焉。”陆德明《释文》：“文，字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五年》：“故文，反正为乏。”《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杜预并《注》：“文，字也。”《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也。”邢昺《疏》：“文，字也。”《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朱熹《四书集注》：“文，字也。”

“文”，《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甲骨文作（合4611反）、（合4889）、（合27695）等，象人正立之形，胸部有纹饰（或省）。金文里错画之形逐渐讹变为接近“心”字之形，作（保卣）、（旂鼎）等。故“文”当为“纹身”之“纹”的本字。《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矣。”文身乃先民习俗。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文即文身之文，象人正立形，胸前即刻画之文饰也……文训错画，引申之义也。”关于汉字起源的说法较多，而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是汉字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图画记事，而图画记事所用符号标记正与人体胸部“错画之文饰”具有相似之形，如图1-1、图1-2：

图1-1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图1-2 青海月都柳湾马家窑文化陶器上的符号

部分早期汉字又与这些符号有相近之处，甚至完全相同，或许这些符号真是部分早期汉字的雏形，所以，将汉字称为“文”也合情合理。顾炎武《日知录》：“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传》‘于文，止戈为武’，‘故文，反正为乏’，‘于文，皿虫为蛊’，及《论语》‘史阙文’、《中庸》‘书同文’之类，并不言字。”

（二）称“名”

《周礼·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又《周礼·大行人》：“九岁属瞽史谕书名。”郑玄《注》：“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皇侃《义疏》引郑玄《注》：“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仪礼·聘礼》：“百名以上属于策。”郑玄《注》：“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管子·君臣上》：“书同名，车同轨。”

“名”，《说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甲骨文作（合5118）、（合7269正）等，金文作（召伯簋），为会意字，会夜晚目不能见以口自名之意。后由“自名”义引申出“命名，取名”义。《南宫乎钟》：“兹名曰无昊钟。”陈澧《东塾读书记》：“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故文字谓之名也。”即文字尚未产生之前，用有声语言来称名事物，有了文字，便用文字来称名事物，如此一来，便用“名”来称谓“文字”。

（三）称“书”

《尚书·序》：“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传》：“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陆德明《释文》：“书者，文字。”《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者也。”成玄英《疏》：“书者，文字。”

“书”，《说文》：“书，箸也。从聿，者声。”金文作（格伯簋）、（颂簋）等，本义为书写。王筠《说文句读·聿部》：“书，书写其本义也，因而所写之字谓之书。”

（四）称“文字”

“文字”一词，始见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时所刊立的琅邪刻石（在山东诸城县东南150里处），该刻石有“器械一量，同书文字”一语。后世遂常用“文字”一词来称谓汉字，而且一直沿用至今。它既可以用来指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的整个体系，也可以用来指一个个的汉字。当然，我们今天所指文字不仅仅特指汉字，但是，通常情况下，一般汉字学著作中，仍然用文字称谓汉字。

二 文字学简史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汉字学也不例外，下面就根据历史顺序，分为几个阶段，对汉字研究的历史做一简单的介绍。

（一）先秦时期

汉字是世界上使用寿命最长的文字，迄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对汉字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文字学之萌芽，决在秦以前。”根据文献记载，当时对汉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汉字起源的传说

关于汉字的起源，先秦时流传着“仓颉作书”和汉字起源于结绳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周易》及后来的《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和《淮南子》等古籍上都有记载。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些传说皆不可信。关于这个问题，留待“汉字的起源和构形”一节再做详细讨论。

2.汉字构造的分析

关于汉字结构的分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如：

“夫文，止戈为武。”（《左传·宣公十二年》）

“故文，反正为乏。”（《左传·宣公十五年》）

“于文，皿虫为蛊。”（《左传·昭公元年》）

“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者谓之公。”（《韩非子·五蠹》）

这些对汉字结构的分析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不一定符合汉字结构的本义，有些甚至是借助对文字结构的分析来阐述自己的见解或政治主张，但是，这些做法已经开了分析汉字结构的先河。这类说法，也成了后来文字结构的理论基础。

汉字学传统理论的核心“六书”也出现于先秦。据《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六书”是“六艺”之一，是当时向学生进行教育的一门课程。不过，《周礼》只提出了“六书”之名，没有说明其具体内容。其后汉代郑玄注《周礼》引郑众说：“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说：“《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三家说“六书”皆本《周礼》，除具体名目和顺序稍有差异外，实质并无差别。《周礼》所提“六书”与后来六书理论是否为一回事，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但也提不出否定的证据。考察《周礼》所提“六艺”，“六书”当属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因此，周代已能系统地分析汉字的结构，汉字形体结构的基本理论已初步建立。

3.字书的编纂

《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25—26）亡六篇矣。”又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史籀篇》早已亡佚，今天已无法知其梗概。据班固所说，此书为“史官教学童书”，当属于识字课本。近代以来，关于《史籀篇》的作者和撰成时代，学者们提出过许多看法。但将《史籀篇》视为我国见于著录最早的一部字书已无争议。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有一批字书产生。《说文·叙》：“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汉书·艺文志》：“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将《仓颉》、《爰历》、《博学》合并，总名仍叫《仓颉篇》，这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这三部字书作于秦始皇统一之初，共收字3300个，大体包括了当时的常用字，可以说上承《史籀》，下启《急就》诸篇，影响深远。一方面满足了学童识字的需要，一方面作为当时“书同文字”的范本。

4.汉字形体的规范整理

战国时代，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据《汉书·艺文志》：“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其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人用其私”，正如颜师古注：“各任私意而为字。”秦统一六国后，便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

《史记·秦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说文·叙》：“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的一次系统的规范和整理。这次运动，将秦篆作为正字的标准字体，六国文字异形的历史基本宣告结束。除此之外，秦代还创立了隶书。《汉书·艺文志》：“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说文·叙》也说：“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隶书最初“起于官狱”，因为“施之于徒隶”，故而得名。简约易写的隶书与正规标准的小篆同时并存，说明了秦代规范整理汉字政策的灵活性。

汉字经过秦代的规范整理后，基本上走向定形，为后来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从西周到秦代，尽管汉字学理论还比较模糊，但是若干重要问题都有所涉及，因而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汉字学的萌芽期。

（二）两汉、魏晋时期对汉字的研究

经过周秦时期的萌芽，汉字学在两汉魏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特别是《说文解字》的问世，更是汉字学创立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对汉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古文经的发现

西汉初期，先秦古文已被废弃，隶书已甚通行，官方博士所讲授的儒家经学也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因而无所谓今文、古文之分。《汉书·艺文志》：“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这些书籍都是用战国时代东方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从此就有了今文和古文的区分。古文经除了孔子旧宅壁中书外，还有民间所献，如北平侯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河间献王所得的《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鲁三老所献的《古孝经》等。古文经的发现，严重冲击了当时今文经学家以隶书解经的唯心主义观点，因而引起了今文经学派的严重不满，他们竭力发难古文字和古文经学，正如《说文·叙》所说：“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西汉前期，今文经学占统治地位，五经皆列于学官，而古文经未列于学官，只在民间传授。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开始研究古文经，并建议将古文经列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学派的强烈抵制。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的斗争由此展开。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论争自西汉末始，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前后长达二百余年之久。后来，郑玄等注解群经，走上综合“古”、“今”折中的道路，两派的斗争才宣告结束。在这场论争中，今文经学一直处于优势，古文经学直到东汉时期也没有得到正宗思想的地位。但是，古文经的发现，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让后世目睹了隶书之前汉字的真貌，也知道了汉字形体历经着发展演变这一客观事实。这场论争，也更加促进了汉字学本身的发展。

2.字书的编纂

这一时期的字书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1）继续“秦三仓”的系统

在西汉时期，有许多文字学家从事文字的收集整理工作，如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平帝时扬雄作《训纂篇》。可见，西汉时，在秦之《仓颉》、《爰历》、《博学》三字书之外，又先后出现《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四字书，合在一起，称为“仓颉七篇”。其他字书皆已亡佚，现在仅存《急就篇》一种。东汉时期，班固延续扬雄《训纂》十三章，合一百零二章，作成《续训纂》；和帝时贾鲂作《滂喜篇》。这些都是继续《仓颉》系统发展而来。后来，将秦之《仓颉》、《爰历》、《博学》三书合并为《仓颉篇》定为上卷，将扬雄的《训纂篇》定为中卷，将贾鲂的《滂喜篇》定为下卷，将此三卷统称为“三仓”。

（2）形、音、义合解的《说文解字》系统

东汉时期，许慎在前人字书和六书理论的基础上，撰成了我国汉字学史上的不朽名著《说文解字》。书成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上书于安帝建光元年（121）。全书共分十四卷，分为五百四十部，共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字，每字都做了字形、字音、字义的解释和说明，连同解说共计十三万三千零四十一字。自《说文》开始，字书的编纂改变了过去识字课本式的体例，创造了从字体结构考察字音、字义的新体系。该书体例严谨，博大精深，是一部实用性字书，也是一部系统性论著。段玉裁评价《说文》说：“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恉，薶缊不传于终古矣！”《说文》泽被后世，辉映千古，是汉语文字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著作。

魏晋时期小学类字书编著很多，《隋书·经籍志》载小学类有“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然大多数均亡佚无存。影响较大的，有西晋吕忱的《字林》和南朝梁代顾野王的《玉篇》。

《字林》是承《说文》而编纂的一部字书，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晋有吕忱，更按群典，搜求异字，复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诸部皆依《说文》，《说文》所无者，是忱所益。”《字林》问世后，曾一度与《说文》齐名，广泛流传。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说：“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说文》）；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字林》）。”颜之推将吕忱与许慎相提并论，是将《字林》和《说文》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字林》早已亡佚，现有清人任大椿《字林考逸》八卷，凡一千五百余字；陶方琦辑《字林补逸》一卷，约二百字。两书合辑约相当于原书字数的百分之十五。

《玉篇》撰成于梁大同九年（543），是《说文》之后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字书，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梁朝顾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清代朱彝尊《重刊〈玉篇〉·序》：“顾氏《玉篇》，本诸许氏，稍有升降损益。迨唐上元之末，处士孙强稍增多其字，既而释慧力撰象文，道士钊利正解疑，至宋陈彭年、吴锐、邱雍辈，又重修之，于是广益者众，而《玉篇》又非顾氏之旧矣。”今本《玉篇》已非顾野王原著，是宋代重修，并改名为《大广益会玉篇》。清朝末年，黎庶昌、罗振玉先后于日本发现了《玉篇》残卷，其引证丰富，释义完备，又有顾野王的按语，保存2100余字，仅为原书八分之一，价值弥足珍贵。《玉篇》沿袭《说文》体例，分部排列，只是《玉篇》共分542部，并对《说文》部首、次序进行了重新排列。《玉篇》的解说体例，也与《说文》不同。《玉篇》字头和解释均为楷书，每字下先注明反切，再解释字义，并未分析字的结构。《玉篇》释义部分材料丰富，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和研究水平的字书，在汉字学史、训诂学史和字典编纂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正字石经的镌刻

汉字经过秦代“书同文”的规范发展，隶书字形基本已定形，然而，社会上流传的俗体误字仍然长期存在，因此，东汉末年开始，就有人提倡镌刻石经进行正字。镌刻石经开始于西汉末年王莽之时，然当时所刻石经早佚。现存最早刻立的石经为熹平石经。熹平石经镌刻于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当时书籍主要是竹简、手抄笔录，辗转相传，极易讹误，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针对这种情况，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石经起到了统一书面语言文字的作用，也提高了全社会用字的规范意识。熹平石经只用隶书刻成，是一体石经。魏时曹芳正始二年（241），又刻立了《尚书》、《春秋》、《左传》三部石经。因为每字都用古文、小篆和汉隶三种字体写刻，故称“三体石经”。古文、小篆和隶书三体同步镌刻，相互参校，对于汉字的学习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惜这两处在刻立不久，就受到毁坏，现在仅存一些残石。根据统计，现存残石合计约有2500字。

（三）唐宋对汉字的研究

唐宋时期对汉字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辨正文字“字样”书的编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字的字体从隶书逐渐转变成了楷书。当时地方割据，社会动荡，文字的使用十分混乱，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唐朝建立后，为了纠正这种混乱状况，一系列辨析异俗、匡正讹误、统一字形的“字样”之书相继产生。

字样，即汉字楷书字的样本。颜师古的《字样》是“字样”之书的开创之作。唐太宗贞观年间秘书监颜师古在秘书省刊正经籍，校订字体，辨别讹误、录成样本，以便雠校时作为准绳，当时称之为《颜氏字样》。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字样之书相继问世，如唐代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欧阳融的《经典分毫正字》、唐玄宗的《开元文字音义》、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新加九经字样》等；宋代郭忠恕的《佩觿》、张有的《复古编》、娄机的《广干禄字书》、李从周的《字通》等。

文字辨正的“字样”之学，是适应唐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语文规范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久远的实践意义。

2.对于《说文》的研究

《说文》问世后，深受学者推崇，然经世代流传，产生了不少错误；同时，对《说文》也仅停留在引用和增补阶段，《说文》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尚未开启。直到唐朝，《说文》的整理和研究才得以真正开始，这一时期对《说文》的研究和整理最有贡献者当数李阳冰和徐铉、徐锴二兄弟。宋代楼钥云：“许叔重著《说文解字》垂范千载，李阳冰中兴斯文于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学……至今赖之。”（《复古编·序》）

李阳冰（生卒年不详），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字少温，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徐铉《上〈说文〉表》说：“唐大历（766—779）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今古，自云‘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此言为不妄矣。”又说：“唐大历中，李阳冰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李阳冰以篆学得名，他根据篆学笔法刊定《说文》，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说文》所作的全面整理。周祖谟先生在《李阳冰篆书考》里总结李阳冰刊定许书者，约有三个方面：一是设定笔法，二是别立新解，三是刊定形声。李阳冰刊本今已不传，只有徐铉《说文》校语和徐锴《说文系传·祛妄篇》的一小部分说解，我们可以窥其梗概。自李阳冰刊定《说文》后，曾受到学者的推崇，然自二徐兄弟之后，对李氏又多排诋之词。在我们今天看来，李阳冰刊定《说文》的功绩和所立新义，应该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姚孝遂在《许慎与〈说文解字〉》中指出：“自宋以来，普遍都认为李阳冰擅改《说文》，是《说文》的罪人。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胡朴安先生在《中国文字学史》中也说：“阳冰之说，虽不合于许慎之本书，或文字之原始，而亦有致疑之处，颇与学理相合。”

李阳冰之后，对《说文》做出重大贡献的是广陵二徐——徐铉、徐锴兄弟。徐锴（920—974），字楚金，仕于南唐，卒于南唐亡国前夕（974）。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简称《说文系传》）四十卷，世称“小徐本”。卷一至卷三十为“通释”，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二为“部叙”，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为“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各一卷。凡是徐锴所发明及征引经传者，皆加“臣锴曰”或“臣锴按”以说明。根据周祖谟先生的《徐锴的〈说文〉学》研究，徐锴的《系传》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以许训解古书；二是说明古书的假借；三是说明古今字；四是说明引申义；五是兼举别义；六是辨声误（《问学集》）。《说文系传》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说文》的著作，徐锴也堪称文字学史上全面系统研究《说文》的第一人。

徐铉（917—992），字鼎臣，初仕南唐，后归于宋。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奉诏和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订《说文》，世称“大徐本”。“大徐本”对《说文》的主要贡献是“精加详校”，力求恢复其本来面貌。徐铉等人所作的校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补“漏落”；二是纠正时俗讹变；三是勘正《说文》流传之误。除进行了校订整理外，徐铉等还多有创获之处：一是附益新字，全书共新增402字，附于各部之后，并仿照《说文》对新增字加以解释，分析其结构；二是统一反切，以孙愐《唐韵》反切为据，随字注音，使《说文》之后各家注音得以统一；三是改易分卷，《说文》原书十五卷，徐铉将每卷分为上、下二卷，共为三十卷；四是增加注解，增加的注解一方面是引用李阳冰及弟徐锴之说，另一方面是徐铉等人的新说。

二徐的校订和研究对《说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自宋已降，《说文》之传世者，唯大、小徐二本。因而，二徐对《说文》的研究可以说承前启后，功绩卓著。清代《说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直接得益于二徐。

3.金石学的建立

金石学建立于宋代，是以青铜器及其铭文与石刻为对象的专门学问，是考古学的前身。

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早在汉代即有出土。《说文·叙》：“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但是由于当时出土的青铜器和石刻较少，所以时人重视不够。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县）发现了石鼓文，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才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今原石已佚，仿鼓现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时至宋代，因为盗掘古冢行为日甚，商周铜器不断出土，开始引起了学界的重视，金石之学兴起。金石学的创始之功，当首推刘敞、欧阳修二人。宋代赵明诚说：“盖收藏古物实始于原父（刘敞），而集录前代遗文，亦自文忠公（欧阳修）发之。后来学者稍稍知搜抉奇石，皆二公之力也。”（《金石录》卷十二《谷口铜甬铭跋尾》）刘敞作《先秦古器图》，收录了11器，附有图录、铭文、说赞，属于较早的著录铜器的著作。欧阳修所编《集古录》，则是标志金石学建立的标志性著作。有宋一代，可以说金石学盛极一时。金石学的著作根据内容和体例，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摹写著录器物和铭文的，代表性著作有吕大临的《考古图》和宋徽宗敕撰、王黼编纂的《博古图录》；二是专门考释铭文的，代表性著作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三是专论和跋语，主要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和翟耆年的《籀史》等；四是集录考释文字成果的，如吕大临的《考古图释文》、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等。

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在汉语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保存、传播了一大批古文字资料，为后世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保证；另一方面，开始了对金石文字的全面研究，突破了汉字学主要研究小篆的传统，以出土文献文字为研究对象，加深了人们对汉字发展历史的认识。

据申小龙的观点，中国古代的文字学，大约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说文》之学，正字之学和古文字学。而说文学又分为三个方面，《说文》系字书；对《说文》的校勘、注释和研究；六书理论的研究。从上文所列宋代文字书目表来看，《说文》系字书，以王沫等《类篇》为代表；对《说文》的校勘、注释和研究，以大徐本《说文解字》为代表；正字之学，以《佩麟》、《广干禄字书》为代表；六书学，以郑樵《六书略》为代表；古文字学，以《汗简》、《古文四声韵》为代表。可以说，唐宋所有的文字学类别全都具备。

4.汉字构形理论的研究

自从汉代建立“六书”理论后，除了许慎就乏人问津。徐锴撰《说文系传》对之始有阐发。郑樵是文字学史上“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的人（唐兰《中国文字学》）。他先后撰成《象类书》、《六书证篇》和《六书略》，前二书已佚。他的主要观点都记录在《六书略》中。《六书略》共五卷，郑樵在《六书略·序》中说：“臣旧有《象类》之书，极深研几，尽制作至妙义，奈何小学不传已久，见者不无疑骇。今取《象类》之义，约而归于‘六书’，使天下文字无所逃，而有目者可以尽晓。”《六书略》以“六书”统字，象形收字608个，谐声21810个，指事107个，会意740个，转注372个，假借598个，共计收字24235个。他在每一书下又做了细致的分类，如象形分为“正生、侧生、兼生”三科等。此外，他还将许慎所立540个部首分为“母”、“子”二类，根据“子不能生”的原则，砍掉了二百多个部首，定为330个部首，这是个归并部首的大胆尝试。他将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来研究，无疑是汉字学史上的一大进步。他开辟的“六书学”，对后世的汉字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他的主观臆断之处也不少。

宋人关于汉字构形理论还有一大发明，这就是右文说。王安石著有《字说》一书，该书系统地用表音偏旁解说形声字的字义。“右文说”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安石《字说》的影响。正式创立“右文说”者为王子韶。王子韶，字圣美，北宋熙宁时人。“右文”即形声字的声符。形声结构，一般认为形符（左文）是与字义有关系的，声符（右文）只不过是记音的。而“右文说”却主张“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即形声字的形符只表示类属意义，而字义则在声符。所以右文说是从声符寻求字义的一种学说。沈括《梦溪笔谈》谈论“右文说”，曰：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从这段论说可知“右文说”之梗概。

“右文说”对语言文字的声义关系有所发现，为形声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在汉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必须指出，声符含义只是形声字的一小部分，不能以偏赅全。

（四）元明对汉字的研究

元明时期的汉字学著作数量较多，但质量高的却不多。具体说来，这一时期的汉字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

1.“六书”的研究

宋代郑樵之后，对“六书”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特别是元明两代，出现了许多关于“六书”的著作。如元代有杨桓的《六书统》，戴侗的《六书故》，周伯琦的《六书证讹》，明代赵谦的《六书本义》，魏校的《六书精蕴》，杨慎的《六书索隐》，吴元满的《六书正义》，王应电的《同文备考》，赵宦光的《说文长笺》和《六书长笺》等。这里重点介绍对元明小学家影响较大的戴侗的《六书故》。《六书故》撰成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全书三十三卷，依事类分为数目、天文、地理、人物、动物、植物、工事、杂、疑九部。每类再依偏旁部首、六书分列诸字。前七部分别收列与本部有关的字，七部皆不能收的归杂部，对形体有怀疑的归疑部。每部再按照指事、象形、会意、转注、谐声、假借，分别排列，不能确定的则标出“某”之疑。另外，《六书故》首次提出了“因声求义”。《六书故》的编纂，旨在用六书阐释字义，并创造性地将金文字形引入到六书分析之中。但是，该书理论粗疏，分析研究不够严谨慎重，多见自相矛盾之处。

2.字书的编纂

明代编纂的字书较多，但值得称道的当为梅膺祚的《字汇》和张自烈的《正字通》。《字汇》十四卷，采用笔画检字法，依据开始字形结构特点，将《说文》540部调整为214部，214部的排列又按照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分为十二集，收字多达33179个。《字汇》的注音方式有反切、直音、四声互证、音近某四种，较以前任何一部字书的注音都详明。《字汇》以独创的笔画检字和大胆的部首改革，使传统字书的实用性大大加强，是字典编纂的一大进步。《正字通》十二卷，以《字汇》为蓝本编纂，其分部、笔画检索和编排次第皆与《字汇》相同，甚至可以说是《字汇》的修订本。根据每部所记附增字，12集共增大字357个，注附增小字120个，收字较《字汇》稍多。

（五）清代对汉字学的研究

清代是文字学的振兴时期，是以解经为目的的“文字学”转化为科学的“文字学”。不但《说文》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甲骨文和金石文字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具体说来，清代对汉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说文》的研究

清代，关于《说文》的研究，也大大地兴盛起来，构成了“说文学”。有人甚至把《说文》推崇到了极点。王鸣盛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说文正义》序）这可以代表当时一部分人对《说文》推崇的狂热心理。

清人关于《说文》的著作很多，可以说各方面都涉及了。对《说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校勘和考证《说文》者；

（2）匡正《说文》者；

（3）全面研究《说文》者；

（4）补充订正前辈或同时代著作者。

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所附《引用诸书姓氏录》统计，从清初到清末，研究《说文》并有著述传世者多达203人，研究著作多达千余卷。他在《说文解字诂林·自叙》中谈到清代《说文》研究时说：

丁氏对《说文》研究诸家的简要评价，基本勾勒出了清代《说文》研究的轮廓。在这些众多研究者当中，成就最大的为段、桂、王、朱四家，而以段氏为最。四人的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说文释例》、《说文句读》（王筠），《说文通训定声》（朱骏声），《说文解字义证》（桂馥）。《说文》四大家下文还要谈到，此处不再赘述。

此外，严可均的《说文校议》，张行孚的《说文发疑》等，对研究《说文》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2.金石学的复兴

从宋末到清初，古文字研究转入低谷。这一时期的古器物出土很少，研究者更是寥寥无几。清代乾嘉时期，商周铜器大量出土（据统计，清代出土的古铜器比宋代多10倍以上），古文字资料逐渐丰富，加上朝廷的提倡和小学、经学等相关学科的发达，研究金石之风大盛，金石学进入复兴期。

孙星衍《问学堂集》卷四的《答袁简斋前辈书》里曾说：“经义生于文字，文字本于六书，六书当求之篆籀古文，始知《仓颉》、《尔雅》之本质，于是博稽钟鼎款识及汉人小学之书，而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

“九经三史之疑可得而解”，表明清代学者已经初步认识到了古代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因而尽一切可能进行搜集、著录和研究。清代著录青铜器及其铭文的专书很多。清朝内府所藏古铜器自乾隆十四年起敕编为《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四部巨著，即所谓“西清四鉴”。“西清四鉴”的编成，对金石学的复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四鉴”之后，一些私人收藏铜器也陆续刊印成书。清代著录金文的著作共约三十余种，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仿照宋代《考古图》体例，以记录图形为主并附以铭文和考释者，除了“四鉴”之外，还有以私家藏器编成的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陶斋吉金续录》等；一类是宋代薛尚功《法帖》体例，以考释铭文为主，仅录铭文，不绘器形者，有阮元《积古斋钟鼎款识法帖》、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吴大澄《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和朱善旗《敬吾心室彝器款识》等。清代研究金文的主要学者，有乾嘉时期的钱坫、阮元，道咸时期的徐同柏，同光时期的吴大澄、孙诒让、方浚益、刘心源等人。卓有成绩、贡献最大者，当推孙诒让。

石刻文字方面的著作亦颇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资料汇编，如王昶的《金石萃编》；一类是石刻文编，如顾蔼吉的《隶辨》、邢澍的《金石文字辨异》、赵之谦的《六朝碑别字》等；还有一类是目录及考证性著作，如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孙星衍的《三体石经残字考》等。

清代金石学研究的范围还扩充到钱币、封泥、玺印、玉器、砖瓦等方面。根据相关统计，关于金石学的著作从北宋至清代乾隆以前700年间仅67种，而乾隆以后约200年间却涌现出了906种之多。金石学兴盛由此可见一斑。清代金石文字资料的积累及著录之丰富，为古文字学的分立创造了条件。不少研究金石学的学者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古文字理论和考证方法的探讨上，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古文字学家。清代末年吴大澄、孙诒让等学者的金石等古文字的研究，为古文字学的分立奠定了基础，开启了近代全面研究古文字的先河。

（六）近代以来对汉字的研究

20世纪初期，汉字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汉字学的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汉字学研究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和进步，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古文字学研究

古文字学历史悠久，但一直受到金石学和传统文字学的束缚。随着近代大批甲骨文、金文及古文字材料的发现，国外科学研究方法的输入，古文字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古文字学的创立来说，罗振玉、王国维有创始之功。罗氏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基本形成了一套考释甲骨文字的原则和方法。王氏在《毛公鼎考释·序》中阐明了联系古代制度、文物，从形、音、义的结合上作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的考释古文字的基本方法。但罗振玉、王国维的古文字研究只是科学古文字学的草创阶段。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郭沫若、荣庚、杨树达等对科学古文字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至唐兰、于省吾则奠定了科学古文字学的基础。从这时起，一大批影响巨大的古文字学的通论性著作问世，这些著作对科学古文字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北京大学1934年石印版；齐鲁书社1981年重印版），姜亮夫的《古文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学勤的《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林沄的《古文字学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陈炜湛、唐钰明的《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钊的《古文字学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包括多种古文字资料的汇编，如高明的《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玲璞主编的《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黄德宽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刘志基主编的《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

古文字学有四个分支：甲骨文研究、金文研究、秦系文字研究、战国文字研究，下面分别做一介绍。

（1）甲骨文研究

1899年王懿荣首先发现了甲骨文并开始搜购收藏，此后100多年来，国内外总共发现甲骨大约15万片，单字总数近5000字。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著录和研究之风遂起。1903年，刘鹗将所藏一部分甲骨拓印为《铁云藏龟》一书，这是著录甲骨文的开山之作。次年孙诒让撰成的《契文举例》二卷，是第一部研究考释甲骨文的专著。此后出现了许多甲骨文研究专家，编撰成了许多甲骨文的著录和研究著作。在甲骨文研究专家中，成就最显著者有四人，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被称为“四堂”。

罗振玉甲骨著录方面的著作有：《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等，甲骨研究方面的著作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等。其中《殷墟书契考释》考释了甲骨文单字500余个，对甲骨文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可视为甲骨学的奠基之作。

王国维首创用甲骨文和古典籍合勘来研究商周史的“二重证据法”，这方面的成果主要见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中。王国维在甲骨考释方面的成果，见于《戬寿堂所藏甲骨文字考释》和《观堂集林》中。另外，他在甲骨文断代、断片缀合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绩。

郭沫若在甲骨文收集、著录、分期断代、文字考释、断片缀合等方面成就突出，主要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晚年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十三册，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

董作宾在1933年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述了殷墟甲骨文断代的标准，把殷墟卜辞分为五期，使甲骨文研究走上一个新的阶段。他的著录性著作有《新获卜辞写本》、《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汇编》上中下辑。此外，他还借助甲骨文研究了殷代的天文历法，著有《殷历谱》一书。

四人之后，对甲骨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还有商承祚、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容庚、陈梦家、胡厚宣、徐中舒、张政烺、朱芳圃、孙海波、金祥恒、姚孝遂、李孝定、管燮初、陈炜湛、裘锡圭、李学勤、饶宗颐、王宇信、赵诚、李圃、蔡哲茂等，这些大家在甲骨文的考释、分期断代、补缀、甲骨卜辞的文例、语法、内容以及文字典的编纂和甲骨资料的整理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

（2）金文研究

金文研究的历史要比甲骨文长得多，但直到近代以来，金文研究方法才进一步科学化。这一时期，研究金文的学者常常把金文和甲骨文、小篆等古文字结合起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绩最显著的学者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杨树达、容庚等。罗振玉的贡献主要在对金文资料的大力搜集和刊印上，他在1917年影印成《梦郼草堂吉金图》三卷和《殷文存》二卷，1935年又印成《贞松堂吉金图》三卷，他还先后摹印了《贞松堂集古遗文》十六卷、《补遗》三卷、《续编》三卷、《补续》一卷，晚年又编著了《三代吉金文存》，该书收录金文拓本483件，是最重要的金文汇编，为金文研究者所必备。王国维的主要贡献是在对资料的整理、器物的考证、铭文的考释等方面，其《宋代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收录宋清两代所有有铭文的器物，《毛公鼎考释序》是最早较系统地论述考释古文字原则和方法的论文。郭沫若把金文研究和中国古代史、社会发展史的研究相结合，他的主要研究著作是《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唐兰的《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证》，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容庚的《颂斋吉金图录》、《海外吉金图录》、《西清彝器拾遗》、《商周彝器通考》，于省吾的《双剑誃吉金图录》和《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图录》，陈梦家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西周铜器断代》，管燮初的《西周金文语法研究》。这些著作对金文资料的整理传播和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金文工具书有容庚的《金文编》、《续金文编》，周法高的《金文诂林》，孙稚雏的《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着索引》，张世超等的《金文形义通解》和考古研究所的《新出金文分域简目》问世。金文书著录还有于省吾的《商周金文录遗》、陈梦家的《海外中国铜器目录》、《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徐中舒的《商周金文集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等都很有价值。此外，刘庆柱、段庆洪、冯时主编的《金文文献集成》，是青铜器及铭文的发掘、著录、研究等文献的集大成者，价值非常重大。

（3）秦系文字研究

王国维开始把战国文字分为秦文字和六国文字。其后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把古文字分为四系，即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止于春秋末），六国系文字和秦系文字。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里讲古文字阶段的汉字时把汉字分为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分类方法基本与唐兰相同，并说：“秦系文字指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文字以及小篆。”对秦系文字的说法我们此处采用裘锡圭先生的说法，同时根据它形成独特风格和运用的时间，将秦系文字的上限规定为春秋末战国初，下限推至西汉前期。

目前所见传世和出土的秦系文字资料主要有金文、石刻文字、陶文和简帛文字。

秦国金文，大多数是兵器、权量、虎符上的铭文。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罗振玉的《秦金石刻辞》、容庚的《秦汉金石录》等。

秦石刻文字包括石鼓文、诅楚文、秦刻石三类。在石鼓文方面，郭沫若著有《石鼓文研究》。诅楚文的摹刻本由容庚编入了《古石刻拾零》。对秦刻石的研究有容庚的《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第17期），商承祚的《石刻篆文编》。

秦陶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罗振玉的《秦汉瓦当文字》、袁仲一的《秦代陶文》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的秦代至西汉前期的简牍、帛书出土刊布，主要有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凤凰山汉简、阜阳汉简等。这些简牍、帛书出土以后，相关研究也随之展开，成果较多。

除此而外，秦玺印文字、漆器文字、货币文字等也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袁仲一、刘钰所编《秦文字类编》是重要的秦系文字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视。

（4）战国文字研究

战国文字研究的首创者是王国维。对于战国文字的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逐渐发展成为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除属于金文研究范围的战国铜器铭文研究外，在简册、帛书、石刻、玺印、货币、陶器等文字的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末何琳仪所著《战国文字通论》的出版，更是促进了战国文字的研究，为研究战国文字的纲领性著作。

战国文字的类型较多，主要有金文、玉石文字、简帛文字、货币文字、玺印文字、陶文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战国文字资料大量出土，战国文字的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在文字的考释和理论的探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文字考释方面贡献最突出的是朱德熙、裘锡圭，他们考释的范围涉及战国时期的各种文字类型，方法科学严谨，加上其他一些文字学家的不断探索，一些争论较大、考释歧疑的战国文字有了较为可信的释读。在理论研究方面，汤余惠、何琳仪等学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外，罗福颐《古玺文字编》、《古玺文编》，顾延龙《古陶文孴录》，金祥恒《陶文编》，高明《古陶文汇编》，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张颔《古币文编》、《中山王厝器文字编》等古文字汇编相继出版。近年来大量出土战国简牍的出土刊布，更是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主要包括：新出土资料的整理，如《郭店楚墓竹简》、《九店楚简》、《新蔡葛陵楚墓》、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七）》等；校读和研究新资料的论著，如刘信芳的《郭店楚简〈老子〉解诂》、《简帛五行解诂》、《包山楚简解诂》，李零的《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三篇校读记》，廖名春的《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刘钊的《郭店楚简校释》等；文字研究的编纂，如曾宪通的《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张守中的《郭店楚简文字编》、陈松长的《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李守奎的《楚文字编》、汤余惠的《战国文字编》、施谢捷的《吴越文字汇编》、李守奎等的《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一至五）文字编》等。由此可见，随着大批战国文字资料的出土，战国文字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热点。

2.一般性汉字学研究

除了古文字学的研究之外，近代以来出版了几十种文字学理论著作，这些学者吸收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汉字，力求建立新型汉字学理论体系。由于这些研究并非只专注于古文字，故我们此处称为一般性的汉字学研究。

（1）汉字综合性研究

从内容和理论框架来看，近代以来出版的通论性汉字学著作可以看做是汉字综合性研究成果，类型主要分为三种：

①综合派，即从字形、字音和字义三方面来构思，综合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从形、音、义三个方面来综合研究语言文字，始于清代。第一部“综合派”文字学著作当为刘师培的《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此后陆续出版了此类著作，如何仲英的《新著中国文字学大纲》、贺凯的《中国文字学概要》、马宗霍的《文字学发凡》、张世禄的《中国文字学概要》等。

②形义派，即从字形与字义两方面入手来研究汉字的。1917年北京大学的文字学课程分为二门，由钱玄同讲授《文字学音篇》，由朱宗莱讲授《文字学形义篇》。这种文字学课程的分立，开“形义派”文字学体系之先。20世纪20年代，沈兼士将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文字学课程直接命名为《文字形义学》。其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形义派”的著作，如周兆沅的《文字形义学》、杨树达的《文字形义学》、高亨的《文字形义学概论》等。

③形体派，即着重研究汉字形体结构的。该派代表了汉字学的主流，其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著作主要有尹桐阳的《中国文字来源及变迁》，吕思勉的《中国文字变迁考》，顾实的《中国文字学》，胡朴安的《文字学ABC》，蒋善国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容庚的《中国文字学形篇》，戴增元的《文字学初步》，傅介石的《中国文字学纲要》，杨树达的《中国文字学概要》等。后期著作主要有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梁东汉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蒋善国的《汉字形体学》、《汉字的组成和性质》、《汉字学》，殷焕先的《汉字三论》，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王凤阳的《汉字学》，詹鄞鑫的《汉字说略》，王辉的《汉字的起源及其演变》等。

（2）汉字专题性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传统语言文字学向现代科学的语言文字学的转变、过渡，汉字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其研究领域深入到汉字的各个方面，出现了许多汉字学家，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汉字理论专著和论文。

有研究汉字起源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吴贯因的《中国文字之起源》（《庸言》第1卷1913年第14期）；梁启超的《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起源》（《东方杂志》第18卷1921年第21期）；丁山的《汉字起源考》（《语历所周刊》第4集1928年第44、45期合刊）；郭沫若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3期）；于省吾的《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裘锡圭的《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李学勤的《文字起源研究的新视野》（《中国文物报》1998年9月30日）等。

有研究汉字形体发展演变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郑诵先的《各种书体源流浅说》、启功的《古代字体论稿》、赵平安的《隶变研究》、刘志基的《汉字体态论》等。

有研究汉字性质的，主要成果早期有徐银来的《中国文字的特性》（《夜光》1卷1931年第2期）；姜亮夫的《中国文字的特色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青年界》4卷1933年第2期，等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字性质问题一度成为了汉字学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见解，1988年出版的《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录了许多探讨汉字性质的论文，代表了学界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有研究汉字结构的，近代以来，关于汉字构造理论研究的，主要有唐兰、陈梦家、裘锡圭提出的“三书说”，詹鄞鑫提出的“新六书说”以及王宁在《汉字构形学讲座》中提出的11种汉字构形模式等。

有研究汉字学历史的，主要成果有胡朴安的《中国文字学史》，黄德宽、陈秉新的《汉语文字学史》，孙钧锡的《中国汉字学史》等。

有研究《说文解字》的，主要研究成果有马叙伦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丁福保的《说文解字诂林》、陆宗达的《说文解字通论》、张舜徽的《说文解字约注》、蒋善国的《说文解字讲稿》等，董莲池主编的《说文解字研究文献集成》（分现当代卷和古代卷）更是《说文》研究文献的集大成者。

此外，学者们还在汉字文化、汉字改革、汉字心理、汉字哲学等许多汉字相关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